十七、特别犯人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来10:35)

　　富春江水库工地撤销后，振庆和犯人们被调到乔司劳改场。这里属于杭嘉湖平原，本是全国着名的鱼米之乡。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1959-1961)，犯人们开始还有蕃薯干饭吃，情形总算比在富春江时要稍好一些，因为在富春江建发电厂的工地附近，连野菜也找不到。然而，极度的饥饿还是很快就临到了。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看守犯人的队长自己也吃一些野菜，何况犯人们呢！当时饿死的约有一半以上[注1]。犯人们被组织去挖野菜，到了晚上大家就分开吃。有时挖来刺柴的根(荆棘的一种)，晒干后，到畜牧场磨成粉吃，大便就秘塞了。无奈，犯人们就相互抠出来。因着饥饿，犯人们几乎见什么吃什么：癞蛤蟆、昆虫、小鱼、泥鳅，只要能抓到手，都统统塞进嘴里。

　　振庆没有吃这些东西，他只拔地上的野菜吃，有时实在饿得不行了，也摘未成熟的南瓜、小桃和稻麦，因他想起大卫在饥饿之时，也吃过他不该吃的陈设饼。未囚前振庆有120来斤的体重，现在只剩80余斤了。

　　中国的“反右倾”斗争在这时开始了。劳改场内的墙上贴起大字报，犯人们也相互检举揭发，小组会议几乎天天举行。犯人是无论如何都要发言的。1962年，国民党主席蒋介石在台湾扬言要反攻大陆的风声，更加添了局势的紧张气氛，看守们对犯人的监督也越发严厉。犯人们的心如同提到了嗓子眼，整天惶惶不可终日，不知何日会招来杀身之祸。一天夜里，一个犯人因惊吓过度，在梦中惊叫起来，立刻就被看守从监房中拖出去，锁上镣铐。

　　每次小组开会，振庆总是不发言，犯人小组长无法说服他，只好向队长报告，队长也不能说服他，就一级级地向中队、大队、场部、武装部反映，这些领导就来找他训话，但振庆还是一声不响[注2]。神的时候没有到，他们都拿他没办法。以后开会，犯人中的学习组长又催逼振庆，要他发言，劳动组长就说：“公鸡不会下蛋，随他算了。”后来就把他放过去了。

　　队长看见这个组征服不了振庆，就把他调到一个从前做过国民党特务的犯人石组长的手下。这石组长在做特务时，受过特别训练，整治人有一套本领。犯人们在他手下，只得服服贴贴地听从他，背后就给他一个绰号，叫“魔鬼组长”。除了各种虐待和欺负之外，石组长还叫振庆干重的甲级工，吃减了量的乙级饭。当这些办法还是行不通时，就叫振庆每次在他们学习的时候站着，直到组长说“时间到了”，才可以停止，否则就要深更半夜地站下去。白天已经饥寒交迫地累了一天，夜里还要这样站下去，实在不是容易的事，但振庆爱主心切，宁可受苦，也不说亏负别人的话，因为要么不说，说了就必定要说些无中生有、捏造的话，叫别人无辜受苦。在那个年代，会陷害别人的，才是积极分子。

　　学习在晚上七点开始，振庆在六点钟就已恭恭敬敬地站好了。犯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惊奇他这个“天外客”。组长再也拿不出什么办法来。这样过了几天，直到有一天，一位队长走过这里，看见别人都在吃饭、休息，振庆却端端正正地站在那里，就问：“这是怎么回事？”振庆告诉了，队长笑了一下，就说：“对你这个人没有办法了。回去吧！”从此，这个欺人从无敌手的石组长，在振庆面前完全服输了。

　　运动的势头一直在加增，队长在开会中也盯住了他，非要他认真“学习”不可。振庆对他说：“报告队长，我在家里早上起来灵修祷告，晚上也读经祷告。以前，我在这里没有时间祷告，现在你们学习开始，我祷告也开始。”队长看着他，心理想发怒，却一时找不出刑罚他的办法。

　　在运动中，犯人每年要写两份“自我检查”报告。对别的犯人来说，这是为自己表白的机会。虽然得着益处的可能微乎其微，但犯人要写得好却不是容易的事。弄得不好反而会带来祸患[注3]，因此免不了要绞尽脑汁。振庆却把这个“自我检查”当作他为主作见证的好机会。他写得很简单：“要求队长给我带铐、禁闭、加刑，因为我的信仰不能改变。”

