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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玉出家前后
——上川岛书简之三

任不寐

尊敬的方舟弟兄平安！

一周前看到你的短信问讯，心中充满了感谢。你是我在大陆最牵念的朋友之一，牵念朋友的人同样被朋友牵念就是一种福份了。我想我能理解你劝阻我“学成回国”的理由，一句“人肉筵席”的评论将你我内心多年和中国的“爱情”都道尽了；在欧洲那边，另外一个从这“人肉筵席”九死一生地挣扎出来的姐妹也多次告诉我：她真的、真的很害怕中国人，因为“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鲁迅精神”就这样坚定地活在我们心中，这也许是中国基督徒独特的精神现象。玛拉的苦水已经变甜了，这是我们完全知道和亲身经历过的；但那里的苦水或内外加强的苦毒追逐着我们来到了迦南。不过我们最大的安慰不是别的，我们的信仰独特之处恰恰也是一种“筵席文化”——那旷野里的筵席彻底解构了“人肉筵席”，乃是因为神的儿子将自己摆在祭坛上息了冤仇：“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鲁迅”们无论如何颠覆不了那“人肉筵席”，你我无论怎样“鲁迅”，我们都站在那“人肉筵席”的大厅里，挥动着不同的刀叉，以否定性绝望的方式生活在置身室外的自义中。我们越是“鲁迅”，越是借着否定张扬着与“他们中国”不同，我们就离“中国”越近——因为否定邻居以自我荣耀，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原则或未能缔结的社会契约。鲁讯是一种文学否定，如同东方宗教是一种哲学否定。否定之否定，如吃人之吃人，其越彻底，否定的对象越大，越与被否定的对象合一。这否定性监狱或筵席，只能等到那一天，它的门从外边被打开。

不知道你是否看过《六福客栈》这部电影：英国的女传教士格拉蒂丝（Gladys Ay lward）经过千山万水克服重重困难来到中国，她并非不知道这里摆放着什么样的筵席。作为中国人，我这样的基督徒有比她更多的理由争取回到中国去。也许我们自己都会觉得奇怪：人千方百计地与他人、族人相分别，神却宁愿与罪人同席，甚至为罪人死。就这一点，基督信仰就真的是这地上独一无二的福音了。

没有信仰的人自然象野兽一样生活着。这些年来，越来越密集的信息使我们确实相信：那里几乎没有任何灵性的追求，直立行走成为神的儿女唯一的生物学特征；狡猾和更大的攻击性构成人对动物的否定性，但麻木将“灵长类”直接贬低到畜棚之中。生命没有任何指望也没有任何尊严，彼此践踏和口腹的快乐成为文化的全部内容。面对这种局面，残存的灵性向两个方向变异：

