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佛教东传史（三）
【 作者：夏杞人 来源：煮酒论史 点击数：617 文章录入：扯淡网 】
（十四）西游记之法显版

自东汉明帝年间白马东来，至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数以百千计的西域、天竺高僧陆续来到中国传法。随着佛教在中国地位的提升，这些外国和尚大都受到礼遇及崇拜，类似于时下外籍教练和队员在中国足球场上获得的风光，这就令一位叫法显的和尚看得郁闷不已。

法显（338-423），本姓龚，平阳郡人（今山西临汾）。从他的出生年份和出生地来看，应该是生活在石虎治下的后赵帝国里。法显20岁的时候受戒成为比丘，然后在平阳和长安的寺院里一混就消磨了40年光景。晚年的时候，法显对自己的前半生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他觉得冥冥中自己一直有件大事业未能完成。

有一天他上网浏览新闻，看到了张朝阳同志在天安门前摆COOL的照片，再看文字介绍得知这个当年穷酸书生现在竟上了Mr.胡润编的中国百富榜。此事对法显的刺激极大，他终于得到启示“土鳖是受人气的，待俺出国一圈也换个海龟的新马甲回来”。

385年，长安僧团的领袖道安（就是佛图澄的大弟子）去世了，而鸠摩罗什此时还被吕光扣在凉州过不来。法显利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机向当时长安的国王---后秦帝姚兴请求派他去西天取经，姚兴看了看法显那张老脸，一边剔着牙间的肉沫说“好是好，可是俺现在没钱，你知道这年头地主家也没余粮呀”。说完一个饱嗝把法显呛出十米开外。

万事怕个执着，法显此后不断向姚兴写申请书，公元399年的时候，姚兴从牙缝里挤出了钱，终于打发法显及另外四位僧人一起上路赶赴天竺（走的远远的，成天价的来说，你丫烦不烦呀），而这一年法显已是62岁高龄，所以姚兴可能压根就没指望法显能活着回来。

前秦苻坚败亡后，中国北方处于重新洗牌的混沌之中，由于一时没有一统江湖的人物出现，最混乱时北方有十一国并立，单是凉州地区（即西行的必经之地--河西走廊）就有六个国家之多（北凉、南凉、西秦什么的一些小国），而且互相死掐地正自过瘾呢，法显这一路西行过去可谓杀机四伏。

两百年后玄奘和再往后的义净西行时比法显可要便宜得多。首先中国一统，没那么多军阀碍事，其次盛唐威名之下，大唐的外交通牒比现在美利坚的passport还要牛，所到之处无不倍受礼遇。相比之下，法显拿的后秦通牒到了别国就成了通辑令，好多姚兴的债主们正红着眼睛要找姚氏拼命呢，法显想了想后决定还是把这些烂文书扔掉吧。

出了河西走廊就进了新疆地界，这里是万里戈壁再加万里的沙漠，古代的寂寞商路上，每天都有人无法坚持走到最后的绿洲而倒毙荒野，至今古路旁边的山体上还有很多人凿小洞，当年就是为存放死者骸骨而凿的。

我想象法显等五人走过这片不毛之地也必是九死一生，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法显的另四位同伴先后夭亡于此。难解的是，倒是岁数最大的法显命最硬，居然活着出了新疆、又翻过帕米尔高原、再过七百级栈道、趟过兴都库什山冰河， 有一天法显一觉醒来居然闻到了空气里飘然而来的一阵暗香，老法显为之然精神一振，他提气再嗅，不错，这不就是印度人头发里散发出的阵阵樟香吗。

我们可爱可敬的法显老头知道，自己终于到魂牵梦绕的天竺了，他伏在印度河河畔长跪不起，大喊“神啊，救救我吧”。这一年是公元405年，这一路法显整整走了6年。

对于佛教徒而言，到了印度也就象是回到了家。法显抖擞精神开始取经学法，他遍游北印度，然后又在中印度住了三年，前面印度史部分提过的那家食宿免费的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他也去过（不过当时该寺还没有唐僧来时那么风光）。法显学会了梵语（60多岁了还能学外语，至今英语还没学好的朋友自己掌嘴吧），又取到了经书，便打算经斯里兰卡由海路回国。谁知当地的国王好客，又留他住了些日子，据说至今斯里兰卡还有一处法显洞，这可是中斯友谊的见证哦。

