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寻梦到寻主 (1)

宁子

我是在1989年的最后一天来到美国的。我先生在波多黎哥的一所大学念化学博士。他刚出国时每月只有三百四十美元的奖学金。从小我对物质的缺乏没有概念，我对钱没有概念。所以当我在国外与他团聚时，从小在物质条件十分优裕的环境中生活的我感到一个极大的幻灭。当时我先生没有房子，他把我接到一个教授家，那教授到南美度假时，把家里的钥匙交给我先生。住在教授的家里，我以为这就是理所当然的美国生活。后来我先生说，教授要回来了，我们该住到自已的屋里去了。他就开着一辆五百块钱买来的破车，把我们载到他为我们租的房子去。那房子很小只有一个卧房，除了一张床是买来的，其余的家俱都是用石头和木头搭的一些架子。那扇木门上是燕子窝，下面是老鼠洞。下雨天，我们的床下在渗水，我要用簸箕来回把水往外倒。这时我就想起我们在宣武湖畔铺着红地毯的房子，那宽敞可以跳舞的客厅。我不知道我来美国干什么，我曾设想过种种生活，但是我没想到现实会是这样。而且我不知道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会结束。我甚至不知道，即使这样的生活，我们能不能够一直拥有。那时我先生每月有五百美元的奖学金，我是陪读，不能打工。一家三口，每月入不敷出。

到美国没两天，就有一个基督徒来看我。人家叫她刘太太，五十多岁，是从台湾来的。她第一次看见我就说，感谢神，让你们母女平安到美国来，我一直在为这事祷告。她讲这话的时候，我心里非常惊讶，因为我想到了在上海办签证的情景。当时我先生为我们办出国签证的时候，我最担心的是美国领事同意我出国,却拒签我的女儿，我宁愿他两个都拒绝，我不能接受他只签一个。我两岁时父亲被打成右派，我被送到南京住在外婆家。童年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站在堂屋里，看着别人家的孩子和父母一起过周末，但是我的父母不在身边，我的心就很忧郁。我就总是盼着过年，因为到过年父母才会来看我。我最快活的日子是临近过年的日子，那时我每天掐着手指等着父母回来的那一天。等到他们真的回来了，我又开始不快活了，因为知道他们马上又要走了。但是我把这一切都深深地藏在心里，永远不让他们知道。那时我就想，将来我有了孩子，我永远不让他/她和我分开。这些童年的往事，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但是当我在办出国签证时，当我知道我的女儿很可能被拒签时，我心里惶恐不安。那天傍晚，我接到先生的来信，准备第二天就去上海签证时，我那五岁的女儿在一旁提着小板凳，轻轻地说了一句:"上帝保佑"。

我们从来没有跟女儿灌输过上帝的概念，我们都自认为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我先生到美国的第一个圣诞节是在实验室里过的。圣诞节后他碰到一位同学，和他聊起圣诞节。同学知道他在实验室过的节十分惊讶，就问他信有神吗。我先生说，不信。那同学又问，哪你死了去哪呢？我先生回答，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哪都不去了。那同学听到一个东方学生竟然这样看待死就楞住了，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先生，只好无言以对。我先生非常骄傲，他把这事写信告诉我。那时我在报社当编辑，我就把这事作为美国见闻登在报纸的副刊上，对西方基督徒的信仰大加嘲笑。

今天我自已成为基督徒，我才感觉到这位同学在神面前单纯的信心何等宝贵。如果今天有人用当日我先生的话回应死的问题，我会问他:"你死过没有呢？如果你没有死过，你怎么知道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哪都不去了。可见得你刚才所相信的是一个假设，而不是你个人的经验。你相信你的假设，靠的不是理性，而是一种信心。而我相信人死后人的灵魂是有去处的，这信心是从我自已信仰的经验而来的，不是假设。而要接受你的假设，需要更大的勇气。"

