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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江登兴《中国教会的专制主义危机》
——给国内一位传道人（始发真理论坛）

任不寐

1、江登兴弟兄探求的问题，无疑是中国教会的真问题，尽管他提供的答案可能是有争议的，尽管这个问题并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作者探求真理的勇气无疑是可钦佩的——由于他在教会长期侍奉，他的发言比我这样的“前文化基督徒”更有冲击力。我热盼中国教会能以开放的心态面对这样的自我反省。我愿意认为，这是近年来，中国教会城市化过程中，必然引出的时代性话题。新一代基督徒正在不断涌进教会，他们将带来一些新的观念，并重塑家庭教会的农耕模式和地下格局。一场迟到了50年的教会文化复兴正在到来。一方面，它仍然是那个“本色化”的近代性问题，但另一方面，它已经是“全球化”的后现代问题——中国教会的文化冲突悲壮色彩表现在这个方面，她要在同一时间解决两个时代的问题。当然，象江登兴、朱寻道等这样的年轻一代传道人，他们在神学上以及在各样知识上的长进，还有更长的路要走。然而随着他们的装备成长，可以预料，中国教会的“文化变迁”将会越来越深入，并带来一场中国的宗教维新。

2、但解释教会专制主义的起源，与其在李慎之先生那里寻找答案，不如在圣经那里寻找答案。我与李先生生前多次交往，也有过关于专制主义与基督教的深入对话，感觉李先生整个思维框架仍然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如关于中国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二分法，关于对宗教文化的无神论判断，都存在极大的局限性。第一、李先生秉持的自由主义并不是中年一代知识分子所鼓吹的哈耶克主义，而是胡适的自由主义，但我们知道，胡适的自由主义是从杜威那里转承过来的，而在北美，杜威主义代表了当代社会世俗主义运动对基督教正统信仰的背叛。这种自由主义在当代的教育领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可以视为以现代性的名义祛基督化的罪魁祸首。第二、把中国专制主义定义为“意识形态专制主义”，是另外一个误读。在中国，皇帝从来没有取代过上帝的位置，这是中国文化的自我伪装。否则我们无法理解数不清的对“上帝”的革命。这意味着中国人从来没有因为不相信神转而向人间寻找替代品。事实不是这样的。中国专制主义不是建议在信仰替代品的意识形态上面，而是建立在军事力量和暂时性的利害权衡上面。我们不需要长途跋涉到古代去，只要看看现代中国社会人们顺服权力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就足够了。哈耶克在中国的信徒常用“理性的自负”来解释中国现代极权主义，并把文革作为样板。然而近来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毛与红卫兵之间真实的关系不是上帝与选民的关系，而是互相利用的关系。澄清这两点的重要性在于，中国教会所谓的专制主义现象，主要原因并非根植于所谓文化传统（有这方面的原因），而是根植于信仰的不真与现实的经济人理性。没有真正的信仰，就自以为神，这个伪神因为利益的盘算在政治上必然推行专制主义——专制在经济学上的根据就是实现利益最大化。如果我们看清楚这一点，一方面使我们能超越李先生，为中国专制主义传统寻找到它的无神论根据，而不是相反，把无神论自由主义的理论视为阐述释教会专制主义的根据。这并非门户之见，而是我们能接受的基本真理。另一方面，我们就能更清楚地剥开云山雾罩的意识形态符号，直接触及教会专制主义危机的简单原因。我再说一遍：专制及其顺服，与其说是出于文化上愚昧，不如说是出于生活上的精明。如果没有这样的看见，我们无法为教会摆脱专制主义寻找理性的出路。教会的方向不是摆脱教会专制主义危机进入教会自由主义和谐，而是脱离教会专制主义危机，也脱离教会自由主义和谐，返回圣经（这个问题可以另文专述）。“掠夺埃及”的文化资源讨论神学问题，是可以的，但如果我们拥有圣经上的直接根据，这样面对教会发言也许更有说服力。如果倪柝声无法说服“基督徒知识分子”，李慎之更无法说服“教会”。

3、作者引用倪柝声先生的话说：“在事实上我是与教会合一的，不过教会没有出去，我现在所说的话，就是教会说的话。”（168页）我对这句话感慨万千。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现实问题。我只是盼望，包括我和作者在内，包括所谓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包括各种各样的“教会”代言人，一定要谨慎这种“教会三个代表”的思想。这个代表思想下面无非运行着各种灾民理性，结果就是在反对旧专制主义的同时推行自己的新专制主义，结果就是属灵的暴君以爱的名义扮演着控告者的角色。我不认为所谓专制主义是中国教会的最大危机，因为目前中国教会的实际存在状态，不仅谈不上政教分离，甚至是政教对立。结构性的教会专制主义必然以政教合一为政治前提，没有世俗权力的背景，教会专制主义不可能是政治性的，最多是文化性的和随机性的。中国教会最大的危机在另外一个地方——教会法利赛主义。这种精神正象癌症一样滋长，带着喋喋不休的毅力将从火里拣出的柴再扔回去。

2006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