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后1735年，当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在往北去的船上遇见一批莫拉维亚的宣教士之时，他自己一直都在努力藉着宗教的操练以求赢得救赎。但他在莫拉维亚弟兄们身上看到一个对他很陌生的信心和属灵生命的品质。这在约翰·卫斯理寻找与神和好的旅程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

　　约翰和查理·卫斯理两位弟兄的父母是安立甘派(Anglican)人，他们的父亲是安立甘派的监督。(译注：安立甘派就是英国国教)他们早年的训练归功于他们敬虔的母亲苏珊娜，卫斯理(Susannah Wesley)。苏珊娜是一位品德卓越的女子，她有十九个孩子，其中八个在婴儿时就夭折了。约翰排行第十五，而查理排行第十八。她的丈夫为了尽牧养的责任，时常不在家，于是苏珊娜就负起责任，她常把家里的佣人和孩子们聚在一起，读圣经并祷告。因着佣人们的口碑，这个家庭祷告会常常爆满，有时实在容纳不下，只得劝一些人离开。然而，尽管有母亲始终如一的良好榜样，以及不断的接受神话语的教导，又在诚心的宗教环境中长大，约翰和查理的早年岁月却没有救赎的确据。

　　他们俩人在学习上均十分出色，并双双被按立为安立甘教会的传道人。透过查理在主后1729年于牛津所组成的一个小型俱乐部，我们就能多少看见他们对宗教的观念。这些俱乐部的会员聚在一起，阅读一些有益的书籍，参与一些禁食和时常的圣餐一类的宗教操练。他们的观念就是高级的安立甘派，他们殷勤地想藉着他们的良好行为来获取救赎。大学里的人就以“圣洁俱乐部”这样的名称来嘲笑他们，或是称他们为“循道会”，“循道会”这一名称后来也就用在卫斯理他们的聚会上，不过那时则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了。

　　主后1735年，约翰和查理俩人以宣教士的身份前往乔治亚(Georgia)。就在那一次的旅程中，他们遇见了莫拉维亚弟兄们。翌年，查理身心交瘁，回到英国，约翰则一直支撑到主后1738年才被迫返回英国，他的宣教生涯一败涂地。约翰回到英国不久，弟兄俩人再次遇见正打算由德国经由英国前往乔治亚的莫拉维亚的彼得·包乐(Peter Boehler，另译彼得博勒)。包乐把因着信心立刻接受救赎的道理讲给他们听。查理后来卧病在床之时，经历到救恩。几天以后约翰在伦敦阿德斯格街 (Aldersgate Street)参加福音协会聚会的时候，心中本来怀有思想上很大愤怒的，后来却经历到神的平安。他这样形容他的经历：“我心中感受到一种十分奇异的温暖，我觉得我信靠了基督的救赎，祂给予我确据。祂把我的罪甚至我也拿去，并且救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

　　十八世纪英国的属灵光景十分低落，上一个世纪的战争和斗争使得良善消失，道德败坏。文盲、不道德，酗酒以及猥亵十分流行。社会治安手段非常野蛮，监狱的情形则更是糟糕。人们的思想好像到了青少年反叛期：什么都知道，什么也都拒绝。伏泰尔(Voltaire)那些恶毒的观念塑造了英国人的思想，他回到法国以后，就塑造了法国人流血革命的思想。爱德华· 季本(Edward Gibbon)是位超级的怀疑论者，他撰写了“罗马帝国衰亡史”。十八世纪末期贵格会人的儿子汤姆斯·潘完(ThomasPaine)，居然道出残暴、亵渎、僭妄的话。唯理主义进入宗教的思想，讲道软弱无力，无聊道德几乎无人肯听，就是听了人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神的子民的聚集相对地少了，就是在聚会里属灵的生命也被昏睡的灵所遮盖。如果一个宗教可以用它的果效来衡量的话，十八世纪可以算是大破产的时期，迫切地需要复兴。

　　这就是当时约翰和查理·卫斯理在英国开始福音服事的光景。只有一个信息才能把这个国家从沉沦中提拔出来，免于崩溃，那就是罪的信息，藉着信靠基督牺牲的救赎以及圣灵重生。可是一间一间的教会都不欢迎他们，教会都觉得他们太过狂热。在贝斯托(Bristol，另译布里斯多)的乔治·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因为那里的教会不欢迎他，他开始在室外向一个煤矿区的工人传福音，并且带来了很大的祝福。主后1739年，怀特腓邀请约翰·卫斯理来同工。卫斯理一开始是非常的犹豫。因为他一直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他从来不以为可以在室外讲道，但是许多的机会帮助他胜过了他自己的偏见。他余生五十多年的劳苦就是从事这样的服事。

　　约翰·卫斯理和乔治·怀特腓俩人的服事远远超过英国列岛，怀特腓就曾六次访问美国。他们大部份的旅程都是骑马，据说卫斯理五十年的服事中，骑马行走之路长达二十五万英里，其中的危险是不难想像的。在那样一个充满暴力的世代，那些传道人和一些信徒在传道的途中，时常会遇见土匪，同时所到之处，各地的神职人员又多方加以逼迫，但是卫斯理毫无畏惧退缩，神也与他同在，有时候听道的人上万，成千的人得到重生。许多刚硬的罪人在十字架前流泪悔改，得到平安。在聚会中有人深受责备失声痛哭，并归向基督。

　　卫斯理把这些信主的人组织成一个一个的会，第一个是在贝斯托(Bristol)，第二个是在伦敦。他一直盼望这些会能够成为英国官方教会的一部分，然而分离至终仍是不可避免。因为安立甘教会那一套严谨的制度容不下循道会这样充满了生命力的会。因着对救赎的向往，循道会的人聚集在一起，然而在其它的事情上，他们都可以持有个人不同的看法，并且他们不让这些不同的看法造成争议。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他们聚会的地方。

　　卫斯理很希望只有被按立的人才可以讲道，但是那些神职人员对于这个运动毫无兴趣，无奈，卫斯理只好使用其它的人来发展这个组织。不过他还是不允许没有被按立的人来主领圣礼。当循道会来到美国之时，因为没有圣公会的教堂，循道会的会友无法领用圣礼，于是这就成了问题。卫斯理又无法说服英国教会为美国循道会按立牧师，所以他只好自己按立。这样，就使得他的会和官方完全分离。在英国的传道人也因此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宗派。

　　卫斯理发展出一个组织叫做“大会”来控制整个的运动。他把工作分成许多的“圈圈”，每一个“圈圈”有他的监督，在监督之下又有一些巡回的传道人。任何一个在会堂里讲道的人一定要先经过“大会”的核准。由于“大会”是由神职人员组成，他们自然很看重他们的权力并且妒忌地保护各样的特权。这在循道会中各个不同层次的人中间造成分裂，属灵的衰退后来则影响到整个的运动。如果今日约翰·卫斯理微服寻访一些循道会的教会的话，很可能不会有教会仍欢迎他，因为他们不会要他的那种“火热”。

　　查理·卫斯理多年和他弟兄分担许多旅行布道事工，但是他遗留给教会最大的财富还是诗歌。他一生写了超过六千首的诗歌，今日很少有英文诗本中会没有他的作品。查理·卫斯理的诗歌不但表达出极深敬拜的感情，他的诗歌并且有极丰富圣经主要教义的解说。主后1788年查理过世，享年八十；约翰则在主后1791 年过世，享年八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