不过从当时我们对基督教信仰的态度可见，在我女儿五岁之前，我们不可能对我们的女儿灌输任何关于神的概念，幼儿园更不可能给孩子们说上帝的事，我实在不明白，我的女儿怎么会拿着小扳凳说起上帝保佑的。但是当那位刘太太说:"我一直在为这事祷告"时，我脑海中就出现了签证的一幕。我们到上海正好是星期五，人们称之为黑色的星期五，因为星期五最不好签，但是已经到了，我们也就前往领事馆排号等候签证。排第一号的是一位母亲，她的独生女儿在美国怀孕，胎盘剥离，非常危险，需要母亲去照顾，但是这位母亲被拒签了。这母亲失声痛哭，她哀求那位签证官说:"不要误以为我有移民倾向，我的先生还在中国"，但是那签证官不为之所动。那时我心里很害怕,心里想今天怎么第一个人就会这样被拒签了呢?我想离开这里，但是我已经退不出去了。我是天不亮就到领事馆来排队的，拿的是十几号，所以很快就轮到我了。我一手抱著女儿，一手拿着先生给准备的一大堆材料走向签证的窗口。我还未走近窗口，那位签证的领事就以灿烂的微笑迎着我。他问我先生在最近波多黎各的风暴中可安好，问我想我的先生，我说想啊，他说想就去吧，又说你早该去美国了，我希望你们一家早日团聚。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好象美国在等着我，我送上去的材料他都没怎么看就给我们俩签准了。他有充分的理由把我的女儿拒签，因为五百美元决不可能维持三口之家，这是常识，而且我的签证是不能打工的。但是他竟然说，他希望我们家早日团聚。从领事馆出来我象作梦一样，门口的人拥上来问：“签了？”“签了。”“签了几个？”“签了两个。”接下来又有人问：“你这是第几次来？”我说:“第一次。”

这一切我都以为是我偶然的幸运。可是当刘太太说她一直在为这事祷告时，我不由地想起从接到先生的信，到签证的那一幕。但是我的理性立刻对这两件事之间的关联作了一个否决，我想，这只是一个巧合而已。尽管如此，我心里还是被一种温暖的东西感动着，就是一个与我素不相识的人，她惦记着我的心。这个心让我心里有一种莫明的感动，这是在我所来的地方没有接触过的。在我们所来的地方，我们可以关心一些人，爱一些人。这些人是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周遭的人。但是对于一个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与我们素昧平生的人，我们怎么会一直惦记着她的事!可是当刘太太说她一直在为这事祷告时，我知道我接触到一种真实，这种真实是我所来的地方不容易接触到的，是我过去的经验中所没有的。这就是说，这里有一种爱，这种爱超越了亲情，超越了友情，这种爱，无论我的理性是怎么不看重它，它是真实存在的，这只是一种我没有接触过的真实而已，这种真实是很美好的。这是我第一次和刘太太接触后留下的印象。

接下来，刘太太就开始关心我们，并邀请我们去教会。因为当地的教会是讲西班牙语的，我们去了，他们就把讲道翻成英文，但是在我出国前，我从来没有读过英文，所以到教会去对我不起作用。刘太太看我听不懂，就借了两本书给我，一本是到底有没有神，另一本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吗。这两本书的作者是五十年代的一位化学博士，叫张郁岚。这两本薄薄的小册子对我的理性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震撼。在这两本小册子里，作者旁证博引，从考古学，生物学等各个角度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在此之前，我一向认为基督教信仰和我国的许多民间宗教一样，都是迷信。我如此认为，不是出于对这些信仰的了解，而是出于对官方所作的结论的信心。我只是接受了一个现成的结论，而不是对这个结论背后的事实有全面的了解。读了这两本书后，我发现我接触到一个我的理性所没有接触到的领域，这个领域里面有另外一种我以前不了解的合乎理性的东西。我想，如果我和这两本书的作者辩论的话，我在理性上是站不住的。看了这两本书后，我理性上的障碍被摇动了，我对自已说，你不要随便否认你自已不了解的东西，你要否定它，最起码，你先客观地去了解一下，在了解之后再作选择，选择相信它或不相信它。就象在一条大马路上，你不能随便指着一个人就说，他是坏人。你要说他是坏人，你首先要去了解他，接触他，然后再下结论。张郁岚博士的这两本小册子对我最大的作用是提醒我不要随便否定我不了解的东西。

