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最核心的概念就是「上帝」，然而，近代新儒学从熊十力开始，就不断挑战
基督教的上帝观。其实，从前明代的儒家学者与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等对话时，就提
出太极、道、气等概念来互相较量。自明代末年一直到现在，「上帝」是在基督教
与儒学交流时一定要谈的课题。
人格天的课题，不但是形而上的宗教概念，也有实际应用上的价值。面对中国近代
政治发展、社会经济结构改变、道德堕落等问题，我们都会谈到如何使中国文化或
政治得到更新，而这与西方文化的核心概念「上帝」，或人格天，究竟有何关系？

人格天的重要性

　　三年前，香港中文大学温伟耀教授写了一本书， 对牟宗三的「无限智心」（infinitive
mind/heart）作出批判，质疑「无限智心」是否可算为新儒学的最高境界。近代新
儒学第二期的发展，曾出现冯友兰、方东美、梁?溟、贺麟、唐君毅等杰出的学者及
大师；而牟宗三於1995年才过世，算是集大成者（唐君毅较早，1978年即过世），
新儒学第二期的发展到他算告一段落。唐君毅曾写钜作《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
把「天德流行境」定为最高的层次。 该书於1977年定稿。新儒学学者一贯的思想是
否定人格天，不将其放在最高的位置，唐、牟两位新儒家健将的见解具代表性。
　　为何用「无限智心」的概念行不通？温伟耀借用十八世纪的数学家贝斯（Thomas
Bayes）的概念，即简单原则（principle of simplicity），来加以说明。科学哲
学家库因（Thomas Kuhn）认为，任何一个解释万象的科学模式（model），若要正
确的反映出实体，必须符合几个特性（注：简易性simplicity、准确性accuracy、
一致性consistency、果效性fruitfulness、涵盖性 scope），其中之一即是简易性。
温伟耀原是学物理的，他认为「上帝」的概念比「无限智心」更简单，也能更容易、
更准确、更合宜地去解释宇宙万象。这是他的「判教」（佛教用词，是佛教「教相
判释」思想的简称）。
　　可见「人格天」在学术界直到今天仍经得起考验。在科学方面，最近不少科学
家认为，上帝的模式不单能解释宇宙万物现象，更能圆满解答很多进化论不能解释
的课题。美国这十几年来有一智慧设计论（Intelligent Design）运动，提出许多
论文，批判达尔文进化论。这批顶尖的科学家倡导，「某些生物或宇宙的特徵，其
来源最佳的解释是设计，而不是无指导的自然过程或唯物的机制。」 在哲学方面，
美国哲学家普兰丁加 （Alvin Plantinga） 及英国哲学家史荣本（Richard Swinburne），
都以精密细致的逻辑推论上帝的存在，为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大力辩护。因此无论
从科学、从哲学（包括儒学），「人格天」仍值得思考，对人类社会亦有重大、正
面的意义。
　　1994年，洛杉矶发生著名运动员辛普森（O. J. Simpson）之前妻与其男友的命
案，根据民意调查， 大半民众认为他一定参与犯罪，但在诉讼过程中，这位橄榄球
健将的律师团胜诉，他被判无罪。这案子在美国造成轰动。美国是非常民主的国家，
法律相当健全，司法十分独立，但仍很难显出公正、公义，以致让人可以钻法律漏
洞，无法将真正的坏人绳之以法。美国的开国元老之一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在草拟宪法时，因深知人性的弱点，曾说：如果宪法不是建立於老百姓真正的敬畏
神，所有的法律都没有用。他引用圣经诗篇一百二十七篇1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
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意
即，若不是神的眷顾，我们所经营的就徒劳无功。所有的法律如果不是建立在比制
度本身更稳固的基础上，或比法律本身更不能受到挑战的权威上，都是很脆弱的。
若只靠制度本身，必定破绽百出。连美国都如此，更不用讲台湾与中国大陆。因此
可见，「人格天」仍是民主政治能成功的极重大关键。