公元411年，法显启程东归，在海上漂了两年，又在东南亚一带狠转了一圈，过足了出国瘾。于413年回到东晋王朝的首都---南京。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了个问题，法显是拿着后秦给的奖学金出国的，怎么回来的时候却投到东晋的怀抱中去了。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五胡十六国真是超级大乱世，列国政治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413年（也就是法显归国的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一是胡夏刘勃勃改姓赫连，这位匈奴的后代是十六国期第一号猛男，此时他正抓住称霸关中多年的后秦姚氏帝国猛KEI。另一件事就是东晋大将刘裕灭了西蜀国，为三年后收复长安、灭亡后秦扫清了北伐的障碍。你说这兵荒马乱的让法显如何返回长安，他西游时已差点丢过一次命了，现在还是老实一点的好。

另外还有个因素也很重要。五世纪初的时候，中国佛教的重心已开始由北向南转移，后面会讲到北魏太武帝灭佛的事件，法显若回了北方，保不齐会被太武帝当成佛教痴迷者给劳动教养几年。

法显在南京住下来，凭他带回来的那些经书和翻译的本领也不愁没有饭吃。不久他与从北方鸠摩罗什（这时罗什已去世）僧团南下的陀跋陀罗和求那跋陀罗（这两位都是印度人，看这名字多绕口）一起译出了《大般泥洹经》（它是大乘《涅槃经》在中国的初译本），及《摩诃僧祇律》等书，开有宗的先河。后来北凉僧人译出了完整的《涅槃经》，加上竺道生的宣传，从而涅槃学（有宗）取代般若学（空宗）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

（十五）四大译场佛法普传

佛教于公元一世纪正式传入中国，其后经历了近200余年的“不应期”，到晋末南北朝时骤然迎来它在中国之旅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其后的两个黄金时代我认为是大唐和康乾之世），这里面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呢？中国古代先后传入的外来宗教还有不少，比如景教（基督教的前身）、祅教（波斯拜火教）、摩尼教（就是笑傲江湖中说的明教），为什么这些宗教没有在中国造成同样的影响呢？

原因可能是多两方面的：首先从社会层面上看，汉末至晋末的大乱世，使中原汉族百姓处于一种极度地悲惨生活中，历史上无论春秋战国还是秦末的大起义期间，从没有出现过类似五胡十六国期这种杀伐无度、赤地千里的局面。人世无常生离死别，使大众更易于接受业报轮回的解说。

简单地说儒家教人知礼节，佛教教人明生死。乱世中生活尚且不易，知书达礼这些就有些次要了。而生老病死这些人生苦难则更考验老百姓的神经。佛教正好就是教人如何超脱现世之苦，去寻找来生的极乐世界。所以它的教义一经在华夏传播，便很容易受到老百姓的接受也就不难理解。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来自于政治层面。宗教的普及与统治者的大力宣传总是密不可分，所谓上行下效。五胡期十六国中有超过大半的国家是崇佛的，例如前面已讲的后赵石勒、前秦苻坚、后秦姚兴等等。那么这些胡族皇帝为何对佛教情有独钟呢？除了佛教与现世无争的教义有利于抵消被统治者的反抗精神、方便盘剥百姓外，其实与胡人的统治心理也很有关系。

当时的中原地区原盛行的儒家和老庄玄学思想都是汉人的思想精华，也符合汉人的文化传统，胡族新统治者不愿照搬过来，所谓华夷有别。同时他们又觉得为便于统治没有套理论体系也不行，胡人无论武力有多强大，究其文化基础却是贫乏的，因此他们的自卑感也就很强。来自于天竺，生根于西域的佛教恰能满足胡人的这种需要，借助推广佛教文化来与汉地的儒家文化相抗衡，是他们得以长住中原而不被同化削弱的思想武器。

