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份子的转机－千载难逢的机会杨爱程博士(真理报总编辑) 前言自从1807年第一位基督教(此处专指新教或更正教，Protestantism－编者注)宣教士，英国人马礼逊，受英国伦敦会(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差遣来到中国，开辟福音工场以来，已经将近二百年了。在这两个世纪里，基督教已经从一个外国的宗教转变成为完全本土化的、独立的、且具有了一定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人自己的宗教信仰，成为中国人精神及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我们从中国知识份子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这样一个角度，来回顾这两个世纪的发展，就可以得到如下的几点印象: 中国知识份子对福音真理的回应，从被动吸收逐渐转变为积极互动，最后转变为生动活泼的本土化(或者本色化)建设。今天的中国知识份子，无论他对基督教的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已经极少有人还把它当作外国人的宗教来加以排斥了。因为，一个有着数千万信徒，影响面几乎涉及全社会的宗教信仰，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都已经是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宗教了。反对者也只有寻找其他的理由来反对它了，比如指责它不合科学、迷信、落后之类。另一方面，随着官方意识形态的泡沫化、形式化和功利化，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份子在寻求新的精神资源，以填补个人精神生活的空白，甚至希望以此来防止民族道德资产的涣散。新近出现的「法轮功」现象，就是一部份知识份子精神追求的一个突出例证。「法轮功」虽然是一个群众性的现象，但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看，在其中发挥骨干作用，特别是为其信仰作合理化辩护的人，都是受过相当程度文化教育的知识份子(按中国官方所定的统计学标准，「知识份子」指的是受过高中以上文化教育的人士－编者注)。再加上因经济改革、产业结构的变动和社会阶层间的流动性加大所造成的个人职业、发展前途、生活需求，乃至家庭组合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精神资源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现各式各样的「宗教热」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可以说，中国知识份子「精神饥渴」的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但他们所希望得到的是高品质的精神食粮，因此那些粗糙的、过份简单化的宗教信息很难引起他们的共鸣。所以说，现在是向中国知识份子传福音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同时也向上帝的福音使者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挑战，即如何从感性和理性的双重角度，使福音信息更加对接受过辩正唯物主义系统训练的当代中国知识份子具有强劲的吸引力。 简短的回顾1. 被动吸收阶段(1807－1900)西方传教士最初来华时，中国知识份子的基本态度是抵制和排斥。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从这个阶段中国知识界中间流传的反对基督教的文字中可以看到，他们的一切观感其实都基于对异族的本能嫌恶和怀疑，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军事入侵和政治欺压又加深了他们的这种情绪。可以说这个阶段主动寻求并且真心接受基督救恩的知识份子，在比例上是很小的。总的情形是西方人扮演着积极传播者和教导者的角色，中国人则是被动的接受者和学习者。无论在福音信息的传播方面，还是在西方现代科学和人文思想的传播方面，都是这样的状况。2．积极互动阶段(1901－1949)经过一连串军事失败和政治危机之后，中国知识份子对西方文明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向西方寻求富国强兵，复兴中华文明的钥匙。虽然大多数人对西方传教士的兴趣，仍然只限于向他们学习先进的科技、学术、文化、政治、法律及军事知识，但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中国知识份子认同甚至接受了基督信仰。到了二、三十年代，已经出现了像王明道、宋尚节和倪柝声这样一批高举基督，献身福音事工的基督徒知识份子，以及在他们的领导之下所建立起来的本土化教会。由于有这样一个基督徒知识份子群体的出现，基督信仰虽然遭到传统的保守派和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科学主义、马列主义等新派知识份子的激烈反对，在知识阶层中的影响面却日渐壮大，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医药卫生，甚至在政治法律、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能感受到基督徒知识份子鲜活生动的影响力。2. 扎根本土阶段(1950至今)在五十年代初西方传教士被迫撤离中国大陆工场之前，基督信仰在神州大地上已经扎下了相当深厚的根基。而在西方传教士撤退后，神便把在中国大陆传扬福音，扩展神国疆域的大任，完完全全放在了中国信徒的肩膀上。