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最终失望的是法轮功事件。最开始反法轮功的时候，党员干部内部传达了中央文件，说法轮功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野心勃勃的政治组织。中央认为，同法轮功的斗争是一次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是自六四以来党所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能不能有效地粉碎法轮功这个组织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事，所以全体党员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地拥护党中央的决策。我清楚地记得，这个文件根本没有提什么邪教，伤害健康，破坏家族等罪状。但是很快，电视里便开始播放法轮功如何危害健康，影响心灵的片子，然后批驳李洪志的错误理论，加上他聚敛财富，欺骗信众等恶劣行径。给人的总体感觉是党对付法轮功不是因为政治斗争，而是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的身心健康。

让我感到失望的不是党打击法轮功，而是舆论的力量。在最开始法轮功被镇压时，尚有不少同情他们的人，认为他们，至少基层的修炼者，是无辜的。但随着电视、报纸轰炸式的报导，同情他们的人很快减少，在短短的一两个月的时间里，法轮功及其信徒成了人人讨厌的过街老鼠。大家都认为党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民除了一大害，否则不知还有多少人要被他们害了。“人民”的眼光这么锐利，看起来江泽民同志当初对法轮功的担心真的是多余了。

我本人并不同情法轮功，我也认为他们是愚昧可笑的。但是第一，我认为人家的愚昧是他们自己的事。历史上许多暴政，如法国大革命，纳粹德国，我们的共产主义，都是一部分人希望另一部分人不要愚昧的结果；第二，先镇压，再立法于理不通。孔夫子曰：礼莫大于名，名莫大于分，正常的形式是很重要的。但党偏偏就不顾这个名分，人民大众也不注意这个名分，只要是为民除害即可；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镇压法轮功是个政治举动，是这个组织的严密性让党感到有威胁。所谓炼死人，给人灌输错误理论只是细枝末节的借口。但人民群众在平时都说新闻联播假大空，关键时刻对其信任有加。中华民族是一个容易被煽动的民族，在这个土壤上只能开独裁之花。

查考中共的建国史，我发现，党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得到人民的拥护的。当初反右人民是拥护的，后来平反反右人民也拥挤；文革与否定文革都有民众的支持。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六四，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是支持镇压的。党和人民心连心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际情况。

题外：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忠奸，也都是出于当权者的需要。首先是秦桧，据说秦相爷想卖国求荣，但他既然贵为宰相，又是高宗建国元勋，还有何荣可求，难道金人可以让他皇帝不成？稍微做点推敲不难看出，秦桧的“莫须有”三字不是为了罗织罪名，而是无奈之举。实际上他是告诉韩世忠，本相不认为他有死罪，但万岁爷要杀他，只好奉旨办事了，可惜几百年来无人能领悟其中奥秘。岳飞真正的死因是拥兵自重，试问有哪个皇帝能容忍十二道金牌才召回来的武将？国家的大政方针是由皇帝会同宰相商定的，一个将领不同意，只可按程序上疏条陈。公然抗拒调令，是自己找死，干宰相何事？孝宗皇帝听信韓胄之言，欲北伐可以建功，。只是人心思定，不欲再战，因此竖起岳飞这个悲剧人物作抗战的楷模以激励民心士气。老皇帝不好贬，只好将秦桧放在对立面，铸成这千古冤案。假如不是孝宗有意北伐，秦相爷仍是已故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岳武穆则仍是拥兵傲上的武夫。另一个民族英雄袁崇焕，假如不是满人皇帝康熙老爷子给他评反，今人还要将他当作汉奸。美国总统林肯说，你可以在一段时间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间欺骗一部分人，但不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恐怕这也是一句盅惑人心的口号。

主啊，我们的神，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每个人是罪人，而由个人组成的集体是一群罪人。有罪的人如何能实行公义呢？因此，历史的审判也好，人民的审判也好，都是虚无的，也体现不了公义。因为一群人的罪并不比一个人的罪少。主啊，只有供水是公义的，而人全是虚妄的。在所有的典籍中，只有圣经敢于直言人这个集体──人民──的罪恶。求你让我们以你的义为义，而不要以自己为义。我们期盼你的公义临到大地，因为天国要战胜一切人间的国。

我发现了中国人民群体性的恶，但当时并没有认识到由非理性的人群投票进行的集体决策（即民主）也是非理性的。我认为中国人民的非理性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党对信息的垄断和操控，在反方没有声音的情况下，人民的反应如何理性呢？二是中国缺乏民主传统，就是尊重。谦让和博爱。但在民主制度实施后这一点会好转。我不认为民性决定制度，反而相信制度造就民性。我想，假如中国民主一段时间后，人民会更加理性、和平，因为民主是良性循环，而独裁是恶性循环。

主，越看见人的愚拙，我越向往民主，心中竖起民主偶像。我相信某位思想家的一句话：独裁是万恶之源。实际上，如同圣经指出的，人心才是万恶之源，只要人心不更新，无论什么制度都要给人带来灾祸。

对中国人民失望后，我开始思考起出国问题来。我有不少同学在美国，知道那里汽车洋房家家都有，物质生活非常优越。不公如此，总统、州长、人大代表每隔几年选举一次，不是靠阴谋诡计。政府做什么事都要听人民的，大家不同意它就什么都干不成。另外，报纸、电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用理会宣传部的指导性意见。于是，一向对出国毫无兴趣的我便学习起Toefl和GRE来。

但我本人对出国确实很犹豫。我们出国考察时，见过一些留学生与外国公司的中国员工，感觉他们都是一副穷酸相。虽然老听说在国外，老板要讨好员工，而员工不必理会老板。但在华人员工身上看不出来。他们永远都是谨小慎微，亦步亦趋，如同进了贾府的林黛玉，比中国机关里溜须拍马的未遑多让。况且我们溜须是为了升官，他们则是为了保住工作，在层次上我们高过他们一筹。我们不存在什么炒鱿鱼的问题，只要你不想升官，完全不用讨好任何

人。另一个不想出国的原因是我自认为混得还不错。二十来岁有了一官半职，还管着项目。许多人，包括一些富翁，见了我都客客气气，点头哈腰。我的哲学一向是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所以，虽然对出国兴趣大增，却一直没有真正行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