　　几年来一直是这样。一次，振庆把报告送到大队部，大队长说：“好吧！就照他所说的办吧。”振庆在门外听得真切，就回到监房，打好小包，穿好衣服，准备坐禁闭，但等到深夜，还没有人来叫，他就又脱衣睡下去了。还有一次，振庆把“自我检查”写好，给了犯人广播员[注4]，广播员就把犯人和组长们都集中起来，给他们读振庆写的“自我检查”。他说：“天下没有这样希奇的人。别人都要求减刑，他却要求加刑。”

　　在富春江和振庆曾同住过的童柏安，曾有一段时间又和他在一个组里。有一次，振庆把写好了的“自我检查”放在衬衫口袋里，早晨起来，那份“自我检查”掉在铺上，被童柏安拾到了。他一看，惊得目瞪口呆：别人是想方设法要求减刑，这个胡振庆却要求加刑。别看胡振庆平时劳动认真、待人和气，脸上一直挂着喜乐的笑容，想不到内心却有这么厉害！圣灵的感动进到他的里头----就在那一天，童柏安从心灵深处接受了主耶稣的救恩。不久，他担任了组长，就处处保护振庆。以前，如果吃饭时振庆还没有到，因为他是个老实的基督徒，犯人们就敢把他的饭拿走吃掉，但现在童柏安就不许他们动一下振庆的饭。

　　振庆一直为他的主忠忠心心地作美好的见证。早晨出工时，管工具的犯人把工具拿出来，别人都抢好的，振庆却从不去抢，等别人都拿过了，他才去拿别人剩下的。犯人们为了减刑，在有机会表现自己的地方，总是显出积极的样子，振庆却不去与他们相争，因他知道他们内心的痛苦，所以把可以得队长称赞的机会让给他们。时间久了，队长也看出了他的为人，有时坐在犯人们干活的地上，对着犯人说：“这个胡振庆，样样都好，就是信耶稣不好。

　　队长因为对他行事放心，就叫他去管菜园的苗圃。这个苗圃要供应几百亩地，几十辆小车进进出出地运菜苗，各组组长也要听他的指挥。这是他生活敬虔得外邦人称许的见证。

　　虽然这样，管教人员[注5]和犯人们对他把信仰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心志，还是大大地不满。每次小组给他的鉴定表上都写着：“抗拒到底，顽固不化，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中队、大队的鉴定表上也都这样说。因此，别的中队的队长们也都知道有这么个“顽固不化”的人。当队长们看见他时，就对他说：“胡振庆，你这样下去，是要被枪毙的，你不难过吗？”振庆向他们笑笑说：“把我送到天堂去，不是更好吗？”队长们摇摇头，无话可说，就走开了。振庆也就是在那些日子里，为自已改名叫“胡胜”，因他深知他不是在为自己争战，乃是在为神的国度争战。神要借着他和象他一样无用软弱的人，胜过撒但黑暗的权势。

　　一个软弱瘦小的囚犯，竟有这样令人不可思议的胆量和勇气，是世人无论如何想不通的。这正是神为何用尘土造人的奥秘所在，因神要用软弱的泥土，打败那本来侍立在神面前、有着尊贵地位但却不守本位、被神废弃、属灵气的天使----魔鬼撒但。从前神称赞约伯，鬼魔不服，认为人敬畏神，只是因为得了神的祝福和保护的缘故，所以神容让撒但去试炼约伯。但约伯在鬼魔所兴起的极大的苦难中，仍然敬畏神，没有因苦难弃掉神，神因此得着了荣耀。今天，神照样容让魔鬼苦害这位在人眼中看为软弱的基督徒胡振庆，但鬼魔照样全然失败了。振庆不但愿意受苦，还常常要求加刑，给鬼魔极大的羞辱，好让神在审判这个堕落的、败坏世界的天使时，让它无话可说，羞羞愧愧地下到永刑----硫磺火湖----中去！

　　......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天上再没有它们[魔鬼]的地方了。(启12:2,5,8)

