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杨西：《灵魂生还者》
方周译
第二章：马丁·路德·金
从亚特兰大附近的高中毕业的当天，我就开始挖水沟的暑期工作，以
便为读大学存钱。我们一起做工的是四个身强力壮的黑人和我，一个
瘦小的白人男孩。白人工头放下我们之后，将他的卡车停在不远处的
树荫之下，点燃一根香烟，开始读报上的体育专栏。虽然我们开始工
作时太阳刚刚升起，空气已经又热又闷了。
我兴致勃勃地挖着，带着节奏地把尖锹推入地里，用脚踏在金属的边
沿上来回摇动，松了土以后，再飕、飕、飕地把土扬到几尺开外的土
堆上。四个黑人围在四周，吃惊地看着这疾风骤雨一般的动作，好像
我发明了一种新的陌生体育项目似的。最后，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对我
说：“孩子，你这是自己毁自己呀，你坚持不到喝水的时辰的。看我
的。”他把铁锹推进土里，踏上一只脚，然后停顿片刻，吸一口烟，
靠在锹把上。过了一、两分钟以后，他再若无其事地把土扬到我堆起
的那堆土上面。其他三个人也都是这样。
急于在第一天在工头面前有所表现，我选择了在他们和我的速度之间
取个折衷。十点钟喝水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知道了我的老师们是对
的。我的Ｔ恤衫被汗湿透了，发出乔治亚红土的味道。我的脚关节受
了伤，我的肩膀好像被职业摔跤选手上上下下跳过，我的背好像老人
的背那么痛。我驼着背走到卡车那里取水。
我们在卡车后面排好队，轮流从一个在烈日下整整晒了一上午的金属
容器里领水，那水比当时的高温还要热。一个敲扁了的锡制杯子挂在
水罐旁的铁链子上，大家排着班儿喝那里的水。突然，工头从他的后
视镜里瞟到我：“孩子，你在干嘛？”他说，“到这儿来。”
我来到卡车的驾驶室报道。“进来，”他以厌恶的口吻说道，“你不
应该喝那玩意儿，那是给黑人的！看这儿，我给咱们带了一些。”他
打开玻璃条的热水瓶的盖子，将冰水倒进纸杯里。
＊ ＊ ＊ ＊ ＊ ＊ ＊ ＊ ＊ ＊ ＊
我是一九四九年在乔治亚的亚特兰大出生的，比最高法院做出有利于
学校合并的裁决早了五年，比强令餐馆和旅馆向所有人种提供服务的
人权法案早了十五年，比国会保证少数族裔的选举权早了十六年。那
时的加油站挂着三种不同牌子的厕所：白种男人，白种女人，有色人。
百货商店供应两种饮用水：白人的和有色人的。许多博物馆每周保留
一天给有色人，其它时间他们不得入内。当我在亚特兰大乘坐公共汽
车时，劳工男女要自动坐在车的后面，如果白人乘客想要的话，法律
要求他们让出座位。在隔壁的阿拉巴马，黑人必须从前门进车，向司
机买票，然后下车，从外面走到后门。没良心的司机有时候提前关起
后门，把车开走，撂下已经付了车票的黑人乘客。
我的祖父给我们讲过以前的故事。那时候他的祖父有一个满了奴隶的
大种植园，解放黑奴之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姓了“杨西”。有时
候我们从电话簿找黑杨西的时候，只能用他们的字。他十几岁的时候
经历了一九零六年的种族暴动，愤怒的白人在听到一桩性骚扰的传闻
之后，用私刑处罚了将近五十名黑人，他曾经看见悬吊在电线杆上的
尸首。他常常带着我爸爸和叔叔们到退伍军人同盟会，在那里听老人
们回忆“北方佬的侵略战争”，他们对南北的称呼。（在法院强制学
校合并以后，一个叔叔举家搬迁到澳大利亚去了。）每个圣诞节，当
我们在祖父家大吃蔬菜、土豆泥、面包、火腿和火鸡的南方圣诞宴席
的时候，我祖父汽车车身修理场的黑人雇员们则站在后门敲门，忐忑
不安地在那里等候，直到祖父把几个小银币丢在他们手里，作为圣诞
节的奖赏。
