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圣经译本流源

　　圣经翻译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便已开始，但要到公元七八世纪才有把圣经译成中文的文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秦即罗马；景教即基督教的聂斯脱略派。此派始于叙利亚，其始创人聂斯脱略因提倡“基督二位二性说”而于公元431年被教会第三次大公会议定为异端，然而，此派积极传教，公元635年（即唐太宗贞观九年）聂斯脱略派传入中国。公元781年（即唐德宗建中二年）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讲述人类的堕落、弥施诃（即弥赛亚）的降生、救主在世的事迹等及介绍景教入华、盛衰的经过，也有景教经典《尊经》翻成中文的记载。景教经典包括可能是将旧新约圣经翻译的部分，可惜这些经书的译本全都失传，有待考古学的新发现，方能有更进一步的研究。 　　直至十三世纪中叶罗马天主教来华，圣经中译才有新的发展。最早的相信是若望孟高维诺神父所译的蒙古文旧约诗篇和新约全书。其后有利玛窦神父的“祖传天主十诫”、巴设神父的白话文四福音、保罗书信及希伯来书、阳玛诺翻译四福音的《圣经直解》、贺清泰教士的《古新圣经》等。《巴设译本》更可能成为后人马殊曼和马礼逊译经时的蓝本。

　　十八世纪末，随著基督教来华，圣经的中译本可说是百花齐放了。继《马殊曼译本》后，有马礼逊的《神天圣书》及其修译本《新遗诏书》和《旧遗诏书》、郭实腊修订的《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太平天国删改的《旧遗诏圣书》及《新遗诏圣书》。

　　十九世纪中叶，第一部由不同差会宣教士联手翻译的《委办译本》面世。译员不但把圣经重译，更统一了经文中的名称和名词。这次译经工作是一项突破，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各代表在神学立场上出现分歧，“神”、“上帝”之间的抉择等，加深了差会对译经的了解，也作为日后译经工程的借镜。

　　裨治文中途退出委办会，与克陛存、文惠廉等出版了《裨治文译本》。后来最早退出委办会的浸信会邀请宣教士高德、罗尔和迪因按□宗派的立场修订《马殊曼译本》为《高德译本》。

　　自十九世纪初，由于语文的发展，传统思想和观念的动摇，开启民智、培植国力的急务，一贯只有读书人、文人所认识的文言文渐渐应不上当时在文字方面的需要，较通俗的浅文理文便应时而起。圣经的翻译也为满足大众的需要，浅文理的译本纷纷出版，例如：《杨格非浅文理译本》、《包约翰、白汉理浅文理译本》、施约瑟的《二指版》等。《二指版》的得名就是译者施约瑟在翻译旧约官话译本后中暑瘫痪，只能用两只手指工作。他独力翻译十多年，出版了一本浅文理译文。

　　浅文理译本虽受欢迎，但只是一段很短的过渡译本。十九世纪中叶，由于当时朝廷和各地官员所用的语言（即官话，今天的国语），适用全国百分之九十的地域，要更有效地把福音传给中国人，官话译本圣经就不能或缺了。宣教士也对此十分积极，不遗余力地翻译官话圣经，先后有麦都思和施敦力合作改写《委办译本》的《新约全书》、当代有名的汉学家：包约翰、艾约瑟、施约瑟、白汉理、丁韪良等以《麦都思、施敦力官话译本》为蓝本翻译的《北京官话新约全书》、施约瑟依照《北京官话新约全书》体裁翻译的《旧约译本》、英国圣公会将《北京官话新约全书》和施约瑟的《旧约译本》合印的《新旧约全书》、杨格非将其浅文理新约以白话文重写的《杨格非官话译本》、萧静山的《新经全集》等，还有一直沿用至今天的《官话和合本》（后称《国语和合本》，现简称《和合本》）。

　　《官话和合本》可说是中译圣经的一个重要里程，为圣经翻译掀开新的一页。在当时几十种圣经译本中，教会和信徒实在需要一本划一的标准圣经。其实这个“呼声”很早已经出现，可惜在神学观点上的分歧不是容易“划一”的，翻译《委办译本》的经验就是一个好例子了。

　　1890年，上海举行了宣教士大会，由各个差会派代表出席。大会通过进行翻译和合本的工作，为文言文、浅文理和官话译本划一标准；并成立三个委员会负责翻译这三种译本。

　　《浅文理和合新约圣经》最早完成。深文理则波折重重，工作十六年《深文理和合新约圣经》才出版。后来，浅文理与深文理两翻译小组合并，《文理译本全书》则于合并后十二年出版。至于《官话和合本》翻译小组由于推选译员的问题，工作十六年才完成新约，再工作十三年，旧约完成，并正式易名为《国语和合本》。