而景教、祅教、摩尼教大都不具有上述的这些传教优势，所以虽然它们在华夏文明中留下了痕迹，但最终没能造成坚实的信徒基础。比如袄教，它传入中华的历史也很悠久，与佛教几乎同时期，但终久没有登上上层建筑的顶峰、在群众中影响也很小。唐武宗会昌法难（这个后面会讲到）中，袄教与佛教一起被禁，受到很大的打击，从此袄教就一撅不振，再没有复苏过。而佛教则不然，唐武宗之后不久就慢慢地恢复了传播，一直传到现在还有大量的信徒。

说到传播，还有人才因素的作用。佛教汉传历史上一直不缺大译经师，他们把佛教的印度经典介绍过来，又以对汉学的精通将这些经典用汉学思想和词汇翻译成书。这种译经活动，最初是自发单独地进行，到了十六国时期，由于王权的介入和译经人才的增多，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四大译场。

首先是后赵的首都邺城（现河北临漳县，就是西门豹治水、曹操筑铜雀台的地方），佛图澄和他的弟子们曾在此翻译经卷，讲传佛法。
比邺城译场大的多是长安，前秦苻坚支持的道安（佛图澄大弟子）僧团和后秦姚兴倚重的鸠摩罗什僧团都在这里。姚兴还专门建了个“逍遥园”作为他们译经的场所，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皇家佛学研究机构。不过，佛学圣地怎么会起了个“逍遥园”的名子呢，两者格调上不大相配嘛。

南方比较大的译场在东晋的建康（即南京），这里也是人才济济。除了前面说到的慧远、竺道生、法显、佛陀跋陀罗等人外，至梁武帝年间还出了真谛、僧祐等新一批的大译经师。而真谛更是与鸠摩罗什、玄奘、不空（一说是义净）等齐名，被称了汉传佛教四大译师。

真谛（499-569），是地道的印度人，天竺名叫拘那陀罗。梁武帝年间他从海路来到中国，主要在广州和南京两地的译经场讲法。真谛在中国生活了23年，译出经书278卷，最终使他青史留名的是他译出的《摄大乘论》这部在印度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卷。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摄大乘论》是有宗唯识观的经典著作，正象鸠摩罗什译“三论”而成为大乘空宗中观学的权威译家一样，真谛译的《摄大乘论》也使他成为中华大乘有宗唯识学的第一人。（有宗和空宗的在印度的打架故事参照相关章节）。

说完邺城、长安、南京，四大译场中的最后一个是不太起眼的凉州姑臧（即现在的甘肃武威）。它能挤身四大译场还多亏了五胡时期一个叫北凉的小国和它们极度崇佛的国王。

北凉是由一批叫卢水胡的匈奴（此时的匈奴血统已很不纯了）所建，盘踞在凉州的北部（甘肃内蒙一带），在天下大乱之中并不太显眼，但国王沮渠蒙逊也时刻想着一朝扬名立万。403年后秦帝姚兴看着前秦遗臣（吕光）建的后凉国不顺眼，没事就找茬来痛扁一顿（当然另一个目的是来抢凉州城内的鸠摩罗什），沮渠蒙逊觉得有机可趁，于是也加入了这场对后凉的群殴（来打群架的还有南凉、西秦等国）。

终于凉州城破，后秦姚兴眼急手快抢走了鸠摩罗什，北凉只好抢些其他高僧回去供着，随便一数也有几百名之多。为什么会有这些多高僧在凉州呢？原因很简单，凉州是印度、西域僧人进入中原的必经之地，由于各种原因很多僧人在此滞留下来，后来就逐渐形成了姑臧僧团。北凉接手了姑臧的管理后，在此建起了“闲豫宫”作为译经场所，其规模丝毫不逊于姚兴长安的逍遥园译场。姑臧僧团的昙无谶译出了《大般涅槃经》（这本在十三章里专门提到过），也使北凉这个小国家以佛事的显要而在十六国中着实混出了名堂。

