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杨西：正当倒下死亡时

方周　译

使这颗…沮丧软弱的心，发出大能的热诚纳粹集中营的生还者维克多·弗朗克尔恰如其分地说出了受苦人所面临的第二个危机，“绝望就是毫无意义的受苦。”他观察到，他的同伴只在怀有得赎的盼望时才能忍受猛烈的苦难。在一个像我们今天这样完全不同、充满舒适享受的社会里，我们能够赋予痛苦、这个极可怕的来犯者什么样可能的意义呢？

爱滋病这样的疾病有什么意义？大卫和我探索的正是这个问题。当时，公众辩论正激烈进行，他的教会把患爱滋的孩子们赶出了主日学。大卫主动地将他的病追溯到他以往行为上的选择，并且为之忏悔。但是，那些携带爱滋的孩子们是怎么回事呢？那些因输血而罹患了爱滋的血友病患者呢？他们又有什么选择？

在多恩的时代，神炽烈的愤怒好像倾倒在整个地球上。两课明亮的慧星先后出现在星空。有人说这些明白无误地表明，在大灾难背后是神的手。先知们穿梭与大街小巷，有人像约拿一样哭喊，“再等４０日，伦敦必要倾覆了！”今天，我们也有这些先知的再世，迫不急待地将灾难和灾祸归结于神审判特有的标志。历史告诉我们要谨慎：欧洲的神学家就神在大灾难中的讯息辩论了４个世纪之久，最后平息了他们所有猜测的却是老鼠的一点点疫毒。

早衰病有什么意义？这种悲惨的异常加速老化的过程，使一个６岁的孩子看上去、也感觉像８０岁的老人。脑性麻痹、囊性纤维性变病又有什么意义？印度的大地震、淹死１０万人的孟加拉大洪水又有什么意义？神在非洲不降雨是表明他的不悦吗？

我们大部分人只看到苦难消极的一面：它中断了我们的健康，使我们对生活、自由和幸福的追逐不愉快地骤然而止。每一家出售卡片的商店都明白无误地传达这样的信息，对于遭受苦难的人，我们只能企盼他们“康复”。一位患末期癌症的妇女告诉我，“没有一张卡片适用于我们的疗养院。我们无人能够康复，很快都得死。对于世界的其它部分来说，我们是没有价值的。想想这个字吧，没有价值。”

末期癌症有什么意义呢？

当多恩想到他自己已病到末期时问了同样的问题：他的书给出一个可能的答案。第一个线索来自他病房敞开的窗户，他从那里听到教堂报告死亡的悲惨钟声。他的第一个知觉便是，难道他的朋友得知他的病情比他们想像得要严重，从而下令鸣钟纪念他的死吗？他很快意识到，钟声不过表明又一个人的死亡，大灾难的又一个受害者。

不久之后，葬礼上的钟声与街道上嘈杂的噪声融合在一起。教会里传出会众咏诵诗篇的声音，多恩也用微弱的声音低声伴随。然后，多恩写下关于教堂钟声意义的沉思录第１３篇。这是沉思录最著名的一段，在英语文学里也是最广为人知的。（“人不是海岛”）那篇沉思以庄严、生动的语言描述了我们在每一个死亡里所感受的失落，“如果一块泥土被海洋冲去，欧罗巴就缩小一点…每个人的死去都使我减少，因为我包含在人类之中；因此不要派人去打听，丧钟为谁敲响，它敲是为了你。”我们为死去的另一个人悲哀，因为我们自己也在逝去，在同一个死亡里，我们感到与他人深深地联在一起，并一起被夺去。

苦难一个特有的能力是突破人通常的防卫和日常的生活，提醒我们它的必然性。有段时间我陪一位朋友参加他们致命疾病患者每月一次在医院等候室里的小组活动，虽然我不能说我“享受”那些聚会，但是，每月一次，当我走回家时，我都感到那是我渡过的最有意义的一个夜晚。我们越过微不足道的琐碎，面对那个房间里每个人最紧迫的问题：生与死，怎样最好地渡过余下的岁月。

正如多恩所说，“我需要你的雷鸣，哦，我的神，你的乐声不能满你心意。”对于他，鸣钟是他死亡的前奏，对于每一个死去的人，那是一个句号─生命的终点；但是对于紧握生命的多恩，那是一个尖锐的问号：他预备好迎接神了吗？

