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使徒多马曾到过中国传福音。不管事实如何，至少由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聂斯脱利派之传教士来长安建立「景教」开始，基督宗教在中国传布的方式与策略和近代相比是非常不同的！基督宗教文化与中国文化并非没有内在的冲突，但在早期传教士谦恭卑微的态度下，尚不至发生大乱子。在鸦片战争之后,，基督宗教无论在传教拓展各方面均遭受到了前所未见的困难。我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什么道理？是福音的预工原本便具有的困难，还是中国不适合基督宗教，是块「硬土」？现在看来，恐怕最大的原因应该是当时基督宗教的传布者、信仰者与近代影响中国甚剧的帝国主义侵华野心与其产物：不平等条约之间割不断撇不清的干系所致！

我们以新教来华传教的第一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宣教士为例。马礼逊1807年进入中国，1809年即被从事对华鸦片贸易的东印度公司聘为翻译，更于1816年被任为英国使臣阿美士德的翻译官，1834年接受了任命为副领事的职位。关于英国将鸦片贩卖给中国的政策与行径，马礼逊没有任何理由不知道。当然他的错误不在他服职于东印度公司或使馆，但是他的生前（于鸦片战争前1834年逝世于广州）并无任何对英国贩卖鸦片的作法不当，发出先知性的反省与批判言论的事实，则大大失去他的基督徒立场！　

在马礼逊传教的时代，中国还是禁教的，宣教士不得不依附在公司，以职工的身份来华「非法」宣教。但鸦片战争打下来，开了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先例之后，接连战争后的条约里，都有传教士参与制订条约，并在其中加入传教条款，以便更加深入内地「合法」传教。于是有传教士改变了先前明、清时代传教的谦逊作风，以种族优越感的意识传教。他们企图以「西方基督宗教」的面貌（请注意，这些传教士心目中的基督宗教面貌充其量不过是西方传教士的想法，不代表基督我们的上帝要加在中国领土的主张），从根本上改组中国文化，更藉不平等条约与武力保障粗暴地干涉内政，遂引发一连串的严重教案。这些教案的后果是西方更因此作为侵略中国的合理化藉口，进一步更深更狠地强取豪夺、瓜分中国。　

虽然早在明末清初就有教案的发生，但都不致于像上述时期在范围、深度上的严重！而且，这些教案的发生时机有明显的高峰期：1844年、1862年、1874年、1884年、1895年与1900年，都对照到中国（请注意，包含台湾省）受到外国势力欺压侮辱的最高峰：1842南京条约的签订（开端）到1844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日美侵台、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虽然教案发生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也可能是中国人民因面抗压迫，而起的的民族仇恨与排外行为错加在当时所见洋人比例最多的机关团体（教会）而不是基督宗教丰富的、具有真实、美善生命力的内涵本身被排斥，但是基督宗教在中国自此被加上了「洋教」、「船坚炮利保障下的强制信仰」，甚至「为西方帝国主义服务」等的称号，却是至今仍为大众所认定的事实！既使如此，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传教士挺身而出，向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发出谴责之声，因鸦片战争为英国感到羞耻，甚至宣布放弃领事裁判权，发生教案时不向中国求偿也不向母国伸张者。这当中最有名的代表乃是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宣教士（JamesHudson Taylor）。但追根究柢地看，基督宗教与中国国难的来源族群的高度相关与重叠性，增加了在中国传教的难度。　

鸦片战争vs近代中国

现在生活在台湾的中国人，已经愈来愈难体会到以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迫害之深与压榨之狠的情境。学界高举后现代、后殖民理论，认定民族主义已落后过时；政治圈分离主义、台独独台主张充斥；教会界唯恐挑起仇恨、反教情绪，而对相关的中国近代以来的基督宗教宣教史也采取几乎不加闻问的政策。就连因为「联考要考」而最清楚的中学生也身陷于一连串条约、赔偿金额数字与事件之中难以自拔。总之，大家在教外建立了教内共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但是，我们做为基督徒，尤其是近代的中国基督徒，更应该学习到前人留下的教训：不应光是兴奋于传教范围、人数、「果效」、气势的利我因素，而不好好地处理文化与社会的问题。若是使全人口50％的「入教」（请注意，入教不代表在主前的得救）的可能因素或手段会带来另外50%因而跌倒不信，我们相信爱我们的主不会赞同我们这么做的：因为他会为失去一只羊而放下另外的「九十九」只，去找寻失去的那「一」只羊，何况在中国当时基督徒人口是那样的相对少数！　