北凉的文治武功都比较一般，但令人意外的是，它的寿命在十六国中却最长。当拓跋鲜卑人于公元439年打到它的城下，其它那些十六国中的成员都已灰飞烟灭了。随着北凉的灭亡，五胡十六国正式划上了句号，后面我们要集中看看佛教在南北朝期间的发展了。

（十六）佛道的婚姻悲剧

佛教最初传入中华大地的时候，为了尽快地得到中国的绿卡，曾与道家办了一次假结婚的手续，到了5世纪的时候这一婚姻已名存实亡，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协议离婚还是不欢而散了。

前面讲过，佛教最初传入中国，为了尽快地取得上层社会及黎民百姓的认同，曾很想找一个中华文明相结合，选了一圈发现道家最合适。道家历史渊远，可追溯至春秋百家争鸣时的老子学说。《道德经》开篇第一句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认为，道就是虚无，道是万物衍生的本源。这就与佛家的性空源起的学说不谋而合，道家的“道”和“名”也大体可比拟于佛家的“法”和“识”。即有共同语言，道家又有中国户口，佛家这位外来妹就顾不得矝持，把热脸蛋向道家的冷屁股上贴了上去。

道家在婚姻问题上是有前科的，之前它与儒家还有笔鸳鸯帐没结清。老子是周朝最后一个礼官，周朝是重礼的社会，所以礼官的地位可与现在的中科院院士相比，孔子在四处推销自己的儒家思想时也想到要与道家套套近乎，于是在《史记》中就专门收录了孔子向老子问礼的记载。孔子以此认老子为老师，拿着老子收山弟子的名片四处炫耀。

事物的发展常有戏剧性，儒家虽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得到相当的推广，但最终成为中华文化正宗还是颇费了些周折。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身边的文臣武将大多是一些法家的人，他们给儒家使了使坏，秦始皇就做出个焚书坑儒的壮举来。刘邦建汉的时候马上得天下，他对儒家也没什么特别的好感。到了“文景之治”，两位汉家皇帝都推崇道家的无为思想，儒士们还是靠边站。儒家的真正崛起是因为汉武帝刘彻，他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下了著名的诏令“废黜百家，独尊儒术”。道家一下子受了冷落，正巧佛教送上门来，道家来者不拒。

为了讲明佛道的恋爱史，道家编出了一个故事。《史记.老子列传》载，老子写完《道德经》后，就出函谷关（河南洛阳以西）乘牛西去，不知所终。道家由此演义说老子是一路走到了印度，在那收了弟子叫释迦牟尼，这么讲佛教进入中国是寻根来了（以上故事可不是我侃出来的）。

佛陀成了老子的徒弟，佛教弟子为此心里实在不舒服，但为了拿绿卡也只好忍了。到了南北朝时期，各朝各代普遍尊佛，道家再次靠边站了。佛家弟子终于有了出气的机会，反过来也编了故事，说孔子和老子都是佛祖身边的菩萨，一个叫儒童菩萨，一个叫道童菩萨，这下老子反过来成了佛陀的徒弟。徒弟便徒弟呗，还加个“童”字，颇有轻蔑之意。道佛的婚姻由此破裂。

牛鼻子老道是爱钻牛角尖的。光离婚不行，还要向负心人索要精神损失费，他们说“丫别高兴太早，有你倒霉的”，而且不久报复的机会就来了。

公元5世纪，山西北部的拓跋北魏崛起，作为五胡十六国的终结者，这些鲜卑人出手不凡。参合陂一役把不可一世的后燕帝国打的找不着北，随后又在关中干掉了胡夏赫连部了，不到20多年的时间就横扫中国北部。424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即位，15年后他灭掉北凉，北方就此一统，中国进入南北朝时期。此时的东晋也已game over,南方是刘裕建立的刘宋朝廷，双方隔江而治，快意恩仇。

北魏太武帝刚即位时，本来也是推崇佛教的，但此时的佛教独尊已久，逐渐不检点起来。首先佛寺林立，广占农田，而僧侣又不用交税，这就大大削弱了王权。中国不象印度执行的是乞僧制度，中国的寺院从一开始就可以收受钱物，发展到后来某些寺院已富可抵国，太武帝打仗需用钱，他觉得该到向寺院伸手的时候了。