当有人就当时的一场惨剧询问耶稣时，他是这样回答的：

“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路１３：２─５）

耶稣讲完这些话后，接着又讲了一个有关神的怜悯的比喻，他似乎暗示，我们这些灾难的旁观者和那些受难者从灾难中可以学习同样多的东西。一场灾难能够教我什么？它教我谦卑，教我感激我现在还享受的生活，还有就是同情，即耶稣对于所有遭受哀恸和苦难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同情，最后，灾难猛然提醒我们生命的短暂，呼吁受害的和旁观的在悔改中结合在一起。

教堂的钟声使多恩德思想产生了奇特的转变，在那之前，他一直漫无边际地思考疾病的意义和从中学习的功课，现在，他开始思索健康的意义。钟声带来他的一生是如何度过的问题。健康是一件礼物，他有没有以服事他人和服事神来尊重这件礼物？他有没有将今生视为一种准备、一所训练场，以迎接那更长、更重要的生命，还是以为它就是到此为止？

当多恩开始重新审视他的一生时，他看见许多惊诧，“我是遭遇困苦的人，”多恩在他妻子的葬礼上对会众这样说，然而，现在他清楚了，那些忧伤的时刻，那些他忧伤时怨恨的遭遇，其实正是他灵命成长的时候。试练洗清了罪恶，造就了品格；贫困教会了他依靠神，除去了他的贪心；失败和羞耻帮助他医治了骄傲和野心。也许是神自己的手阻挡了他的事业─当时他是何等失望，要预备他来事奉神。一幅确定的图画涌现出来：痛苦可以转变，甚至可以被赎回，一个表面的灾难有时会产生实际的益处，没有被除去的苦难可能成为神的工具。

多恩系统性的反省把他提升到新的状态。这个疼痛能够被赎吗？当然，他的疾病限制了他，但是，肉体的无力不能禁止他灵里的成长，他有更多的时间祷告：钟声使他想起他更为不幸的邻舍和许多在伦敦受苦的人，他可以学习谦卑、信靠、感恩和信心。多恩从中还发明了某种游戏：他想像着他的灵魂越来越强壮，甚至从床上起来，在房间里四处走动，即使他的身体还躺在床上。

一句话，多恩发现他并非“没有价值”，他将他的精力投入属灵的操练：祷告、认罪、坚持写日记。（后来的沉思录）他使自己的心思离开自己、转向他人，因此，沉思录记录了多恩对于痛苦的心态的决定性改变：他以解除痛苦的祷告开始，以从痛苦中得赎和与痛苦对话的祷告结束。

这样的救赎可以采取神迹医治的方式─他仍然希望如此，但是，即或不然，神也能拿起一块粗糙的肿块，借着炼精者的磨难之火将它炼成一块纯金。

虽然违逆的仆人如我者会惧怕死亡但是怜悯的主人如你者我不畏近前

多恩的疾病引发的两大危机─惧怕的危机和意义的危机，最后交汇于第三个、最后的危机：死亡。诗人确实相信他会死于这场疾病，这片乌云始终笼罩着沉思录的每一页。“我在门口调拨音弦”，他写道，那是死亡之门。

我们现代人拥有完美的技术处理这个危机，这样的技术毫无疑问地会令多恩困惑不解。我们大多数人干脆采取精巧的方式避免死亡，健身俱乐部以及营养和健康食品店成了蓬勃发展的工业。我们在把肉身的健康奉为神明的同时，视而不见死亡直言不讳的提醒─停尸间、加护病房、墓地。生活于大灾难时期，多恩没有拒绝的奢侈。每个晚上，马车在街道上隆隆而过，拾起当天遇难者的尸体，他们的名单刊登在隔天的报纸上，在灾难的最高峰每天多达上千个。没有人能无视死亡的存在而活着。像他当时的人一样，多恩在他的桌头放着一块头盖骨作为提醒：人生自古谁无死？

与此相反，某些现代的健康工作者采取了另外一条路线，他们建议以接受，而不是拒绝作为对待死亡的最佳心态，自从伊莉莎白·库柏勒·罗斯（Elisabeth Kubler─Ross）将接受死亡作为一个悲伤过程最后阶段的标志以后，许许多多的自助小组便涌现出来，帮助病人们达到那一个阶段。如果你读多恩的著作，不多久就会发现这样的念头对多恩是多么陌生。有人指责多恩沉溺于死亡之中，（他的５４篇诗歌和１４行诗中有３分之２都围绕着这个主题）但是，死亡是他奋力抵抗的巨大的敌人，而不是生命周期里一个倍受欢迎的自然成份。当我看着我的朋友或亲爱的人在疾病中日复一日地恶化下去的时候，同样将死亡视为仇敌。