　　[注1：这在劳改营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上海市设在闽北的劳改农场，犯人刚去时(1958年)有二万人，四年后(1962年)已死去了一万一千多。]
　　[注2：政治学习中不发言，叫“无声对抗”，是“思想反动”的表现。当时的情势使敬虔的圣徒十分为难：要发言，则不外乎是歌颂毛泽东、共产党，批判自己并检举揭发(伤害)别人。一般的基督徒往往求主使自己“灵巧象蛇，驯良象鸽子”(太10:16)，讲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来敷衍过去。但发言总是一种试探。有时，主为了保守那些爱他的儿女，就在关键时刻施展他的能手，奇妙地安排一些突发性的任务或事件(例如，雷暴雨引起的困难)，免去试探。]
　　[注3：因为一不小心，例如引用的比喻或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话用得不当，或写的内容不对路，都会把你看成是“含沙射影，有意攻击毛主席和共产党”。]
　　[注4：专门负责传达一个中队里队长的命令。每中队有犯人200名，分20个组。广播员级别比组长大。]
　　[注5：一般的劳改队，除了第一把手(称指导员)，干部中分工管思想改造的叫管教队长，管劳动生产的叫生产队长，管总务的叫事务长。]

十八、他暗暗地保守我

　　我所作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约13:7)

　　当振庆在苦难中，主一直有一句话给他力量：“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忿怒呢？”(诗90:11)。这时，邵罗大姐妹还未去世。振庆未入狱前，常勉励她说：“阿姐啊，你坐着、站着、说话行事、或哭或笑，都是种。你种什么，就收什么。”此时，振庆因想念这位在困苦中度日的忠心姐妹，就想在信中用<诗篇>第九十篇11节这句话去安慰、勉励她。他在明信片上写上这节圣经，又写道：“我得了双胞胎”，意思是有两人(一位即童柏安)因他传福音，已经相信主耶稣了。写好后，在外面又贴上纸，写上别的话。

　　谁知，这封信被队长发现了，并把这事告到杭州中级法院、检察院。很快，振庆的加刑判决书就发到劳改场：

　　“在服刑期间，进行反革命活动，加刑五年。”

　　乔司劳改场当时有规定，犯人逃跑一次，加刑六个月；逃跑两次，加刑一年。象这样“加刑五年”，是没有先例的。

　　那天参加振庆加刑宣判大会的犯人有上万。振庆被反绑着，押到台上，面向会场，狱警用手把他的头压得很低很低。当宣判书宣读到“加刑五年”时，犯人们“轰”地叫了一声，大家都面面相觑：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只有坐监的人才知道“加刑五年”是什么滋味，所以犯人们都非常奇怪。

　　判决后，劳改场特别派一人监视振庆，怕他因此而寻短见。但观察了一段时间后，见他与从前并没有两样，也就不再监视他了。

　　加刑后，振庆对于出狱的事已经绝望。既然不想出来了，心中反而好受了许多。妻子来看他，在短短的相聚时间中，他们俩都蹲着。振庆说：“爱啊！我只配受苦，不配享福，连累你啦！”妻子流着眼泪轻声回答：“不要说了，主知道！”然后，她就匆匆离去，因为时间不允许她久留。

　　振庆表示自己并非犯罪的囚犯，就不肯穿犯人的衣服，队长也无法强迫他。他在家中已穿了两年的一件卡琪布单衣，在劳改场又穿了十二年，每年从九月份穿起，直到第二年五月才脱下。衣服破了，没有可补的布，他就拾犯人扔掉的破鞋，拆开来，把它们一块块地补上去。这件衣服到后来重得实在象件棉衣。

　　局势一直非常紧张，又被加了五年刑，振庆的心思难免波动。他心中一直有一个声音在控告他，说他给罗大写信是乌撒的手(参代上13:9)，因为罗大姐妹本不必他去安慰。因此，他心中的烦恼自然是免不了的。在劳动中，振庆比以往更少说话，但神的安慰却常常临到他。一次，在劳动间隙中，振庆蹲在地上默想，主在他里面说：“雅各是我所爱的”(罗9:13)。他忽然如从梦中惊醒----神使他想起，在中国教会遭逼迫的急难、试炼时刻，那些要保全自己性命的人，都进入属灵的黑暗中；但自己虽身陷囹圄，却蒙神多大的恩惠啊！他的眼泪流下来，在干旱得发白的土地上，成了一滩流泪谷黑圈(参诗84:6)。

　　振庆为自己并无挂虑，但他为家庭的忧虑和担心却不能使他平静。爱灵想念丈夫，在写给他的信中，有一句话：“我的头啊[注1]！我的眼泪谁揩呢？”为此，他伤感了许多日子，然后给妻子回了一信[注2]，说：“我留下平安给你，我所赐的平安不象世人所赐的”(参约14:27)。因监狱犯人写信是没有自由的，振庆的意思是：“主必不丢弃你。”他以此来安慰痛苦中的妻子。后来，他又写一信：“我的爱啊！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参弗5:29)，难道我会把你忘记吗？难道我会把你撇下吗？”这些信是振庆在主前经过多次祷告、蒙主启示才写的，若不然会有加刑、关禁闭的危险。