这事以后，我的理性开了一扇门，使我愿意去接触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基督教信仰，因为我现在认为这种接触对我是有意义的。接着又发生了两件事，这两件事对我的震撼一点不亚于这两本书。第一件事情发生在向我传福音的刘太太的先生身上。刘先生是当地农业大学的教授，她的三个孩子都在美国作医生。那年暑假，夫妻想到美国本土去看望他们的孩子。到了机场，临登机前五分钟，刘先生突发心脏病，心脏停跳25分钟。在座的要是有医生，你们一定会知道，心脏停跳25分钟，脑电波消失，在医学上已属死亡。但是刘先生活过来了，他那些当医生的孩子们看到父亲活过来了，就对父亲说，爸爸，是神救了你。刘先生活过来后向他的家人作了见证，见证他心脏停跳，死亡之后，灵魂的经历。他死后的经历使我们清楚知道，人死了之后不是没有去处的，当物质的身体死亡后，人的灵魂将走向它永远的归宿。刘先生决定病好后就从他大学的教职退下来，用他的余生来事奉神。

那个周末我去了他们的教会。主日崇拜结束后，刘太太从医院赶来。她见到我就说，这件事有神美好的心意。当时我不懂她这话的意思，人病成这样，怎么会有神美好的心意呢。后来他们的亲戚告诉我，这家教会没有传道人，刘先生已到退休年龄，教会非常希望刘先生退休后在教会服事神。但是刘先生不愿意，虽然他每个星期天去做礼拜，但是这信仰在他的生命中所占的地位是何等微不足道，他想在大学教授的位置上多工作几年。但是神借着这病让他看到，当生命离开的时候，人作的一切都不能带去。人甚至不能知道自已将在哪一刻离开世界。刘先生是在登机前五分钟突发心脏病，如果这事发生在飞机起飞后呢?经历了这事以后，刘先生才知道什么东西具有永恒的价值。

刘先生的事使我非常惊讶，它使我面对一个选择，就是对这件我个人无法经历的事，或者我接受这个别人的经验，相信这事是真的，或者我不接受这个经验，说这是假的。但是你必须作出选择，或者信它，或者不信它。如果刘先生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从中国农村出来的老农民，我会作出这样的假设，比如，他以前有过迷信的经验，在他脑子里造成一些迷信的观念，以至他生了这样一场病之后，就会这样解释一些事情。但是刘先生是农业大学的教授，是一个相信实验，相信科学的人，对刘先生作这样的假设是没有意义的。第二个假设是，刘先生在撒谎。但是撒谎一定有个动机，如果刘先生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不敢撒谎，因为圣经上说，我们今天所说的谎话，将来都要一句句交待出来。如果刘先生不敬畏神，他又何苦作个假见证支持基督的信仰，何况他的假见证是对他的家人作的。排除这一切的假设后，我只能相信，刘先生的经验是真实的。只是这个真实在我们中间被重复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当别人身上出现了这样一个你自已没有办法重复的经验，你也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

这时候信仰变成一件很严肃的事，我忽然觉得信仰不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不管你今天顺利还是不顺利，不管你有学问还是没学问，不管你有钱还是没钱，你都要去面对的一件事，因为你不能决定你的心脏在哪一分钟停跳。如果你此刻不作出选择，当你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后，当你到了彼岸世界，无法返回时，一切就会变得非常糟糕。所以，这不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消遣，而是只要你是人，你就不可徊避的问题。因为没有人可以代替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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