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位同学，是我的好朋友－与我同样有政治野心，在六四后后不久，反党情绪弥漫校园的时候，便写了入党申请书，很快便被批准了，并成了学生干部。他常劝我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面对现实。我是一个野心极大的人，做科学家的目标是牛顿爱因斯坦，搞政治的目标是出将入相。他说，不要想一步登天，我们这种没有家族背景的人，按正常情况，做到一方诸候都是奇迹，最重要的是能进一步是一步，进到哪一步，完全是机遇。不要以为自己水平高就要占据高位，水平固然重要，机遇才起决定作用。无论中国政局如何变化，加入共产党都是只赚不赔的。

抱着这个态度，我开始重新学习党史。以前看党史，是抱着崇敬的心情，看党如何牺牲自己救中国，人民如何向往党，看得热血沸腾。现在则是抱着审慎的态度看，力图剥掉里面的光环与形容词。不过，我当时中然否定了现在的党，还没有否定从前的党。我想也许这个党变质了，不是原汁原味的。

我的教材是上大学时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史》，粗粗看了一遍之后让我将过去的党也否定了。我的逻辑能力豁然大开，发现了以前想都没想过的矛盾之处。比如：红军长征，付出几十万从的代价，据说是为了北上抗日。但同时又说因为王明的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假如没有这个失败，还会不会长征？长征的起因到底是军事上的失败呢还是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另外，既曰北上抗日，当时日本人刚刚占领东北，正在蚕食华北，抗战第一线应该是华北，红军跑到陕北干吗？这只是其中比较大的一处疑问，其中矛盾之处还多的是。

我们寝室里一位室友买了几本书，写辽沈战役的《血红雪白》，西安事变的《双十二》，淮海战役的《红土地黄土地》及朝鲜战争的《出兵朝鲜纪实》。这几本书后来都成了禁书，但禁了之后反而更流行了，大批的人排队找有这几本书的人订阅。寝室里十一点钟要熄灯，我们当时几乎每间房都买了蜡烛挑灯夜战。

这几本书破除了国共内战史上的一些迷思有些事情我一直怀疑但对真相只能猜测。总的来说，这几本书揭开的迷思有：（1)共产党在战争是不是爱民如子的，在围困长春是，导致了饿死60万平民的惨剧；（2)内战的局势不完全取决于作战双方，国际势力的作用更大：苏联占领东北对战局有决定性的影响，而美国拒绝在渡江战役前干涉导致蒋介石政权的最终失败；（3)张学良抓蒋不是赤诚爱国，而是受苏联援助的诱惑；（4)共军的胜利不是神机妙算，而是国民党的腐败与内部斗争；（5)中国出兵朝鲜不是自卫，而是国际共运的需要；（6)朝鲜战争中国伤亡惨重，最终结局是个平局──实际上它是一场不需要的战争。这些书本质上将罩在党头上的光环拿掉了，将所谓的“解放战争”还原为另一次改朝换代的战争，“人民军队”还原为党的军队。我想这大概是它们被禁的原因，据说《血红雪白》的作者还被抓起来了。

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毫不奇怪，因为我早已将当今看作是历史上的一朝，不会受那些颂赞之词的当，但作者们所提出的许多事情还是让我耳目一新，仿佛很多碎片拼成了一幅图画。这更坚定了我最新形成的信念：第一，奸诈残忍是成功者必须具备的素质，正人君子万万做不得，这是历史已反复证明过了的；第二，投靠共产党万无一失。所以，我决定要做一个坏人。

主，神，全能者，从那时起我就变质了，从一个盼望为这个世界作出正面贡献，痛恨不公不义的孩子，成为一个决心为了自己的前程，不顾手段，以恶为善，以曲为直的人。也许不是我变坏了，而是包裹在外面的画皮被自己剥了个干干净净，露出狰狞的本我来。

天父，我当时并不觉得不对、害羞，反而认为很光彩、自豪，如同找到了人生的真理。若不是你后来通过环境变化将我带到你的面前，如今的我可能还是那样，处于黑暗中而自以为光明，身在死亡而浑然不知。主，感谢你将我从黑暗带入光明，在从埃及到应许地的过程中，我仍然可能有很多不顺服的地方，时不时会想起埃及的肉锅和蔬菜。求你让我看见你信实的大能，以信心渡过你赐给我的每一天，不为身边的事情所动，向着标杆，勇往直前。

我们的主，放眼世界，我们发现往往是道德行为都很低下的人能身居高位，而高尚的人则备受压迫。中国古话有“窃国者侯，窃珠者盗”的说法。做坏事被抓住了，不是因为做了坏事，而是因为做得太小。诗篇第七十三章的作者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他说，他们常守安逸，财富却增加。我谨守我心纯洁实在徒然，我洗手表明清白也是枉然。他疑惑地不知道该怎样教导以色列人，说道：我思想要明白这事，我就看为烦恼。先知哈巴谷质问神：为什么见行诡诈的人而不理，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人，你为什么缄默呢？你竟使人像海里的鱼，像无人管辖的爬虫类。所以，这个世界在教导人们去做坏人，做坏事，因为坏人比好人亨通。苦难问题一直是困扰神学家和哲学家的一个主要难题。为什么一个全能、全知又充满慈爱的神不能制止世上的罪恶呢？到底是神并不慈爱，如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还是神并没有制止罪恶的能力呢？对于基督教来讲，这尤其是个难题，因为我们相信神的慈爱，同时也相信他的全能全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