我们生活在隔离的状态之下。虽然在亚特兰大居住的黑人几乎和白人
一样多，我们却是在不同的餐馆吃饭，在不同的公园里玩耍，上不同
的学校和教堂。有时候我会看到这样的牌子：“有色人与狗不得入内”。
按照法律，黑人不能担任陪审团员，不能送孩子上白人的学校，不能
上只允许白人使用的厕所，不能在白人的游泳池里游泳。（由于阿拉
巴马的酒店不为黑人提供服务，马丁路德·金的新婚之夜是在一个最
接近公共设施的地方，他家族的一个朋友的殡仪馆里的客厅渡过的。）
一九五五年，我们的州长呼吁应邀参加糖杯决赛（美国大学橄揽球一
项传统比赛）的乔治亚理工学院放弃比赛，因为他得知对手匹兹堡大
学球队里有一名黑人预备球员。当一位大学教授申请密西西比大学从
而可以成为第一位黑人学生的时候，当局责令他到州立精神病院去，
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发了疯的黑人才想上那儿去。
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们的生活制度，因为大家
都是这样。毕竟我们教会有一位名叫李斯特·马多克斯的到访者，他
偶尔到我们这里，有时也在弟兄聚会上发言。马多克斯没有读完高中
就缀学了，开了一家皮克瑞可炸鸡店。他每个礼拜在亚特兰大的报纸
上刊登广告，攻击政府试图剥夺他的财产权。当政府坚持他必须为黑
人顾客服务以后，一群人到他的餐馆来尝试新的权力的时候，马多克
斯挥舞着．32口径的手枪和挥舞着斧头把的他的常客们一起把这些
人赶跑。之后他关闭了他的餐馆以示抗议，刊登更加激烈的广告，又
开了一座免费的纪念死者的博物馆。我曾经到那里参观过。在轻柔的
哀乐声中，我们这些哀恸的人排着队缓缓经过一个黑色的灵柩，里面
放置的是一本美国人权法案。
马多克斯的博物馆出售类似警察用来殴打人权示威群众的警棍的纪念
品，那是用鹤嘴锄把制成的，有爸爸、妈妈和小孩三种型号，我用送
报纸的钱买了一把小号的，看上去像警棍，放在壁橱里。(马多克斯，
南方白人英雄，一九六七年成了乔治亚的州长，后来由于竞选失败，
担任了副州长，后来又从那个位置代表美国独立党竞选一九七二的美
国总统。）
黑人给予我们鄙视、嘲笑和感觉高人一等的对象。因为房租涨价，我
们家每隔一、两年就搬一次家，有时住在政府提供的住宅里，有时住
在公园内的拖车活动房里。在社会学里，我们属于“贫困的白人垃圾”，
但是至少我们还是白人。
当今天的历史学者回头看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南方时，他们声称那
是社会变革的成熟期。这在于你怎么看问题。在我的家庭、朋友、邻
居、以及教会里，那个时期是最不成熟的。我们认为自己遭到围攻，
整个生活方式都受到外来煽动者的威胁。
当我们的校长在广播里宣告约翰·Ｆ·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时候，我们
学校的一些高中同学起立欢呼。因着总统提出人权法案，支持动用联
邦军队迫使密西西比大学接受第一个黑人学生詹姆斯·马尔第斯，他
成了我们这些在舒适的小圈子里的种族歧视分子所不能容忍的威胁。
直到那时，像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等共和党人还是人权的敌人。民主
党人被视为南方的“大锅饭党”，他们控制了众议院四分之三的席位，
用暴力统治参议院。至于肯尼迪，那是住在白宫里的南方的仇敌。
我的高中是以联邦将军约翰 Ｂ·高登命名的。一九六六年我从那里
毕业的时候，没有一个黑人学生曾踏进校园一步。尽管那时黑人家庭
已经搬入周围区域，白人们正向石山公园以及东面逃散，还是没有一