此时太武帝身边恰有两位信道的大臣，一个叫崔浩，一个叫寇谦之。他们俩起劲地向太武帝说佛家的坏话。太武帝想到自己身为华夏子孙（各位不要感到奇怪，拓跋鲜卑自称是黄帝之子昌邑的后代），放着本土的道教不去信，却偏偏信仰外来的佛教，实在是助纣为虐，于是血腥屠杀的序幕徐徐拉开了。

太武帝的扬道抑佛是分几个步骤来进行的。公元440年，太武帝统一北方的第二年就改元为“太武真君”（您瞧这名子起的整个一位道师的名号）；442年太武帝正式成为道教信徒（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道教皇帝）；444年正月，太武帝下令王公百姓不得再向僧侣施舍钱物；同年9月，开始捕杀名僧。到了445年，太武帝耐不住性子了，他发布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僧”的绝杀令，在全国范围捕杀佛教徒、焚毁佛经、佛像，一时间曾经的东方佛国一片血腥，寺院香炉灰飞烟灭。冉闵屠胡时，鼻子长得高一点的跟着倒霉，太武灭佛间，头发长得少的也是死的不明不白。

佛教在中国传播到第4个百年的时候遭到如此大的一场劫难，怕是佛教徒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更加始料不及的是，这种劫难在中国历史上还不是仅有一次，中国佛教史上有“三武法难”，北魏太武帝是这“三武”中的第一武。后面两武也多少都与佛道矛盾有关，可见自南北朝始，儒、释、道三家为争当中华正宗已开始赤膊上阵了。

释、道结了仇在文学作品里也死掐。扬佛抑道的吴承恩写的《西游记》中，孙悟空打的这个大仙、那个大仙的都是道家子弟，连玉皇大帝这位道家神话中的头，孙悟空一样不放在眼里，大闹天宫后还要请出如来佛祖才能摆的平，两者高下立见。不过，到了《大话西游》里，孙悟空（至尊宝）与盘丝大仙（紫霞仙子）相爱，也算是这两个世仇家族中的一对罗米欧与朱丽叶。

（十七）北魏凿窟、造像礼佛

太武帝拓跋焘灭佛，灭的惊世骇俗，灭的心满意足。可怜成千上万的僧侣们因信仰而死，死的不明不白；一班王公大臣在一边看的目瞪口呆。北魏拓跋氏这一家子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超级猛男一族，他们做的很多事都是大脑风暴，逆势而为。后面还有个孝文帝拓跋宏（教科书上对他评价倒挺高），还搞了个全盘汉化，逼着全国的胡人改汉姓、穿汉服，说汉语，不从者斩！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真不明白这些姓拓跋的抽的什么疯。

其实佛教当时在中国已根深叶茂，拔出萝卜带着泥，一意孤行地打压只会激化国内的社会及宗教矛盾，更何况灭佛灭的这么心狠手辣就不怕招报应吗？哎，这报应还真的很快就来了。

第一个倒霉的是给佛教穿小鞋的的大司徒崔浩。他的官本来来当的好好的，权倾朝野，又极受太武帝的信任。太武帝以前常去崔浩家谈心，有时到了饭点儿，也不管崔浩家有没有精心准备，端上什么就一起吃什么，可见对崔浩的亲近。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灭佛后的第5年（公元450年），太武帝忽然龙顔大怒（又开始抽疯了），给崔浩定了个“借修史暴扬国恶”的罪名，下令灭崔氏九族。“灭九族”什么意思，就是不仅要杀姓崔的，连与崔浩三代内联过姻的氏族也都一次杀干净。这还不算，参与过修史和崔浩一同工作过的一百二十八名同事也一起灭族（各位简单算算，这得死多少人）。崔浩被解赴刑场的时候，几十名士兵向他身上撒尿，崔浩时年已70岁，“呼声嗷嗷”，还没砍头呢先被淹死了。