有何可取代人格天？

　　进行宗教比较或对话时，一定要从对方的立场来思考问题。有本《宗教哲学》
的书， 作者阿文德．夏玛（Arvind Sharma）是蒙特娄麦吉尔（McGill）大学的教
授，他研究佛学，因此从佛学的角度来看一些基督教核心的概念。但问题是，我们
是否能提出比人格天更好的概念，而该模式能让人类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层面上
发展得更加完好？这是我对该书提出的挑战。当然，这本书没有谈那么多，只是完
全从理论的层次来谈，其中包括神的概念。很多人看佛教是唯心论。西方将认识论
主要归为两大类，「实在论」与「唯心论」。「唯心论」主要是透过你的「心」或
「思想」来肯定实在。有人问释迦牟尼，你是人、是神、还是魔？释迦回答，他不
是人、不是神、也不是魔；在他的反省中，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法」。
唐君毅提出「九重境界」的看法，他认为最高为儒家的境界，天德流行境；其次为
佛家的境界，我法二空境，不但我空，法也空。对佛教来说，最重要的终极实体
（ultimate reality），第一是「空」，或是无、法，这比「我」（self-identity）
更重要。因此，「上帝是否有位格」这个提问对佛教来说没有意义，因为他们对
「位格」（person）的课题基本不感兴趣。释迦牟尼曾与他的弟子法加利有一段对
话，「谁见到性灵的法，就是见到我；谁见到我，就是见到性灵的法。」「见法者
即见我，见我者即见法。」 最后他自己就成了佛教的「大法」（principle或way）。

　　最近武汉大学宫哲兵教授写了一篇文章「道：对道路神的祭祀」。 许多人会问，
道德经的「道」是否有位格？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有神的，还是无神的？是自
然主义（naturalism）还是超自然主义（supernaturalism）？根据宫哲兵考证，在
汉朝之前，「道」有个意思，叫「道路神祭祀」，即道路上的神明，其实是有神的
意味，有位格性、人格性。由此我们可以找到与基督教会通的媒介。
　　因此，无论从儒学、道学与基督教对话，都会碰到「道」或「天」是否有位格
的问题。新儒家直到牟宗三，一直要把人格天的因素挪开，但若客观、严肃地去面
对中国早期的传统，不得不承认，人格天仍在中国的传统中，在上古殷商的时代有
迹可寻。
去年夏威夷大学的成中英教授七十岁，有本论文集为庆贺他的成就而出版。 他主张，
中国的哲学基本上是「本体诠释学」（ontological hermeneutics），且认为，人
类的文明里面对於「宗教实在（religious reality）」的理解模式大约有四种， 依
成中英看来，中国对「天」的理解，可以开出「位格性」来，也可以开出「无位格
性」来。而他最后接受无位格性的结论，不是基於逻辑的推论，而是基於中国传统
的事实。亦即因自汉朝以后，人格天在中国哲学界不居领导地位，而是非位格的天
在中国传统中独领风骚。其实，连成中英也承认，在中国殷商、周朝的时代，人格
天有很大的地位、很重的份量，只是后来在中国传统的思维里，渐渐失去影响力。
主要的原因是由於传统使然，而不是因为从逻辑推论的结果。由於中国文化没有上
帝特别的启示，位格天的概念才逐渐对中国人无法产生意义，以至中国人要将这概
念从文化传承中铲除。
自汉朝以来，中国所产生种种的社会、政治问题，与中国文化传承将人格天、位格
天、情格天完全抹杀，是有关的。很自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对上天不再有负
责的态度。既没有「上帝终将审判」的概念，人就很容易以为，只要无人发现，或
法律无法制裁，就可胡作非为。
　　佛教的最终境界，不是对最高生命者要有负责的态度，而是关注「修法」，而
这个「法」完全是内在的，修内在的法。故佛教不去面对至高无上的一位，不必对
他有责任。佛教的这种逻辑，对过去中国社会产生的道德规范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早期美国清教徒社会模式