　　《和合本》圣经的译者是以“忠于原文”为目标，就是要“坚持文字上的准确”，但由于译经原则改变，这个目标就有新的理解：“重视意义上的准确”。在旧约翻译的十三年中，新约经过了多次的修订，使其译文更清楚、优美。《和合本》实在为教会提供了一部翻译比以前更准确、更适合大众阅读的译本，于是它就成了教会和信徒最受欢迎的圣经译本，渐渐建立起典范的权威，成为主流，也为教会和信徒的语言系统增添了不少独特的基督教词汇。

　　然而，随著考古学家不断有新的发现，圣经学者对原文和圣经的历史背景的认识越来越多，修订译本或重新翻译更准确的圣经译本实在无可厚非。同时，语文随著时代而转变，在《和合本》出版后数十年间，中文现代化的过程并不曾停止，很多字词的意思已有别于当日了，语法文体的运用也改变了。教会实在需要一本翻译更理想和更适合当代人阅读的圣经译本。

　　近年，很多人也作出了努力，五十年代有徐汇修院的《新译福音》、狄守仁的《简易圣经读本》、萧静山按希腊文再修订的《新经全集》；六十年代有今天天主教教会仍然采用的《思高圣经译本》；七十年代有《吕振中译本》、《当代福音》、《新约全书新译本》、《当代圣经》、《现代中文译本》及至九十年代初的《圣经新译本》；也有于八十年代修订《和合本》的《新标点和合本圣经》；还有本会（国际圣经协会）尚在翻译的《新汉语译本》、及其他的翻译工作

　　译经工作是不竭不止的。从历史中，我们看到此项工作未曾停止过，一直在进行著，也必须继续。

　　今天，我们或会对各个圣经译本的强弱处很有兴趣，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读哪个译本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从中读到一些信息。没有一个译本是完美的，但是神总会藉著我们所看的译本对我们说话。我们读经，神就清楚明白地对我们说话。在云云的译本中，正如保罗所说的：“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但“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腓一15, 18）

中文圣经译本流源附表

年分（公元） 译本
781年 景教碑
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 《若望孟高维诺译本》：诗篇、新约全书（蒙古文）
十六世纪末 利玛窦译“祖传天主十诫”
1636年 阳玛诺的《圣经直解》
约1700年 《巴设译本》
十八世纪末 贺清泰《古新圣经》，未有印刷发行
1822年 《马殊曼译本》
1823年 马礼逊《神天圣书》
1837年 麦都思、郭实腊、裨治文、马儒汉《新遗诏书》
1840年 麦都思、郭实腊、裨治文、马儒汉《旧遗诏书》 郭实腊修订的《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
十九世纪末 太平天国删印《旧遗诏书》为《旧遗诏圣书》 删改《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为《新遗诏圣书》（附注解）
1850年 《委办本四福音》
1852年 《委办译本新约全书》
1953年 高德修译的《新约全书》
1854年 《委办译本》
1857年 麦都思、施敦力改写《委办译本》的新约官话译本
1859年 《裨治文译本》的新约
1862年 《裨治文译本》
1866年 《北京官话新约全书》
1868年 高德、罗尔悌、迪因修译的《旧约全书》
1872年 《北京官话新约全书》（改订本）
1875年 施约瑟的《北京官话旧约全书》 王多默的《宗徒大事录》
1878年 《北京官话新旧约全书》
1885年 杨格非的《新约浅文理译本》
1889年 扬格非的《新约浅文理译本》（修订版） 包约翰、白汉理合译的浅文理新约全书 《杨格非官话译本》
1892年 德雅的《四史圣经译注》
1897年 李问渔的《新约全书》
1902年 施约瑟的《二指版》
1905年 杨格非的《旧约浅文理译本》（至雅歌）
1904年 《浅文理和合新约圣经》
1906年 《深文理和合新约圣经》 《官话和合译本新约全书》
1919年 《文理和合本》 《国语和合译本》
1946年 吴经熊的《圣咏译义》
1949年 吴经熊的《新约全集》
1954年 徐汇修院的《新译福音》
1955年 狄守仁的《简易圣经读本》
1956年 萧静山的《新经全集》
1967年 萧铁笛的《新约全书》
1968年 《思高圣经译本》
1970年 《吕振中译本》
1974年 《当代福音》
1976年 《新约全书新译本》
1979年 《当代圣经》 《现代中文译本》
1993年 《圣经新译本》

参考书目：

赵维本（著）。1993年。《译经溯源──现代五大中文圣经翻译史》。香港：中神。

陈惠荣（著）。1986年。《中文圣经翻译小史》。香港：中文圣经新译会。

Strandenaes, T. (1987). Principles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as expressed in five selected vers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exemplified by Mt 5:1-12 adn Col 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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