第一是“鲁迅式逃遁”。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延续着鲁迅的事业。在这方面，鲁迅、胡适，毛泽东，以及什么“著名异议作家们”，没有任何区别。一个民族的文化精英根本不把上帝或真理作为服务目标，而仅仅把“公共领域”或公众视为上帝；而这样做的目的，第一是“在野”与“在朝”之间的利益嫉妒，第二则是通过讨好公众兑换名利。这是人类历史极其独特的文化现象，一个民族的文化精英阶层，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民族的哲学家和先知，而是最世俗、甚至最敌视真理的文字商人。他们不是为生活提供精神，而是将精神卖给生活。他们不是为真理提供见证，而是将生活上升为真理。在这种意义上，“公共知识分子”无非是一群文化小丑——这里，小丑主要不是一个道德论断，我是指那种职业——因为换取街头的赏钱只能通过“耍把式”等低级表演（或美其曰“常识”）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中国被称为作家和学者的群体里面，你不可能找到一点纯粹精神上的东西，他们也从来没有贡献过一部象样的文学作品或学术专著。他们没有小说的能力，更没有哲学的能力；在某些领域，除了迷信以外，更对神学完全无知。一方面因为好吃懒做，急功近利，另一方面则因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道德愚蠢。中国“思想家”唯一的存在方式是和人民及掌权者以不同方式行淫，包括以否定的姿势——其中意见领袖和为人民代言之类的异情或自我感动，与其说指向公义，不如说每一个字在“公义”义演之后，都迫不及待地伸手要“钱”：首先是“我公义”，最后是“我该名利双收”。这样一来，鲁迅式的“思想型随笔”或“杂文性学术”，以及近年来文必插图表的学院派的僵尸般、幕僚或会计层面的流水帐，成为顶尖的文化口红。在这些不同政治立场的赵本山余秋雨及文化“超女”中间，只能由王朔和高行健分别代表着中国文学最成熟的两极。值得庆幸的是，有“一个半”作家可以视为汉语写作中真正的明灯：半个是沈从文，一个就是海子。沈从文很快就自生自灭了，因为“边城”毕竟离长安城太近。所有，唯一站在中国文化的顶点的就剩下海子了。海子代表了中国心灵的绝对高度，也代表着中国文学的绝对高度，象形文字从诗经楚辞以来，从未获得这样的荣耀。在属灵方面，海子对人与动物、世界之间的不同根据有着充分的敏感，这一敏感使他将象形文字在他的世界里到处点燃，他想在这片片星光里面看见生命的意义。但这光不够强烈，当最后的火柴熄灭之后，海子将自己点燃了，堆放在古老长城和现代铁路在山海关的交叉路口上。在不信的世界，作家唯一真实的归属就是自杀——如果你有足够的诚实，死亡就是生命唯一的意义，而这一看见使生命的意义缩短或提升为一种死亡仪式。在他的尸体上边，放着一本打开的圣经。海子的遗体在铁轨两边一分为二，一头是灵魂，一头是肉体。这是远东的耶路撒冷的圣殿，一个极其特别的城市符号：这城分为内外两层，分别为神圣和世俗，但中间却被一道围墙绝对地分开了。海子的世界如同犹太人的世界，无法找到一种力量将灵和肉、神性与人性，天国与世界连接起来，身首异处就成为基督以外世界的文化归宿。这两造之间，海子是中间的哭墙，又被扯为两截。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海子是诺斯替主义在太平洋西岸抛下的尸体。他并没有真正把圣经打开，因为穿越《瓦尔登湖》、《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的道路，根本不是通往圣经的道路。正是从青臧高原上去下来的那条否定性的道路上，圣经构成对对海子最后的绝对的否定。“圣书上卷是我的翅膀，无比明亮/有时像一个阴沉沉的今天/圣书下卷肮脏而快乐/当然也是我受伤的翅膀/┉┉/我空荡荡的大地和天空/是上卷和下卷合成一本的圣书，是我重又劈开的肢体（《黎明》）。显然，海子的朋友和同胞根本不能将海子之死对象化，因为他们在哭墙的这一端根本看不见海子面向圣书的表情，更看不见他被劈开的另一半肢体。海子在德令哈听不见父亲的呼喊，姐姐成为父亲的替身，这是东方文学的永恒主题。他寻找那声音，却找不到出口，或者说，海子从远方归来只能将自己当成最后的出口撞了进去。海子以后中国再没有作家了，文化小丑们象乌鸦一样纷纷扬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永远不要忘记，在山海关两侧，铺张着世界上最低俗、最彻底、最狂妄、最无知、信徒最广、最虚无、最实用、最相对主义的无神论。