　　早期美国社会有四个要素，首先建教堂、其次建学校、然后建邮局、第四建市
场，而以教会为社区一切活动的中心。五月花的移民即是这样开始发展，他们甚至
先建礼拜堂，再建自己的家，整个社区对上帝的责任感（sense of accountability）
非常之重。早期的美国社会是建立在这样的精神中。因为敬畏神，殷勤劳动，用所
有的资源讨上帝喜欢，故经济蓬勃发展。韦伯（Max Weber）讲了很多这方面的事。
其实，人性基本上是好逸恶劳的，但如果敬畏上帝的心成为驱使他劳动的动机，整
个社会必能愈来愈繁荣。
美国有所谓「复兴史」，而「复兴」的意思，就是让人格天在一个社会发挥最大的
作用，产生灵性的觉醒（spiritual awakening），带来地区的安详、秩序，道德得
到净化，犯罪减到最少，社会安宁进步。有一部影片「改变」（Transformation），
报导好些城市因为灵性的觉醒，整个社会改观。例如，南美洲哥伦比亚的卡里（Cali）
市，是该国第二大城，二十年前是全世界毒枭大首脑的集中地，整个城充满了犯罪、
暴力，每天都有人被杀，强暴、偷窃事件层出不穷。经过十年左右灵性的复兴，很
多人去教会，带来整个社会心灵的净化与道德的提升，甚至到一个地步，周末没有
犯罪事件，令他们非常惊讶。当人提升对上帝的敬畏时，能够发挥极大的道德影响
力，对经济的安定、社会的祥和，所带来的祝福非常之大。
密西根州的大急流市（Grand Rapids），有一间教会名为「正宗荷兰改革宗教会」
（Heritage Netherlands Reformed Congregation），这教会有自己的神学院──
清教徒神学院（Puritan Theological Seminary），会友大部分为荷兰人的后代，把
早期清教徒的精神一直保持直到如今。孩子自小（约上小学后）就参加大人的崇拜
（美国一般教会都有孩童的崇拜），牧师讲道一小时，祷告二十分钟，非常枯燥，
小孩却很安静的参加，都作笔记。他们周日不作别的事，傍晚有晚崇拜，回去还有
家庭礼拜，讨论主日聚会的心得；教会下午另有一个布道性的崇拜。他们的长老会
去挨家探访，看会友有否作礼拜。他们从小明白敬拜上帝何等重要，对他们的家庭
与社会可以带来何等大的祝福。
　　去年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Atlanta）有位黑人尼可斯（Brian Nichols），在
法院杀了法官、法警，在逃亡的过程还杀人。后来他在杜乐特镇（Duluth）绑架了
一名妇女艾许丽（Ashley），她在半夜要求他让她看圣经，读属灵书籍，当她读的
时候，尼可斯即受到感动。到了早上，他让她去接孩子，她出门后报警，而最后尼
可斯愿意弃械投降。尼可斯本来以为自己的人生已经来到尽头，但艾许丽告诉他，
你的余生虽然要在监狱里渡过，但上帝仍爱你，你能活出上帝要你活出的样式，下
半生在监狱里为上帝而活，劝告狱友，痛改前非，好好做人。这是基督教能影响社
会的具体例子。如果一个地方的人都敬畏上帝，即使有人一时软弱行恶，也能让最
可怕的悲剧得到最好的结局。

绝对超越观念对政治的作用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张灏教授，在1990年出版了《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一书，
讲到「绝对超越的观念」对政治有正面的作用。他写道：「在古希伯来宗教里，…
…人可以得救，却永远不能变得像神那样完美无缺。这也就是说，人永远不能神化。
而另一方面，人的堕落性却是无限的，随时可能的。这种『双面性』、『居间性』
的人性观后来为基督教所承袭，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有著极重要的影响。」 很多
中国学者都提出如下问题：中国为何会出现像毛泽东这样的专制者、独裁者，或像
文化大革命之类的悲剧？因为当我们将真正的绝对者从中国的社会里铲除，就很容
易将相对的绝对化。人是活在悖论（paradoxical）里面，就是「有限者」或「相对
者」希望找到且掌握「绝对」。而一旦把真正的绝对挪走了，人就会去制造绝对。
一个社会、传统、文化若没有超越的观念，往往会把相对来取代绝对，所以中国会
有造神运动，导致民族的浩?。
北大的汤一介教授也算相当明白这情形。在第一届国际儒基对话的会议里，他提出
如下的建言：「不过，在面对社会的实况时，我们岂不是也需要一种外在超越的哲
学吗？我认为的确有此需要。从人类社会的角度来看，必须要有外在的超越力量来
限制百姓。」 他所讲的「外在的超越力量」即是上帝。
民主需要建立在真正对上帝的认识和敬畏，也就是要建立在创造论上，因为人人都
有神的形像，有共同的主宰，所以才能有真正的平等，这样才有民主的概念。从救
赎论的角度说，因为人有罪，权力才需要制衡。如今，台湾司法系统仍受行政系统
的压力，检查官受到总检查长的压力，而总检查长则受到总统的压力，所以很难公
正办案。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皆如此，司法不能独立，就会产生许多弊端。

