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后1509年，加尔文出生于毕迦的(Picardy)的诺羊(Noyon)城，他的家庭颇受人尊敬而且在当地很有声望。他的父亲期望他能成为神父，所以送他去巴黎大学。后来他去奥尔良(Orleans)攻读法律。他在两个大学里都非常出众。他在古典以及法律方面所受的教育为他日后奠下了深厚坚实的基础，以后当他的兴趣转到神学方面，这些才干更加发挥出来。

　　约在主后1532至1533年间，加尔文有了重生的经历，从此他的一生就有了巨大的改变。他开始对圣经的权威性有了重大的亲身体会。研读神的话语就成了他最渴望的事情。返回巴黎后，他找到一群信徒，他们常在一起研读圣经并祷告。这一恩典对于他日后属灵的事业有着相当重大的影响。这个团契中有一些相当出色的人物，那维瑞(Navarre)的女皇玛格丽特(Margaret)也是其中的一员。这个团契最早是在大约四十年前，当博学多才的李佛瑞(Le Fevre)来到索巴尼(Sorbonne)教神学的时候所开始的。李佛瑞自己是因着阅读圣经才在基督里找到了平安，所以他就聚集了一些人来一同分享主的话语。他教导有关救赎是单单凭着信心，这此路德和慈运理都要早。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的教训，使徒们就是这样地教导，只是因为教会一直教训得救是靠着遵循教会的圣礼，以致于当人们听到这个好消息时，还以为是什么新的教训。藉着李佛瑞的服事，威廉．法瑞(William Farel，另译威廉．法惹勒)重生得救，他后来成了一位著名的福音传道者，并且就是他在主后1536年，说服约翰·加尔文留在日内瓦。主后1521年，由于外面的压迫太大，这个团契的一些主要弟兄，包括李佛瑞和法瑞都被迫逃亡在外。但是团契还是在断续地聚集。当加尔文加入这个团契时，其中一位负责带领的弟兄就是巴黎大学的校长尼克拉斯古普(Nicolas Cop)。主后1533年，古普发表了一篇谈话，他强调福音的观点，并且极力呼吁改革。当局认为加尔文就是这篇讲话的起草人而对他进行通缉，加尔文因此被迫离开巴黎，逃亡到巴色(Basel)的更正教中间。

　　法兰西斯一世(Francis I)在位之时，为着政治的缘故，他宣称法国的更正教是主张无政府主义，所以需要政治的力量加以于管制，以维持法治和社会秩序。加尔文觉得他必须出来为这些被诬告的同胞申辩。主后1536年，他发表了基督教的规章。他有系统地把改革宗的神学表达出来，清楚地让人知晓这绝非任何新潮或是异端的教义，只不过是回归到早期教会的信仰和实践。文件第一次发表之时，他才二十六岁。后来他又不断地加以修改补充，直到主后1559年完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规章。改革运动中没有任何其他的文献可以和加尔文的规章相媲美。直到如今，这一文件在许多方面仍是有相当的价值。因着这一份著作，加尔文在许多其它的国家中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在更正教中间，加尔文仿佛成了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主后1536年，加尔文路经日内瓦，遇见了威廉．法瑞(William Farel)。法瑞极力劝他留下。经过一段内心的挣扎，他相信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就同意留下。他余生除了有三年被放逐之外，均在瑞士度过。

　　日内瓦在名义上成了更正教的地区，这主要是因为寻求政治的自由，并不是在那里的人民对属灵有什么饥渴。其实那城的人以放荡的生活方式而闻名。加尔文确定能在一个地方政府所控制的教会中进行改革。他相信地方政府也是由神设立的机构，但是教会必须在他的责任范围里保持独立。教会有权力开除那些不服管教的人。加尔文甚至起草了一份教规，要求每一个公民遵守。这件事引起当地人们强烈的反感。他们把加尔文和法利一同驱逐出境。加尔文来到施塔施堡 (Strassburg)，在那里渡过了三年。日内瓦的情况愈来愈乱，所以人民又想请加尔文回来重建秩序。因此加尔文这次回来，就有了很强固的地位，他可以开始推动他所欲进行的改革。主后1541年，通过了教会规章来治理教会。在加尔文的制度中长老是中心。当时长老们以及牧师组成宗教法庭，处理有关信仰上的事务，包括把人开除出教会的事也是他们的定规。如果有需要的话，宗教法庭会要求地方政府来强制执行一些处罚。