个黑人父母敢到我们学校来为他们的子女注册。我们那时候都相信，
现在也没有理由不相信，是一个名叫麦尔坎的平头小个子阻挡了他们。
他的鞋里带着金属的螺丝母，逞勇好斗，尊为三Ｋ党龙头老大的侄子，
他放出话要让来学校的第一个黑人学生躺在棺材里回家。
三Ｋ党带给我们一种近乎神秘的想像。我在学校时写过这方面的报告。
我们被告知说那是一种无形的军队，是保持基督教在南方的纯洁性的
最后一道防线。我记得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有一次正要过马路向左
转，正好被一个三Ｋ党龙头，或者大师，反正一个什么大人物的葬礼
车队挡住了道路，必须等着整个车队走完。十几辆、几十辆、几百辆
小汽车从我们面前经过，每一个开车的人都穿着白色或者深红色的丝
袍子，尖顶的高帽子上为眼睛留着长长的细缝。炎热的天气下，开车
的把带有晒斑的胳膊从敞开的车窗伸到外面，形成一个锐角。他们是
谁？这些再世的德鲁依教徒。他们可以是任何人，街角加油站的管理
员，教会的执事，我的叔叔，没有人确切知道。据第二天的【亚特兰
大报】报道，葬礼的车队共有五英里长。
我也记得七月四日在一个露天田径场的集会。那次集会的赞助者聚集
像了乔治·华勒斯、极端保守的约翰·伯奇社的国家级官员，以及亚
特兰大自己的李斯特·马多克斯等重量级人物。每当讲演者攻击华盛
顿践踏州里的权力的时候，我们就舞动起小旗子跟着一起欢呼。有二
十个黑人参加了集会，他们显示出我从未见过的勇气，坐在露天广场
里成了一片显眼的黑块。他们没有投入集会，只是观看。
具有煽动性的“南方佬”的演奏结束不久，我没有看见任何人打出信
号，蒙着面的三Ｋ党人就从人群中站起，爬下露天广场，将那些黑人
包围了。黑人们站着拥在一块儿，向四周张望，却绝望地发现无路可
逃。最后，他们当中的几个人开始拼命爬上三十英尺高的铁丝网，那
是保护观众不被赛车撞上用的。三Ｋ党匍匐而上追逐他们，演说家的
手提扩音器此刻哑然无声。我们都转过身来，看三Ｋ党用力把那些紧
紧抓住铁丝网的身体拉下来，仿佛把捕获的掠物从陷阱里拉出来一样，
然后或赤手空拳，或用类似马多克斯卖的斧头把痛打他们。过了一阵
子，州警们才懒懒散散地挤进来，制止了三Ｋ党人。
虽然已经过去将近四十年了，我至今仍然听得见群众声嘶力竭的呼喊、
受害人的哀求以及三Ｋ党人的赤裸的拳头打在人肉上发出的嘎嘎响声，
我仍然为我因年轻而产生的胆怯及其与它交织在一起的恐惧而万分羞
愧，那是我第一次经历暴力事件，亲眼目睹事发现场。
我今天感到可耻、自责和后悔，神化了许多年，才破碎了我里面令人
厌恶的种族主义的至梏（我怀疑我们之中是否有任何人已经脱离了其
它形式的更复杂的种族主义），现在我看清了这种罪是最毒的一种毒
药，造成了也许是最有害的社会影响。当专家们探讨美国都市里的下
层社会时，他们一一怪罪于毒品、改变了的价值观、普遍的贫困、以
及核子俱乐部的解体。我有时怀疑这一切问题都有一个更深的根源：
我们的长达几个世纪的种族主义的罪恶。
这些我从年幼时就刻下的种族歧视的记忆，在我小读马丁·路德·金，
这位被马多克斯贴上“我们国家的敌人”的标签的亚特兰大公民的传
记的时候，像潮水一样涌现出来。两篇详细论述金的长文连续获得普
利策奖：一九八七年大卫·盖柔的“背负十字架”和一九八九年泰勒·
布阮其的“分水”。盖柔的书共七百二十三页，而布阮其的则有一千
零四页。当我全身心地读这两本书的时候，它们使我产生一种似曾相
识，却又不完全知道的奇特感觉。
虽然我穿梭于所熟悉的塞尔玛、蒙哥马利、奥尔巴尼、亚特兰大、伯
明翰、圣奥古斯丁之间，但是一切景色都已经改变了。我和历史学家
们一样，将这些名字视为富有勇气的道义争战的战场。六十年代我在
南方长大的时候，它们代表着被包围的区域。北方来的捣乱鬼，浑水
摸鱼的学生和拉比，以及联邦官员保护的传教士正在侵入我们的领地。
