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豆饼让我想到六十年代初吃过的救济粮，有一次就是豆饼，每口分半斤，因为野菜吃了几个月，豆饼好象比饼干还好吃，大概一下子吃得太多，接下来两三天都便秘。

还有一次是红薯干，这回多一点儿，每人二斤半，晒得太干，又储存太久，吃起来有点发霉的味道，咀嚼起来腮帮子都痛。

最好的一次，是加拿大小麦，子粒比中国产的细小，每人发二斤，都顾不上磨成粉，就煮熟了吃。

当然，社员们能拿那么一点儿，并不是说社队干部们也拿那么点儿，分给我们的吃光了，又吃野菜，过了很久后，党支书家的孩子还从家里偷着带出来送给好朋友吃。

那时候谁是社员，谁是干部很容易认—凡是白白胖胖的肯定是干部及其家属，社员们全都是面黄肌瘦，三根筋支着一个头。

"悲惨世界"?"Oliver Twist"? 嘿嘿，都很稀松平常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