　　无可置疑的是加尔文处理教会规章的本身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他本来希望教会的成员来选择他们自己的领袖，他并不同意地方政府有那么多的权力，可是因为加尔文本人对于教会和基督徒社区的分野并不是那么清楚，这就难怪他时常弄不清什么程度是在教会的范围之内的权柄。他不但允许、甚至鼓励地方官员插手管理他们原来根本无权过问有关的教会事务。有关瑟维都残暴事件(The Cruel Case of Servetus)就是一个很遗憾的例子，他清楚地披露了加尔文在这方面的错误。瑟维都(Servetus)是西班牙的一个医生，他强烈反对加尔文的神学。主后1553年，他在日内瓦被捕，受审之后被定罪为异端而惨遭烧死。其实这是加尔文与他自己进行的一场真实的考验。加尔文觉得地方政府有权过问教义上的争执，被教会开除还不足以处罚持不同教义的人。这种对异议者非置于死地不可的做法，注定了独裁的悲剧必然要发生。

　　当然加尔文的教导中也有正面可取之处。他的一些好的贡献也是影响深远。日内瓦后来成为世界各国受迫害人逃亡的天堂，像在苏格兰的约翰·劳克斯 (John Knox，另译诺克斯)，他就是深受神给加尔文之亮光的帮助。劳克斯是一个具有坚定品格的属灵伟人，神使用他改变了整个国家，很多人不能与他相提并论。当然苏格兰当时也是预备好了要进入革新。从消极一方面来看，当时的天主教神职人员酒色放荡已经成为公众的羞耻；从积极方面来看，在苏格兰从古老的克勒特教会 (Celtic)也还留下少数非常宝贵的遗传(参阅第九章的基督教在英国)，而且威克李夫的一些苏格兰学生也从牛津带来一些宝贵的祝福，加上劳克斯忠心地把他从神话语中所学到的教会生活的原则应用出来，在传扬神纯正福音上有无可估量的益处，并带下极大的复兴。

　　加尔文的神学有一点是他自己特别着重的乃是依据信徒生命的律来行事。他坚决地主张救恩绝不是如罗马天主教所教导的那样积善才能获得，救恩只有藉着信心方可获得。救恩虽然不是藉着善行而获得，可是救恩却会导致善行。一个信徒生活中有善行就证明他与基督有了重要的关系。一个信徒每天的生活须遵照圣经上神的律法的教导。加尔文非常注重一个人的品格，同时也非常看重教育，约翰劳克斯就是受加尔文的影响而在苏格兰推动教育，这就是为什么日后苏格兰的牧师和宣教士较其它国家有高水准的教育之原因。这个良好品格和良好头脑并重的教导是本乎圣经的一个平衡的看法。这个教导训练出了许多的属灵人，对于圣经有了正确的认识。今日世界各地的信徒都应该为神感谢他们。

　　加尔文系统最大的弱点就是教会和政府相联结。在官方的教会中，每一个成员无可避免地最后退化成为只知道一个信条，而把圣经中教会的基本都失去了的人。如果只想以思想的统一来维持教会的合一，而不注重以拥有属灵生命为合一的根基，教会则已失去教会真正的面目了。加尔文希望借助政府的力量来维持教会教义的纯正，然而绝不可能会有一个非基督徒的权力机构会努力支持一个机构而不会加以控制。当这种控制的影响力愈来愈大的时候，对政府是更容易管制，而对教会而言，就是属灵的自杀。当然我们不要忘记在改革运动期间，政府大多还都是由教内人士组成，所以当年的改革领袖在那种环境中，没有看清楚圣经的教导，也是情有可原的。他不像近代的政府那样——大多已经是反对基督教的世俗政府。不过我们后来会看出神还是保留一些人努力保守教会，使之避免与政治有任何的瓜葛。

　　改革运动最大的成就乃是给人自由去认识神的话语，并且认定圣经必须在基督徒的思想和生活中居首位。即使路德、慈运理、加尔文或是其它人，在实行圣经原则应用在教会生活上并不成功，但是他们激起人们对圣经的尊敬，以及人们自由寻求神的心意，这使以后的人们能够更清楚地走在神为人拣选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