政教关系的三种偏差

　　一般而言，政治与宗教很容易有三种偏差关系：第一，是想用圣经的原则，透
过政治或社会的方法，来达到公义、公平的目标。虽然圣经也谈社会的问题，如经
济的不公、种族歧视等，但重点却是谈神与人的关系。若走上解放神学的路，以为
今天基督徒的责任就是完成社会、政治、经济的目标，而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在这些
事上，就是误解了圣经。
第二，教会完全只探讨、处理有关未来的事、天国的事，与今日社会无关，而对现
今的政经事务完全不参与。这是美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分离主义」的态度，以
致福音派神学家卡尔．亨利（Carl Henry）写了一本很出名的书《现代基要派不安
的良心》， 来驳斥这样的观点。他反对基要主义的基督徒只顾一己讨神喜悦，关在
象牙塔内，认为反正世界非常败坏，我们只需等待上帝的审判，对社会的事不必费
心投入。
第三种是宗教式帝国主义（religious imperialism）。有鉴於过去几年美国的基督
教常被政治绑架，所以腓力普斯（Kevin Phillips）写了《美国的神权主义》， 指
出美国有些过分极端的福音派或基要派，以为可以把他们对圣经的诠释放在所有的
人身上。美国可否成为基督教的国家，以圣经作为立法的标准？其实这乃是某种程
度的政教结合，而这样做，一定会带来很多悲剧。
　　这些偏差在教会历史上都曾出现。不只在基督教里，在其他的宗教亦是如此，
例如回教的「圣战」亦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例子，「阿拉万岁」是恐怖份子引爆炸弹
前的口号！若要用宗教的名义来完成政治的使命，或民族及国家的任务时，必会造
成很大的祸害。

人格天三方面的作用

人格天如何能在社会与政治中发挥正面的作用？以下分三方面来说明。第一，推崇
「人格天」，能让执政的人产生更高的道德意识，即面对至高者的责任感（sense
of moral accountability）。其实，在中国文化里面也出现过这类思想，以前的皇
帝即因知道有更高的裁判者，而不敢任意妄为。台大哲学系傅佩荣教授，对先秦
「天」的概念有深入的研究，他以为在诗经和书经中，「天」具审判者的角色是不
容置疑的。诗经大雅中有一句话可为代表：「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
怀多福，厥德不回。」
　　第二方面，人格天能够提升舆论的道德水平，带来社会制约的作用。今天，中
国提倡和谐社会、「八荣八辱」，若最底层没有对上帝的敬畏，就会沦为口号。已
过世的华人经济学者杨小凯，在名为「基督教与宪政」的演讲中，提及美国尼克森
总统的水门事件，若发生在中国，总统一定不会下台。 这是美国社会的道德水平所
产生的社会制约（social sanction）作用，即使是他同党派的人都不容许他去窃听
反对党的会议录音。这种事在中国则是司空见惯，甚至认为这是保障权力的「正当
手腕」。
　　第三方面，一个社会若要真正进步、和谐，必须知道如何化解其中的冲突。其
实整本圣经就是在讲复和的问题。因此，已过世的杨牧谷博士十九年前写了《复和
神学与教会更新》一书， 为了帮助香港教会面对1997年之后政局的转变。基督教的
信仰最能够帮助人复和，但复和的概念在中国文化中几乎找不到。因为复和必有两
个基础，第一就是爱，第二是救赎。爱即是完全的舍己，而救赎即是为别人的软弱
与过错而完全的付出。现代有一个感人的实际例子。非洲的卢安达非常可怜，不但
贫穷，而且种族、宗教对立，长期内战，互相屠杀，死亡人数上百万。但几年前该
国出现圣灵奇妙的工作，带来属灵的复兴，让原本对立的种族可以复和，为过去的
仇恨互相悔罪，彼此拥抱，医治伤痕。反观台湾，小小的岛上已有许多种族对立的
困境，划分本省、外省、原住民、客家人、福佬人等。至於中国，南方北方、上海
北京、沿海内地、各种种族、城市乡镇等的对立，更不用说。除非我们有真正的爱，
才会有真正的包容，然后才会有真正的复和。这样，中华民族才会有光明的远景。

　　最近十年全世界论坛都经常在谈杭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
无论是宗教、种族、地域的意识所产生的冲突，总是需要复和（reconciliation），
所有的冲突都要循这条路来解决，而没有比这条路更美、更正碓、更健康。透过复
和，才能谈全球伦理，就是孔汉斯（Hans Kung）所倡导的。全球伦理的说法虽很流
行，但它的基础在哪里？面对危机的时候，它有没有解决之道？
　　中国人此时若能回头正视「人格天」课题，虚心面对中国商周时期的百姓所敬
拜的上帝或天，这将是全民族的福祉，也必可为全人类带来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