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对母亲说过最残忍的话

芦笛

那天网上发生争论，网友“大阿官”对其中一人说：如果你在４９年是现在这个年纪，一定会留在大陆。我看了此话便觉得刺心，当即出来呵斥，问他既然有资格说这话，恐怕不是大陆人，家长在神州陆沉时跑出来了，所以现在可以居高临下地讥笑那些没想到跑或是没条件跑的倒霉蛋。

阿官随即辩解了一番，我也懒得理会。他不知道，他那话无心地刺痛了我，让我想起了那不堪回首的往事。

毛共对全民族作的最大的孽，就是彻底摧毁了中国的传统道德。在他们看来，世上只能有一种道德，那就是对毛共的忠诚；只能有一种感情，那就是对党和领袖的爱。一切独立于政治立场、政治情绪的感情都必须彻底破除，代之以对领袖的无限忠诚。为此，他们作出了历史上一切土匪强盗都没作过的事，动用国家宣传机器进行系统全面的强制洗脑，让“出身不好”的青少年从小就深信自己罪孽深重，获救的唯一希望就是背叛自己的家庭，作践茹苦含辛、呕心沥血把自己拉扯大的父母。

小芦当年就作过这种牺牲品，在《黑崽子》中，我回忆道：

“然而我做梦都想入团。这不再是象过去那样，是为了为进大学
去骗取一张通行证，而是为了作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那场铺天
盖地的洗脑运动把我也变成了一个狂热的信徒。

在‘阶级教育运动’之前，我就已经是一个信徒，因为我是官方
宣传的乳汁喂大的。但在运动前，我仍然还在内心深处给自己和
家人留下了一个角落。如今毛的教义却把心里所有的东西都无情
地挤了出去，盘踞了我的整个精神世界。到十六岁时，我已经通
读了四遍《毛选》，成了一个坚强的党外布尔什维克，随时随地
准备为亲爱的党献出自己那微不足道的生命。

然而你爱党，党不一定爱你。要党信任一个黑崽子，比骆驼穿过
针眼还难。要证明你的忠诚，第一件事就是‘和家庭划清界线’。
对一个中国人来说，这就等于是让他把自己的心肝用锋利的尖刀
剜去大部分，扔在垃圾堆上，吐上唾沫再用脚猛踩。对我来说，
父母和兄弟姐妹不是独立的存在，我们的生命早在共同经受的苦
难中融作了不可分离的一个整体。

但不管怎样撕心裂肺，我还是做到了人家要我做的。不久，我就
开始鄙视母亲，那曾经是我生命的一切，圣洁的爱的象征。

说起来，要做到这一点也并不是现在想象的那么难，只需用毛泽
东思想彻底武装自己的头脑就成。我开始用毛的教导分析对照家
人的一切言行，立刻就发现了母亲是何等的可鄙可憎。当然，她
‘爱’我们，但‘爱’是有阶级内容的。她那自私的‘爱’将把
我们领向何处？肯定会领到某个大学里，那是不用说的，但那又
怎么样？那为的又是什么？不过是为了我们日后有名有利，为自
己营造一个可耻的安乐窝。多么肮脏！多么邪恶！多么可鄙！她
怎么就想不到人活著决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解放全人类的崇
高事业？她不过是一只永远看不到广阔天空的蜷缩在屋檐下的家
雀，一个绝对无法领会大海的浩瀚的鼠目寸光的井蛙，不仅自己
在资产阶级的泥坑里打滚，还拖著子女和她一起堕落！每当我想
起过去试图欺骗组织，为了上大学而争取入团之时，背心就浸透
了涔涔的冷汗：班主任说得多对啊，我就是在危险的‘白专’道
路上一步步堕落而懵然无觉！

不久我就毅然离开家，搬到学校里去住。我再也受不了和母亲的
越来越频繁的吵闹。尽管我深信自己是坚持正确的立场，在和她
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斗争，她那泪水婆娑的模样依然令我心
碎。当她绝望地喊：‘小笛，你倒底是中了什么邪？告诉我！我
是你妈，有什么话不能跟自己的妈妈讲的？’时，我就忍不住因
为心软而让步，过后却又后悔自己放弃了原则。这样婆婆妈妈地
老是犯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我就永远过不了思想改造的‘家庭关’。”

那是１９６４年的事，过了两年，文革就爆发了，高干子女们发动的红卫兵运动迅速演变为红色恐怖，黑崽子和他们的亲属首当其冲，在《黑崽子》中，我回忆道：

“和北京市的黑崽子不同，我们没有挨打或受刑，但精神上的酷
刑一样难以忍受。一夜之间，我的所有梦想碎成了片片，现实第
一次向我展示了丑陋的面目。我曾是狂热的信徒，曾经不顾撕心
裂肺的痛苦来改造自己，以便‘站过去’加入他们的队伍。我从
来就没像他们在文章和演说中指控的那样，梦想过什么‘小汽车，
小洋房，白大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十年后，这倒成了真
事），唯一的梦想就是为革命献出自己微不足道的生命。哪怕就
在红卫兵抄家那些恐怖的夜晚，我仍然竭尽全力来为红色恐怖辩
护，一遍又一遍地在心头重温毛主席的教导‘矫枉必须过正，不
过正不能矫枉’，把所有那些骇人听闻的罪行当成是不愉快的、
然而是必要的过分暴力接受下来。

