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的影视多一点承担

任不寐

看电影《美丽人生》和《索菲的抉择》让我很感动，因为艺术对苦难的记忆触动了我们仍然敏感却得不到艺术安慰的心灵。10多年来，宫廷戏和“大话经典”垄断了我们的“注意力”，在这种背景下，整个民族的心灵都处于焦虑的等待之中。

《卧虎藏龙》来了。我到现在还不理解它获奖的理由。电影不是杂耍，中国故事也远远不是俊男靓女们翻跟头——中国有更深沉的故事，也许，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这里才存在故事。遗憾的是，我们只看到了好莱坞的“娱乐”和“特技”（好莱坞的精神远远比这丰富得多），这样的艺术鹦鹉降落在流泪的故事的身上的时候，它的羽毛没有任何光泽。在各种渴望身上跳舞，它还不配享受那么高的荣誉。是的，艺术有娱乐价值，但问题是，艺术不仅仅是娱乐，而娱乐也不仅仅是媚俗和献媚。艺术应该是哭声的倾听者，是爱的阐释者。

然后《寻枪》来了，“娱记”们奔走相告：“2002年中国掀起“《寻枪》热”。这部片子唯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故弄玄虚和卖弄镜头，至于“背后的象征意义”、“言外之意”，完全是杨朔式的无病呻吟或故作高深的胡说八道。也许我们的精神世界太枯燥无聊了，因为给定的高度，只有神经质和无意识的反应才是它唯一的“内在自由”？

相对来说，2001年获得夏威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的《紫日》还多少令人安慰。2001年05月25日《长江日报》发表了一篇很不错的影评：中国电影需要一点精神。这说得很到位。当然，《紫日》的意义主要不在“爱国主义教育”这个问题上。它的意义在于说明：“爱比仇恨更有力量”（2001年05月16日 长江日报），在于说明：暴力和战争对人的扭曲和伤害（不再仅仅是宣传“敌人败了，我们胜了”）。导演冯小宁本说：“我是主张唯美的”，但这里的“惟美”有它自己的精神承担。如果缺乏内在的精神力量，“美”就无法承受自身之轻。

　不过与此相关的一则报道乃人寻味：《北京日报》的报道说：《紫日》在北京、天津和上海放映时，有的小学生们看到戴眼镜的日本兵用刺刀对着中国人，竟然爆发出一片笑声来。记者就此事问了导演冯小宁，记者问：“你认为小学生的笑声说明了什么问题？是教育问题吗？”他回答：“那当然。是教育的问题。”当然，冯小宁说得并不错，但问题也不仅仅是教育问题——也有影视传媒的问题。这些年来，有多少传媒在和孩子们一起记忆苦难，自我反省呢？

也许问题也在教育——不过不是首先教育孩子，而是教育“导演”。如果说中国的足球还不是足球的话，中国的“导演”导的还不是电影。

（2002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