沉思录记录了多恩接纳死亡的活生生的挣扎，纵然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他还是不能实实在在地想像出死后的情形，他如此熟悉、在他的作品中溢于言表的喜乐完全依赖于一具物质的身体以及它嗅觉、视觉、听觉、触觉和味觉的能力。

多恩从耶稣、“我死亡科学的主”的身上得着某些安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表现出的难于接受的情形：他汗如血滴，祈求父神改变初衷，他同样感受着多恩临终前经常体验的孤独和惧怕。他为什么那样地死呢？基督之死的目的最后终于为多恩带来一些安慰：他以死而带下医治。

当他开始不再将死亡视为永远败坏生命的疾病，而将它视为生命疾病唯一的医治和通向神的旅程的最后阶段时，多恩来到一个转折点。邪恶影响着这个堕落星球上的一切生命，只有借着死─基督的死和我们自己的死，我们才能经历医治的阶段。多恩在《献给父神的圣诗》、他患病期间仅存的另一部作品里发挥了这一观念：

你是否赦免我起初的罪那我的罪：纵然从前所犯？你是否赦免我那罪，从前所犯，今日仍犯：纵然我仍痛悔？你赦免了，还要赦免因为，我还有更多。

你是否赦免我已胜过的罪他人的罪：我的罪成了它们的门？你是否赦免我已躲避的罪一年、两年：如刻痕于我身？你赦免了，还要赦免因为，我还有更多。

我有这样一个罪，当我气若游丝奄奄一息：我将倒毙岸边；但你自己起誓，在我死去时，你的儿子将像今天、直到今天一样照耀；你已经如此、你始终如此，我不再惧怕。

诗人在他名字上的一语双关（注：多恩Donne和已经Done是同音字）表明他最终在某种程度上的接受：不是接受死亡为必然的终点，而是愿意相信未来在神那里，不管它是什么样子。“那个声音：我现在必须死，不是以定罪的方式发出的审判之声，而是医生展示健康的祝词。”

令每个人都大吃一惊的是，多恩并没有死于１６２３年的那场疾病。他得的是类似斑疹伤寒的高烧，而不是致命的腺鼠疫。他从医生们奇特的治疗下得以逃生、复原，并在圣保罗大教堂继续担任了８年祭司长。

多恩后来的证道和写作常常回到沉思录所触及的主题，特别是死亡，但是再没有表现出内心的那种骚动。在他的危机中，多恩达到了对死的“神圣的无动于衷”，不是靠着忽略对死亡的恐惧，他后来的证道栩栩如生地描述了这样的恐惧，而是靠着重新燃起的对复活的确信。从前看来使生命断绝的死亡实际上为新的生命开启了一扇门。“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如果多恩能够通过时间隧道来到当今世代，他毫无疑问地会惊讶我们对来世的漠不关心。今天谈论来世几乎会令我们无地自容，我们害怕天国就像我们的祖先害怕地狱一般。天国的观念看上去既离奇、又怯懦，是为了逃避这个世界的问题。我不理解，是什么样的价值颠倒才使我们将灵魂和肉体的毁灭推崇为勇敢，而将快乐无比的永恒盼望贬低为胆怯？天国支撑着一个时间的（比地上的时间更长、更真实）、全备的、公平的、喜乐的和平安的应许，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一点，那么就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１５章所驳斥的，我们起初就没有理由成为基督徒；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就要像多恩的生命一样改变。

神知道这个世界的重量、压力和沉重，多恩在一次证道中说，“如果将来荣耀的份量不能与之相比的话，我们都归于一无所有。”