如今我才恍然大悟，人家根本就不要我加入他们的事业。那是他
们的革命，不是我的。无论我做什么，他们决不会允许我加入他
们。这一点人家已经说得如同水晶般清明透亮。一夜之间，我花
了十多年辛辛苦苦地在心头筑起来的宏伟圣殿轰然倒塌，只留下
一个惨不忍睹的巨大空洞，生命顿失高尚的明确的目标，变得毫
无意义。夜里，我吞声饮泣，灼热的眼泪湿透了枕头，但它一点
也没有舒缓心头痉挛着的剧痛。

就从那个时刻起，我在精神上脱离了革命。我意识到无论我多么
真诚，党绝对没有那个容量来接受我。我从精神上脱离了运动，
不过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我才能看穿那全部把戏，并且找到别的
东西来填补留在心头的那个空洞。 ”

一旦悟出了这点，我立刻从学校宿舍搬回家中，历时不到两年的“背叛家庭”史就此结束。是红色恐怖初步擦亮了我的眼睛，挽救了我，使我避免了许多同代人的悲剧，没有进一步跌入罪恶的深渊。

到７０年代，待我从农村成功地打回老家后，我已经彻底看透了我党的真面目，基本完成了对马列主义毛思想的理论清算，并重新发现了“万恶的旧社会”的辉煌。吊诡的是，觉醒之后，我竟然又对父母深怀怨恨。

我家在“解放”前也算个富户吧。如果要在神州陆沉之际跑到海外，别说是去台湾香港，就是赴欧飞美也非难事。可父亲明明有这能力，他却傻傻地呆在大陆，延颈待人宰割。他把自己坑进去还不算，还连累得全家在这无边无际的黑暗中挣扎，为人歧视，为人轻侮，为人耻笑，永远没有希望抹去刺在颊上的金印！

等我上穷碧落下黄泉，施出浑身解数终于进了工厂后，那绝望就到了最顶点。在此之前，眼前总有一道光明之门──工厂。那就是我具体而微的奋斗目标，就是我奋力挣扎的方向。人是希望的动物，只要有一线希望，人生也就有了具体目标。无论怎样备受挫败，生命总是有个附着点，因而也就获得了些许意义。

进了工厂以后，几年的奋斗总算有了着落，我却被空前的失重感撄住了。持久战终于结束了，战果在哪儿呢？长征总算到头了，目的地又是什么好去处？我发现自己从社会的最低层奋斗到了次底层，这就是我的主观努力能把自己带到的最高处。作为永被诅咒的黑崽子，我是再没希望向上挪动一寸了。有生之年，我将困死在这文化黑洞里，脑子先长茧，后烂掉。瞻念前途，除了无边的黑暗，我什么也看不见，原先那道光明之门是永远关上了。

等我失恋之后，绝望就彻底笼罩一切。如果不是害怕连累亲属，我早就寻了短见。正是出于这种绝望心情，我多次和家长吵闹，责问父亲当初为何不跑出去，连累了全家。最恶劣的那次，我居然对着母亲说出了一个儿子能说的最残忍的话：

“既然不能保证孩子的前途，就不要把他们生出来，否则就是不负责任！”

母亲目瞪口呆，什么都说不出来。天下又有哪个母亲能回答这残忍的指责？后来我自己作父亲之时，还在工厂作黑崽子，又几曾想到过孩子会不会被我坑了终生？

如果说天下有一种情感是无限的，那就是父母之爱。随便孩子怎么丧尽天良地折腾，父母之爱都决不会稍减。相比之下，无论是夫妻还是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都绝对不是不会磨损的，需要时时加以培育浇灌。如果你take it for granted，再亲密的关系也会破裂。

这世间最残忍的话深深地伤了母亲的心，但她老人家当然不久就忘怀了。倒是我自己近年来深受这罪孽的折磨，愈老愈甚，有时巴不得时光倒流，好让那罪孽从来没发生过；有时又恨自己没能在母亲在世时，在母亲面前沉痛悔罪──我一直没有这么做，话出口后不久我就忘记了，直到开始写《黑崽子》。

但即使我那样做了，那又便如何？请求母亲原谅？可父母对子女，根本也就不存在“原谅” 的问题；表示自己罪孽深重，日夜深受煎熬？但难道母亲会因此而高兴？这种罪孽，根本就是无从弥补的，伤害一旦作出，就再也无法补救了。也许，天下最大的罪孽（sin）就是滥用父母之爱这种无限的感情关系，怪不得古人要说“百善孝为先”。

这就是我看见阿官的帖子就跳起来的沉痛心理原因。他或许没有意识到，他和那些居高临下指责前贤的网人一样轻浮无德。记得茉莉女士和赛昆先生曾在网上放肆攻击侮辱５７年的右派，认为那些人是被屈打的奴才，活该，也就是林彪同志说的“坏人打坏人”。也只有阿官说的“共匪宣教综合征”的重病患者，才会说出这种轻浮丧德之言来显示他们“政治上的正确”和凛然大义。

任何一个粗知中国近代现代史的非文盲都知道，因为百年国耻的刺激，盼望祖国强大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牢不可破的心结。为了国家强大，这些人什么个人牺牲都可以作出，什么个人委屈都可以忍受，如我父母那样“富贵于我如浮云”。当初中共远比现代伪民运更具有欺骗性，在许多国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心目中，他们与国民党的专制腐败的污浊形像截然相反，象征着“民主新中国”的无限希望。在这种情况下被骗“附逆”，到底有什么可耻的？如果讥笑者们真是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为何如今不但不唾弃海外“民运” 那些现代共匪，还要与他们同流合污？！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