　　后来，这些信给当时还在大难中的教会许多帮助：当少数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读这些信的时候，圣灵大大地感动他们。听见这些信上的话时，他们常常一同痛哭。主不会错，要他的仆人做他所安排的工。因此，振庆虽然在悲痛中，心灵却从主得着无比的安慰。

　　振庆有时怀疑自己是否因为那一次给罗大姐妹的去信而失去了神的同在。一次，犯人们下午不去劳动，中午时生产队长说：“麻雀在啄刚播下的西瓜籽，有谁肯去管？”主的灵提醒振庆，叫他不可失去这个显示爱的机会，他就答应说：“我去吧！”

　　西瓜苗圃因无人干活，非常寂静，振庆用竹竿驱赶麻雀。圣灵大大充满了他，以至他整个下午眼泪没有间断。在此，振庆与神又有了一次美好的交通。圣灵滋润的同在告诉他，神没有离开他！他就在那里向主献上心愿：

　　求主教我怎样为人，代祷写信传福音；
　　使我一生谨遵你旨，行神眼中看为正！
　　启示我、光照我、引领我、保守我，
　　直到年老发白，把你能力传后代。(参诗71:18)

　　1968年，振庆在乔司改造了七年后，被调往衢州劳改场。刚爬上汽车，神的话又临到了他：“大卫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撒下8:14)他赶紧将头转向车厢角落，免得别人看见他的眼泪。

　　文化大革命的运动(1966-1976)已经开始，衢州劳改场搞得浊浪翻天。谁的大字报写错了，谁就是反革命。许多队长今天斗别人，自己一夜之间也成了被斗的“坏分子”[注3]。每天黑夜，劳改营里的哭喊声、打斗声、口号声，不绝于耳，许多队长都被“靠边站”[注4]。警卫和看守们在晚上要特别训练，几十个人排在一起，拿着枪，口中大喊：“冲啊！杀啊！......”

　　在这样险恶恐怖的日子里，许多人的命是朝不保夕的。振庆心头紧缩，不知道这种日子如何才能度过。刑期被加增，局势更紧张，腹中又饥饿，几乎要把人压碎。振庆因为常流眼泪，走路时总是将草帽前沿压低来遮住眼睛。神的看顾始终没有停止。在一次中午吃饭时，振庆打开饭盒，无意当中向主献上这样一个祷告：“主啊！求你使我比仇敌更有智慧！”(诗119:98)神听了他的祷告，圣灵说不出来的叹息，给了他清楚的印证，他的眼泪成串地掉下来。其实，在这急难悲惨的日子，主更是时时刻刻与他同在。

　　不久，又要写“自我检查”了，他就凭着神给他的智慧，写下来的话既没有改变自己的信仰，又使人无机可乘。队长看了他的检查，竟召集犯人们开会，在会上告诉他们说：“你们今后写检查，也要象胡振庆一样地写。”就这样，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被减刑半年。神有他的时间表，不然，在那“史无前例”[注5]的日子里，振庆若不在劳改营，恐怕在他还没来得及为神作完见证时，就要遭遇不测了。

　　艰难的日子还在继续着。有一次振庆在耙田，因饥饿和疲乏，几乎快要死去。突然，圣灵指示他到一片桃林去。这时，桃子早已过了收获季节，自然已经摘尽了。他听从圣灵的意思，用手拨开叶子，就见叶子下面有几个鲜红可爱的大桃子，那鲜美甘甜的滋味，真使他如置身在伊甸园里一般。这件事给这位苦难中的基督囚犯以极大的安慰。在人看来，象他这样的人，已经被“摘”，不能存在了；但神保守他----这颗初熟的果子----在神的时候还没有到时，一直被奇迹般地保留下来。

　　这事果然显明神的美意：那次的加刑实在有神的许可。振庆后来释放回家的时候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家乡所在的小港公社，惩治人的刑具有二十多种，如老虎凳、坐烧红煤炉、往身体内用气筒打气等等。若不是那次加刑，象他这样两次坐牢、坚持“反动宗教”立场、对基督信仰顽固不放弃的“花岗岩脑袋”，回家来是没有活命希望的。[注6]