第二条道路上，这几天站着陈晓旭。“黛玉出家”的消息使我感慨万端。一方面，她说明残存的灵性在中国已经怎样的忍无可忍，而中国心灵的动物状态怎样在“崛起”中无以复加；另一方面，在鲁迅对心灵的绝对奴役之下，心灵从未得到过真正的安慰。在“黛玉出家”以前，中国古典音乐和道观佛寺代表着这种绝望和否定性的安慰。你可能已经把赞美诗与《二泉映月》们作过对比，当我这样对比的时候，我知道中国几千年来灵魂的追寻是怎样通过《二泉映月》释放出来的。在那世界里根本没有出路，而是在四面哭墙或“十面埋伏”之内无限循环地歌哭；《二泉映月》不是别的，是找不到上帝的中国的千年抽泣，是面向姐姐在撒娇，也是姐姐们真正的伤心欲绝。其中“狂欢”型的文艺不过是伪狂欢，比哭更难看或“笑象哭似的”的牛二式庄老（“流行歌曲”是两者的现代形式）。从“春江花月夜”到“姑苏春晓”，与其说是伪饰，不如说无奈。“黛玉”无疑试图克服这种命运，所以李娜在她前头宣告了自己的自由：“不是出家，而是归家”。当陈晓旭说佛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哲学的时候，我觉得“黛玉”的确了解佛学的真谛。“黛玉出家”是中国心灵对动物状态的无声抗议，是心灵的自我解放，是对“崛起”中完全堕落、集体沦亡、全局败坏、穷奢极欲的告别。在“黛玉”的背后——请原谅我用路德一样的口吻来这样“论断”——那一切的文化符号，猪一样的兴奋与狼一样的倾压，娼妓一样的淫乱和嗜血般的名利欲，一切本是粪土又归于粪土。这粪土里会射出几只冷剑，象当年的法老怎样追赶以色列人。比如试图谈论陈晓旭的财产婚姻甚至健康状况，以期找到“出家的动机”。这就是中国的“文学批评”。除了“动机”以外，他们对灵魂上的事一无所知。这里的灵魂是这样构成的：秦香莲是文学的灵魂，焦大是政论的灵魂，“邻家阿二”是思想的灵魂；而“吃饼得饱”和“人上人”是一切灵魂的灵魂。“黛玉出家”将这堕落的灵魂驱逐出去，她有真的绝望在里面，陈晓旭因此与众不同。“黛玉出家”最具有解放意义的地方在这里，她把中国的伪上帝，象垃圾一样倒在为此斗得不可开交的人们脚前，然后飘然而去。望着这“美丽的倩影”，除了一点担心以外，更多是祝福。我愿意把这点担心写在这里：哲学毕竟不是信仰，哲学连带着世界，因此具有出世的否定性自义和合世（与世界合一）的肯定性跌落。这一点担心经过惠能可以看见梁武帝，或者通过高原返回菩提树下。我不知道为什么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不向佛学寻找灵感，因为后者在数千年前就实现了主体对客体的完全征服和自我征服。“黛玉”的“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换算为德里达（J. Jacques Derrida）的“infinitely-other”。对中心的脱离（decenter）如今更充分地体现在对“位格”的否定。在这种情况下，贾府和黛玉的界限也彻底消失了，但又互相否定、互相照耀、互相确证。在这里，自由玩耍（free play）取代上帝，也取代了自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其”为假上帝，在后现代的夜幕掩盖下返回人间——肉身成道，道成肉身。

请原谅我将话题扯这么远。我盼望上面的话题也是我代祷的一部分。这祈祷性质的写作完全可以对两个伪问题视而不见：第一是所谓“读者是否高兴”，第二是否“自我指认”。臣服前者的作者根本不配写作更不配谈论写作，那以实用为目的的写作生产了太多的垃圾，“交换价值”不知希腊，更罔论耶稣。承认后者则恰恰是基督徒写作的提中之意和区别所在——对于我来说，“我在其中”永远不是逻辑矛盾而正是写作动力之一。

我的结论是，面对“人肉筵席”，基督徒应该是什么的姿态，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在这点上不用我赘言。我从不愿意向伪善的宽和、以及恐惧下的视而不见致敬。我强调的是：那位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的，那位唯一有资格否定这肮脏世界的，却卑微地降生在最象“人肉筵席”的那个城市和那个时代里。没有“横眉冷对”和“浩然之气”，那里更不是寂静的山林， 而是小小的“马槽”。他没有因为忍无可忍这世界的罪恶而绝望自杀，祂为这世界的罪挂在了木头上。在以上所有的逃路中唯一缺少的那种灵性叫爱，而在基督以前，没有人真正认识这个灵性。求我们所信仰的基督今天将力量赐给我们，使我们有能力、有勇气、有智慧、有爱，重新面对那“人肉筵席”，那里的我和每一个灵魂。

“黛玉”已经出家了，你什么时候受洗：）

你的弟兄和朋友：任不寐

2007年3月1日星期四于XXXX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