在所有这些城市领导每一次示威游行的就是我们那位头号公敌，我自
己亚特兰大本地的同乡，【亚特兰大报】常常攻击“以公义之名煽动
暴乱”的那一位。我教会里的人也有自己的名字来称呼他：马丁·路
西拂·黑。
金对基督福音的得天独厚使我们非常恼火。他毕竟是受了按立的牧师，
即使我的基要主义的教会也不得不承认他父亲金老爹、埃比尼泽浸礼
会教堂受人敬重的牧师的正直。当然，我们自有办法协调这个感觉上
的不和谐。我们说小金是共产主义急先锋，完全是披着传道人外衣的
马克思主义代言人（赫鲁晓夫年轻时不也背过四福音书吗？斯大林不
也上过神学院吗？）。乔治·华莱士引用ＦＢＩ的情报指控金属于一
个美国人里最靠近共产主义的组织。
我们说金老爹对马丁教养是对的，但是北边自由化的克鲁泽神学院污
染了他的心灵。就算他接受福音，他跟从的也是社会福音（我们从来
不问问自己，那时候保守的神学院能接受马丁的申请吗）。当关于金
的性淫乱的传言浮出水面时，他的事便板上钉丁了。小马丁·路德·
金是个骗子，是伪君子，不是基督徒。
新近出版的金的传记花了大量篇幅极为详细地探讨这些指控。多数传
言来源于ＦＢＩ官员的泄密，Ｊ 埃德加·胡佛与金有着私人恩怨，
罗勃特·肯尼迪授权他可以窃听金和他同伴。约翰逊·肯尼迪总统曾
亲自命令金断绝与两个最亲密助手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坚持共产主
义主张。虽然民主的资本主义之下的不公平有时使金难以忍受，但是
本人从来不赞成共产主义。他对人的判断取决于他们对人权的投身程
度，就这个尺度来说，左派人士的贡献要比南方的牧师们大得多。
在金的年代，ＦＢＩ会疑神疑鬼地盯上那些很容易与各种族、各经济
阶层打成一片的白人，他们是潜在的共产主义分子。令我现在悲哀的
是，成为ＦＢＩ目标的本来应该是基督徒们，而不是共产党人。相反，
我们南方基督徒大体上站到了公义的对面，海外共产主义媒介宣传的
在“基督教的美国”发生的隔离的故事则是真实的。
与其它指控相比，对金的性生活淫乱的指控并不是谎言，乃是历史事
实。ＦＢＩ录下了他在旅馆房间里无数次对话，拜赐信息自由法，历
史学者可以研究可靠的抄本。拉尔夫·阿伯内西指出，直到他去世前
夜，金还继续他的婚外情。ＦＢＩ一位官员（威廉姆·沙利文，后被
提升为助理局长）将他们的一部分录音和一张便条寄给金，便条上写
着：“你完蛋了。你只有一条出路。你最好在你丑陋的欺骗行径在全
国暴露之前把自己解决掉。”
除了性淫乱的控告外，金也被指控剽窃，他将大段别人的东西塞进他
的研究生论文、稿件、有时候他的演讲中，却不加说明。说实话，我
发现理解金的性堕落比他的剽窃更容易，那是好多人都犯的罪。引人
入胜的散文大师为什么要偷别人的东西呢？
残酷无情的压力从四面八方向金撞击：他面对来自种族隔离分子和
ＦＢＩ的死亡威胁；一颗炸弹曾在他家中爆炸；他的志愿支持者正在
受威胁、被殴打和坐牢，其中有的人正在死去；他的南方基督教领导
会议常常拖延他的工资；肯尼迪总统勒令他解雇的一个助手是他最有
效的捐款人。从【亚特兰大报】到【纽约时报】的报纸都谴责他的方
式，ＮＡＡＣＰ（有色人种民权促进协会）批评他太激进，而ＳＮＣＣ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则指责他太软弱。十几个城市的示威学生
请求他陪他们坐监，密西西比的志愿人士敦促他去和他们一起拿生命
去冒险。他应该专注于投票权力上呢，还是那些实行隔离的餐馆？他
应该去违反哪些不公平的法律？哪些藐视法庭的传票又该怎样处置？
他是应该对人权全力以赴呢？还是也要关注贫困问题？那么还有越南
战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