　　1969年7月23日的前几天，队长告诉他：“你的刑期满了，可以准备回家了。”但是现在回去，连一件衣服都没有。他就在半夜起来，从棉被上剪下一块，中午时偷偷地缝成一件短袖衫，因为若被发现，便要追究破坏公物的罪，原来在这里，私人的棉被也算是公家的东西。幸亏这事没被发现。振庆到出监队学习了十多天，就被放出来。他回到镇海，先到公安局，再到法院、公社、大队、生产队，一路报到下来。回到家，他向妻子第一句话就说：“爱啊！我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了。”

　　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密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诗27:5)

　　[注1：爱灵姐妹对丈夫的尊称。]
　　[注2：信件都要经过干部检查。一般每月只准发一封信。]
　　[注3：文革期间，毛主席有命令，不得冲击军队，不得冲击劳改营。当时，劳改犯属“死老虎”。对劳改犯来说，劳改营就成为“红色保险箱”，故斗争主要是在劳改营的干部中间进行。当然，整个社会的气氛都还是十分紧张的。当时，劳改犯要面对许多“外调”人员，向他们提供亲友、同事、同学等人的情况。]
　　[注4：到旁边站着，比喻撤职或失去权力。]
　　[注5：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注6：有不少教会领袖，五十年代至文革前，由于惧怕或其它原因，和世界妥协，投靠人，参加了“三自”，结果在文革时都被作为所谓的“牛鬼蛇神”，被批判斗争，甚至丧生。]

十九、世界不配有的人

　　......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来11:37-38)

　　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着。振庆回到家仅仅一个月，红色“台风”(政治迫害)就刮起了，他又被民兵抓了起来。这次抓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大儿子宇光。绑振庆的民兵力气很大，他在振庆跪下后捆绑、收紧绳子的时候，用膝盖狠命地顶住他的腰背，以至振庆头上的汗水如黄豆般地冒出来。押解到半路，遇见宇光的媳妇。她就用衣服擦去公公的汗水，又给他戴好草帽。

　　神给振庆一句话：“网罗破裂，雀鸟逃脱！”(诗124:7)。他就知道这次的难处不会长。母子俩关了几天就放出来了，振庆被关了一个月，再解到大队斗了一场，也就放回来了，但参加公益劳动的任务从此就不停息了[注1]。夏天农忙时去生产队晒稻草，就是别人不要干的活，中午不许休息；冬天农闲时，别人可以休息了，他却被派去挖溪沟，用以农田疏水灌溉。

　　一次，天下着倾盆大雨，没有风，也没有人影，连鸟叫的声音也没有。山峦和田野是灰蒙蒙的一片。振庆却被命令挖溪沟。开头，他咬着牙拼命地挖，但雨下得太大，衣服里外都湿透了，身子冻得瑟瑟发抖。这里无处躲雨，又不能回去，否则批斗会更变本加厉。在这痛苦的时刻，他想起<耶利米哀歌>中的一句话：“我是因耶和华忿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哀3:l)，就向神大哭，雨声和哭声融成一片。天空的云层垂得很低很低，好象要静听这位神的忠仆悲痛哭泣的声音。奇怪，就在振庆这么一场大哭之后，寒冷和伤心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天光从父神的宝座前照进他的心头，无比的温暖驱散了他的悲凉和孤苦。

　　农历十二月的一天早晨，雪下得有一尺多厚，天气很冷，村上的治保(管治安工作的)仍然叫他去挖溪沟。他用冻得发僵的手挖掘石头，把它们从流着寒冷雪水的溪沟中捞上来。这时，一群小孩子穿着厚厚的棉衣，嘻嘻哈哈地在雪地上走去上学。他们一看见他，就跑过来骂道：“他是个反革命！来啊，拿石头打他！”一块块石头向他扔来，但振庆没有躲避，只是用善良的目光看着他们。主保护了他，使石头没有打中他的要害。想不到，此时赞美的歌声在他心中响起：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

　　从前圣灵感动他：“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创2:25)，现在这段经文又发出新的亮光，给他莫大的安慰，因他知道这是为基督受苦，虽然“赤身露体”，但并不羞耻。