在1950至1979年这将近三十年的时光里，中国大陆基督徒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不但没有被压垮，反而结出了数百倍的果子，向世人显示了无比强大的生命力。离开了西方肢体从人力和财力上的扶持，离开了西方神学思想的灌输，中国信徒反而形成了和使徒时代教会相类似的生命特徵和敬拜形式。正如英国基督徒记者George N. Patterson在他出版于1990年的「中国之迷」(The China Paradox)一书中所总结的那样：「也许，关于中国基督教的唯一最明显的结论就是，它是中国的。...自从有史一来，它第一次赢得了以『中国教会』的身份而在中国的土地上生存的权利，它第一次深深地置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中...现在，在中国人民的眼里也是如此。」(p. 235) 「革命理想」的幻灭在「新中国」成立的开头十多年里，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几乎取代了宗教信仰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尤其是血气方刚，但涉世未深的青年人，在当局强大的宣传教育攻势之下，很容易丧失自己的判断力，而盲目地受革命狂热情绪的感染，各个都以「共产主义接班人」自居，的确形成了一时的新鲜风气。那时，大多数的知识份子都对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寄予真诚的期盼，以为一个全新的「地上天堂」很快就会出现在神州大地之上，从此再没有私有财产，没有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所有的人都以兄弟姊妹相待，毫不自私自利，都以有益于他人和社会为生活的首要原则，大家都甘心乐意，自觉自愿地无偿为众人的福利而劳力劳心，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很显然，这样的理想是抄袭基督信仰中的「天国」观念而来的。所不同的是，天国是靠着神的大能才可以建立起来的，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却是要靠人的手建立起来。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理论家们再一次抄袭了基督信仰中「新人」的观念，决心用宣传教育、思想改造和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塑造出一代「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或者叫做「社会主义新人」。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讲，「社会主义新人」的突出特点就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具有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革命热情。在六十年代由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典型人物雷锋，就是所谓「社会主义新人」的样板。可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雷锋的言论里，特别是他的日记中所使用的语言，让人们看到的是一种无法泯灭的宗教情怀。他把「党和毛主席」比作比父母还亲的亲人，当作他敬拜的对象，并一次又一次地发誓要绝对服从他们的领导，只要他们一声令下，就会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生命。后来我们看到，这种由当局动用全部的国家宣传教育机器所营造出来的宗教气氛，最终引致了六十年代中期对着领袖的画像顶礼膜拜(所谓「早请示，晚汇报」)的行动，毛泽东的小红书成了「圣经」，「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的歌曲，也真正成了每日敬拜中的「赞美歌」。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从宣扬唯物主义无神论开始，到全面抄袭基督教所有的宗教形式，并且把自己的领袖当成神来敬拜，用一种十分吊诡的方式，证明了人类对宗教性经验的需要，是无法用革命热情所取代的。从六十年代末开始，整整一代知识青年被下放到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他们不但未能像他们曾经顶礼膜拜过的领袖所预言的那样，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反而有机会看到经过无数次革命运动洗礼的人民群众，不但离共产主义的理想遥遥无期，他们的生存状况甚至比实行私有土地制度的民国时期更加恶化。由于公社化后的农民劳动热情极其低落，很多地方的大田里的确只长「社会主义的草」而不长「资本主义的苗」，有些地方甚至不出动武装民兵，就无法「说服」公社社员们下地劳作，自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已经无从追寻。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们的「革命理想」开始失落了。从此以后，虽然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国家政权的强制推行下，仍然维持着惟我独尊的正统地位，但在知识份子心中却再也不会引起宗教式的热情了。在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中国大陆的知识份子越来越远地脱离了六十年代的理想主义狂热，变得更加讲求功利和实效。邓小平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口号，进一步演变成了「一切向钱看」的心态。可以说，这样的心态造成了一种不择手段谋求私利的风气，从而引发了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于是，便有忧国忧民的知识份子站出来，试图从政治制度的改革入手，找出杜绝贪污腐败的办法。