死你不要骄傲，纵然有人这样称你强大而又可怕，其实，你并非这样…………小睡之后，我们将永远醒来，再没有死，死你也将死亡。

产生出沉思录的那场病之后的７年，多恩身患了另一场疾病。这场病严格考验了他所学习的有关痛苦的一切功课。他被禁居在埃塞克斯（Essex）的一栋房子里，在讲台之外度过了１６３０年的大半个冬天。可是，当教会的日历翻向耶稣受难日的时候，多恩坚持要到伦敦，在四旬斋的第一个礼拜五证道。迎接他的朋友们看到的是一位憔悴、看上去远远不止只有５８岁的老人，一生的苦难终于烙下它的痕迹。虽然朋友们力劝他放弃约定的证道，但是多恩拒绝了。

多恩的第一位传记作者，他的同龄人伊撒科·沃尔顿目睹了他最后一次证道的那一天白金汉宫的情形：

“不容置疑，许多人悄悄地问过以西结这个问题：‘那些骨头活着吗？’或者，那个魂能组织起舌头吗？……当然不能。然而，在他热切祷告几次无力的中断之后，强烈的欲望使他虚弱的身体恢复了对于以往沉思的记忆，那就是关于正在死去。他的原话是这样的：‘对于神，主是要死的。’这时，许多人看到他的眼泪，听见到虚弱、低沉的声音，他们心里想着多恩精心挑选的词句，明白多恩博士是在为自己的葬礼证道。”

多恩多次表示过死在讲台上的愿望，他差一点如愿以偿。《死的决斗》，多恩最精彩的一篇证道久久地影响了那些听众。对于约翰·多恩，死亡是他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与之抗争的仇敌。他满怀信心，这个仇敌追究会被击败。

被抬回家以后的五个礼拜里，多恩为死亡作准备。他口授给朋友们的信，写了几首诗，也为自己写好祭悼文。他向探访他的熟人述说往事。“我不能为我的生活，尤其是年轻时的，做无罪的申诉。”他告诉一位朋友：“但是审判我的是怜悯的神，他不愿意看到我的过错。虽然我能够呈现给他的只有罪恶和苦难，但是我知道当他看我的时候，不是看我本人，而是在我的救主里看我……因此，我充满了无法表达的喜乐，我将在平安中死去。”

伊撒科·沃尔顿将多恩最后这些日子的形象─骨瘦如柴、全然损毁的形体和安息的灵魂─和他看到的多恩十八岁时的样子作了一番比较。那时的多恩像个精力充沛、穿着华丽装饰、挥动着宝剑的骑士。沃尔顿发现多恩的春风得意从反面预言了他一生的艰难：“在我改变之前需要多少改变？”

在最后几个礼拜里，教会指定了一位雕刻家设计一尊雕像。多恩在他面前摆出一副死的姿势：一件寿衣覆盖着、双手在胸前交叉着、眼睛闭着。雕像刻在一块完整的大理石上。多恩死后，工人们把它安放在圣保罗大教堂里。

它仍在那里，约翰·多恩的雕像。我曾经见过它，事实上，它是１６６６年圣保罗大教堂大火灾后的唯一幸存者。象牙色的雕像放置在古旧灰色大石头的凹洞中，你既可以在克里斯多福·莱恩重建的大教堂的走廊里、也可以从唱诗班前排的座位后观赏它。导游们手指着大火留下的褐色的烧焦的痕迹。多恩的面孔表现得安祥平静，似乎已经获得了使他一生如此困惑的平安。

我们的最后一天是我们的第一天；我们的礼拜六是我们的礼拜天；我们的前夜是我们的圣日；我们的黄昏是我们的清晨；我们死的那日是我们永生的第一天。那日之后……是我自己向我显明的那天。在这里，我只看到伪装起来的我；但是，在那里，我将看见我自己，也要看见神……在这里，我的某种能力得着释放，另一种能力被弃于黑暗之中；我有的时候能够明白，但是我的意念同时却败坏了。在那里，我全人浸在光中，周围没有黑影；我的灵魂笼罩在喜乐的光中，我的身体笼罩在荣耀的光中。

多恩的作品中矗立着另一浮雕像。我读过许多关于苦难问题的东西，自己也写过一些。但是却没有看到像多恩在经历疾病、倒下准备死亡的旅程期间，对于人的状况如此专注和睿智的沉思。他本来拼命与神摔跤，最后却发现他自己是在怜悯的医生的怀抱里，他温柔地引导到他走过危机，使他能够将安慰和希望带给别人。

在大卫的葬礼上，一位芝加哥的股票经纪人走到我面前，问能不能看一看我所引用的书。他翻阅着我那本破旧的书：“我从来不知道有这样的基督徒。”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