以近代中国国难的开端鸦片战争为例。英国政府为了打破进不了中国国民经济市场的境况，以不道德的手段：贩卖鸦片，并拒绝承认中国有拒绝进口鸦片的权力而将禁烟事件解释为「妨碍公平贸易」，进而出兵中国。由表一可以看出：在1820年与1826年，中国的白银虽然是入超的状况可是却不断减少，终至1830年成为出超白银3,887,972两，且于1833年达到出超4,340,589两。在鸦片消费激增额方面，由1816年的4,084,000银元，激增至1837年的19,814,000银元。表二鸦片输入中国的激增年平均由1815-1819年的4,420箱，暴增至1835-1838年的35,445箱；同时英印政府的鸦片收入年平均由1815-1819年的6,530,564银元，增至1835-1838年的14,435,250银元。这样卑鄙恶狠很地强取豪夺，乃是建立在对中国人民生存权的极度漠视上，与现今动不动强调人权的面貌相差不只千万里！对已被践踏在地的民族自尊心来说，将无处、无法宣泄的愤恨倾泄在举目所见的外来族群事务、族群上，与现在仍有许多民族知识份子排拒基督宗教是当然而可理解的结果（这并不是说明教案发生的合理）！

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了。虽然不能将所有的屈辱全然怪罪洋人而无视于自己政府的腐败无能，基督宗教和近代中国国难的结合却在此始作俑者，使得基督宗教、中国的文化涵化过程除了家族和教会的个人主义式的传布冲突尚未获得解决又再加上了国家政治体系与教会属国的政治、武力对抗而激起的对教会、信仰的民族主义扬弃。这样错综复杂的意识纠葛，不但致使中国几代的民族士绅、知识份子对基督宗教美善的深刻内涵无感与忽视，更进而以「洋」字号灌在「教」上，以各样方式在各个时代反制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布与拓展。　

这样的情况，笔者认为绝不能轻易地以「敌基督」来看待这些反教的士绅、知识份子、政党甚至人民！要改变基督宗教在中国为「洋教」的面貌，我们必须回到原点，柔顺谦卑地在上帝和人民面前，靠着他的力量悔改、逐一解决我们早就该解决的问题。　

迎接九七·七一，迈向中国苦难的终结和基督宗教与中国互动之新纪元从香港被英政府强占到现在一百五十余年，中国经历了许多苦难：被瓜分、强占而被迫领土分裂，自尊心甚至在站起来之后仍不大健康！统治者也被只片面认识到基督宗教而未全面认识基督的无神论者取代了。对于中国，尤其对于在台湾的基督徒来说，不应该一味认定这是灾难。反而要认识到上帝对我们的教训和警惕，真正实现主要我们「尽心、尽力、尽义爱主我们的上帝，其余（指人）也相仿」的最大诫命才是。　

现在一九九七的七月一日来临，香港要回到我们中国的家园了。我们在主里深深盼望这是咱们中国与中国教会近代苦难之真正终结的开始而不是另一个抵制与苦难的开始！在这当头是要欢欢喜喜满心期待的盼着和人民一起建立新关系，还是要像以前日本侵华时代开城门迎日军占领、在教会参拜神社等一般再一次悖离中国人民摆脱耻辱的心愿，以「反对中国并吞」在历史上在一次写下让迷失的羊永远迷失的见证！让基督，让基督的真善美，让基督宗教真正摸到全中国人民的心，来改变我们自己，改变中国，改变基督宗教在中国，迈向基督宗教与中国互动相与的新纪元！　

表一

年度 中国鸦片消费激增* 中国白银流出流入** 1816 4,084,000 1820 8,400,800 入超5,512,380 1826 入超1,228,464 1830 13,744,000 出超3,887,972 1833 出超4,340,589 1837 19,814,000 　 表二

年份说明 鸦片输入中国的激增年平均*** 英印政府鸦片收入的激增年平均*

1815-1819 4,420 6,530,564 1835-1838 35,445 14,435,250 以上表格资料取材自人间出版社举办之「一个半世纪的沧桑：香港155年历史照片展」图片说明。*单位为银元 **单位为两 ***单位为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