然而，在当局的血腥镇压下，民主运动一次又一次遭受失败和挫折之后，痛定思痛，越来越多的知识份子，终于开始举目向超越社会政治层面的方向，去寻求历史与人生的真谛了。 看哪，庄稼已经熟透了！最初到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们所遇到的最大拦阻是什么呢？首先，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外心理，认为外国人用炮舰和洋枪强加于中国人的「洋教」必然包藏祸心。少数抱有明显西方沙文主义和白人优越论心态的传教士，又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排外心理。今天，这个拦阻已经基本上被除去了。在经过最近二、三十年的对外交流，数十万中国学生学者在国外就读，每年有数百万中国人去外国访问，也有上千万外国人去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的新一代知识份子，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少排外心理的了。而今天的中国教会也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很少有人可以简单地指责她是「洋教」了。
其次，是中国本土固有宗教对人心的禁锢作用。当时的统治者往往以维护儒家「道统」的理由限制基督教的传播，佛教、道教也利用其先入为主的有利地位，排斥基督教。在清末反基督教人士散发的宣传品中，可以明显地找到儒释道合力抵制福音真理的证据。在一副题为「释道治鬼图」的漫画中，作者直截了当地画出了在佛道偶像的护持下，释道两家的「勇士」们在杀戮基督徒。这样的宣传，在后来的「义和团」之乱中完全得到了实行，可见固有宗教对基督信仰的抵制是何等的激烈和残忍。而今，这方面的拦阻也被神藉着中共统治者的手给大大地削弱了。在中共理论家那里，儒释道和基督教一样，都是麻□人心的「精神鸦片」，同样受到了长期的压制。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知识份子更多地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标的，来确定取舍，而固有宗教信仰基本上都被归入「封建残余」而遭抛弃。当代中国知识份子一般还能尊重儒释道的一些哲学理念，而对其封建迷信的部份则抱着轻视的态度。最后，是以祭祖为表徵的封建家族制度。为什么在祭祖问题上基督信仰的传播遇到了最大的拦阻？祭祖的礼仪由于儒家学说的背书而有了正统地位，而它与封建家族制度的结合，使之有了对每一个家族成员个人自由的强制性约束力，这才是最大的拦阻所在。在基督教入华的初期，常常有因儿女接近或信仰基督教而遭到家长或族长吊打的惩罚。而对于讲究以孝为先的中国知识份子来说，被家族判为「忤逆」，被开除家籍，才是最无法忍受的处罚。而在今天，传统的家族制度已经解体，家庭和家族限制个人自由的能力已经大大降低。在中国学生学者当中传福音的工人都有切身经验：他们发现在这些人中间，那个长期困扰西方传教士的祭祖问题好像突然消失了，因为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知识份子，既没有家族制度的约束，也没有从事祭祖活动的习惯。这样，神在无形中又藉着中共统治者的手，除去了另一个在中国知识份子中传福音的阻力。远志明弟兄对当今中国知识份子的状况作了如下的评估：「一是意识形态的死亡。马克思主义是继儒家正统之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的死亡不是坏事，但要有民间价值系统的接替。二是价值系统的崩塌。历史流传下来的民间伦理和礼尚，长期以来(共产主义说教并没有从根本上摇动它)维系着中国最广大的农民和市民的心理秩序，现在被强大的物欲洪流冲垮了。三是文化传统的断裂。从『五四』到『文革』到『开放』，中国的知识份子一步步地、自觉地遗弃自己的文化传统，直到他们发现自己漂泊在无垠的荒漠中，本能地想抓住那逝去的熟悉的遗产时，已经太晚了。四是道德良知的失丧。中国人的自私本性在长期被压抑后，突然膨胀、反弹，一下子把良知淹没了。道德既没有了儒家和共产主义的规范力，又没有良知作内在源泉，就不复存在了。五是心灵世界的荒芜。在热气腾腾的物欲面前，思想已支离破碎，道德奄奄一息，哪里还顾得上心灵这个虚无缥渺的东西呢？于是心灵的地盘就让给了罪过、迷信、骗术和荒诞不经。」(「失了大地，得了天空」，179页)面对这样深重的精神危机，中共理论家们已经束手无策，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心灵上的瞎子」，「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掉进泥沟里。」于是，便有像李洪志这样的「大师」们来填补这个心灵的真空。中国的知识份子又来到了一个历史的岔路口，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神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机会，我们也要与神同工，抓住这个机会，加紧向已经在海外的数十万学生学者和新移民传福音。从以往的经验看，在国外领一人归主，往往意味着在国内有好几位亲朋好友跟着归主。这岂不是一种投入最小，收益最大的投资吗？笔者自己试着向国内邮寄传福音的书刊，每一件书刊都能影响到十几位，甚至数十位亲友。我觉得，海外肢体对中国大陆知识份子的事工中，最缺乏的是战略性的统合与协作，现有的工作大多过于零散，大家各自为战，各教会，各机构之间缺乏联络与配合，难免效果不彰，甚至互相重复、抵消，造成神国资源的浪费。祈愿神的儿女同心寻求神的心意，真正形成「国度」的观念，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为在二十一世纪达到中华归主的宏伟目标而努力。(文载「大使命双月刊」2001年6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