　　不论是白日或黑夜，公益劳动完了，还必须写“改造汇报”送到治保那里。等治保看完，说“回去！”才可以回去，不然要站着，仍象等候发落的犯人一般。至于被关、被斗，更是家常便饭。好多日子里，振庆夜晚被关在厕所里，白天就自己拿着凳子，脖子上用细铁丝挂一块木板，上面用大字写着他的“罪状”和“反革命”身份。次数多了，时间久了，那铁丝深深地陷到肉里去了。

　　振庆也有软弱的时候。一天，他知道第二天就要去批斗了，而魔鬼的控告和他自己的灰心，却使他的喉咙象被硬物塞住那么难受，无论怎样祷告都不能脱下。他对妻子说：“爱啊！明天的批斗我担当不住了。”姐妹没有说话，就跪下来和他一同祷告，捆绑撒但。振庆立时就得了释放，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振庆深深知道，这位他忧患中的妻子，实在是神为他安排的。后来，振庆在狱中为失去这样一位属灵上的好同工，悲痛得无法形容。

　　因为在劳改场的十多年里没有读圣经的机会，所以振庆一回到家里，就急忙把大箩筐倒放，上面罩上蓑衣[注2]，里面点上煤油灯，把头伸进去，读圣经。读一会，就放好蚊帐，跪在床上祷告，因为民兵查夜查得很紧，如果知道振庆仍在读圣经，可就是不得了的事。

　　为了防备圣经被抄走，他就将圣经拆开，一小本、一小本地看。一次，一位慈溪的姐妹来他家，振庆刚和家人在读圣经，民兵就冲进来了。他们把圣经拿走，把振庆定罪为“私藏反动宗教书藉”，结果是又一场批斗。批斗完了，他们叫振庆站在当中，大队长问他：“胡振庆！你把枪枝弹药放在哪里？”

　　振庆脱口说：“大队长！你说到哪里去了！我又不是当兵的，哪来的枪枝弹药？我家只有一本手抄本。”这一说，大队长就叫民兵点着汽油灯去振庆家搜查，但手抄本却没有搜到。民兵因找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就在混乱中，从他们家的一本《毛主席语录》上撕去毛泽东像，然后对振庆的妻子说：“你看，你们家多反动，竟敢把主席的像都撕下来！好吧！我们会找你们算帐的！”

　　没曾想，第二天大队还是把振庆放了。振庆离家还有半里路远时，就听见家中哭成一团。这次可说是胡家最为凄厉绝望的哭，因为振庆被陷害为“污蔑伟大领袖”，这可是要枪决或判重刑的。振庆到了家，家人的心才稍宽慰了一些。他叫全家人跪成一圈，领全家人祷告，又将他两岁的大孙子胡明道抱在手中，奉献给主。这一夜振庆没有睡觉，仍然为这件事祷告，直到心中平安得了释放。蒙主怜悯，恶人的杖没有落在义人的头上(诗125:3)，这场灾难被主带过去了。

　　现在振庆的工作，是到小港做公益劳动，挖掘河渠。民兵和他同去，他们空手在后面走，振庆则背着许多工具，腰都被压弯了。民兵对这个“无产阶级的敌人、反革命分子”当然不应该有任何怜悯，否则自己也要被称为“阶级立场”不坚定的人。

　　早在宇光结婚时，因为没有房子，生产队队长就出于同情，借给他半间仓库暂作住房，但这仓库在运动激烈的时候还是被收回去了。不得已，小两口就只得住在家中的猪舍里。等到振庆的第二个儿子圣光要结婚时，连猪舍也没有了。振庆就到山上找来几块废弃的棺材板，叫儿子们锯开，作横梁，用向日葵的杆子作椽子，再用山上的茅草盖一下，权当住舍，自己就住在里面。

　　一次，防疫站的人要验血，叫宇光领着，去找他父亲。医生来到草棚一看，就说：“这里岂是人住的地方？不是弄错了吧？”振庆出来笑着说：“医生啊！这里有神的同在，好得无比呢！”

　　自此，振庆常常对弟兄姐妹说“生活简单，衣履朴素，茅舍陋室，心喜受苦”之类的话，这些话真正应验在了他自己的身上。

　　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太8:20)
　　......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约17:14)

　　[注1：公民自愿参加的无报酬劳动，叫“义务劳动”。劳改犯释放回家，称作“劳改释放分子”，被监督劳动，所以仍然低人一头，日子仍不好过。劳改释放分子被迫参加的无报酬劳动叫“公益劳动”，以“将功赎罪”，不配称为“义务劳动”。
　　[注2：用棕毛制成的披在身上的防雨用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