下一个倒霉的该轮到太武帝自己了。太武帝一生东征西伐、杀人无数，没料到自己也会死的很难看。452年（灭佛的第7年）有个叫宗爱的宦官惹了事，一想这要被太武帝知道了难保自己人头落地，干脆找了根本来准备自己上吊用的绳子，进到宫里把太武帝给勒死了。众位别奇怪，北魏宫闱就是怪事多，杀个皇帝不仅挺容易的，而且事后也没被追究，这位叫宗爱的宦官后来还当了大司马、太师等高官。事后好几年，才有大臣缓过神来，费了好大劲把宗爱给杀了。大家看看太武帝的儿子们也死的差不多了（大多被太武帝杀的），就立太武帝的孙子拓跋濬当皇帝，是为文成帝。

新皇帝上任三把火，第一件大事就是下令为佛教徒们恢复政治名誉，并为十年动乱中惨死的老干部们（我的意思是老和尚们）补开了盛大的追悼会。文成帝想想自己的皇爷爷太武帝实在造孽太多，只是这些举动还不够，为了向佛祖表示真诚的悔意，他下令在北魏当时的首都平城（即山西大同）西郊的山上开凿石窟、雕刻佛像。这就是我们现在很熟悉的云岗石窟。

石窟艺术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古印度的七叶窟遗址。早期的石窟是凿在山洞里的讲经堂，里面辅以壁画和石雕，高僧们在此向信徒传法。公元4世纪的时候，在石窟里砌造佛像开始流行起来，后来佛像越造越宏伟，石窟中其他组成部分逐渐被省略了，只剩下一尊大佛孤独地站或坐或卧立其中。

中国早期的石窟分布也尊循大教东传的线路图，先是在新疆（比如克孜克尔石窟），然后甘肃西部的敦煌莫高窟（始凿于366年），再到甘南的麦积山石窟（始凿于386年），最后开始在中原地区盛行起来。

大同云岗石窟始凿于453年，由凉州高僧昙曜当包工头，首期工程凿了5座大窟，内各坐一佛，分别代表北魏太祖以下的五位皇帝。搞笑的是其中竟然也包括了灭佛的太武帝，这实在是对佛教徒们的一个巨大讽刺。不知后来的佛教徒到此看到它时，会不会象看到岳飞墓里的秦侩像那样唾口水。

后期的云岗石窟又陆续开凿了50年，最后形成石窟53个，大小佛像51000余尊。我个人认为如有机会去参观，应该尤其留意一下窟壁上的佛教故事浮雕，其雕刻手法具有健陀罗风格（也就是西方雕塑色彩），不经意还以为是古比伦的浮雕艺术呢。隋唐以后的佛教雕塑才开始汉化，两者加以比较，别有意味在其间。

文成帝死后，其子献文帝即位，他继承了拓跋家族脑筯风暴的传统，想出个专心侍佛，禅位给儿子，自己作太上皇帝的主意来（他是中国第一位太上皇帝，后来还有几位，最后一个是乾隆）。当政的冯明太后一看献文帝胡来，干脆把他给毒死了，由献文帝的儿子拓跋宏当皇帝，这位就是全盘汉化的孝文帝了。

孝文帝为配合全盘汉化迁都洛阳后，于494年在洛阳南郊龙门山开凿了龙门石窟，至505年一期工程结束，为孝文帝及其皇后，以及后来的宣武帝仿云岗建制各凿一窟，是为“宾阳三窟”。后来又经唐朝的大力扩建，尤其是在“小尼姑”武则天的主持下，建成了著名的奉先寺窟，内有一尊卢舍那大佛，坐高17米，单是那双脚就有一米多高。卢舍那大佛是武则天为自己开凿的，梵语里“卢舍那”是光明普照的意思，暗扣武则天“日月当空照”的名字。自古以来的洛阳人就喜欢有难的时候来摸摸大佛的脚以取个吉利，也不知“临时抱佛脚”这话是不是从这来的。

云岗和龙门石窟都是我国申报下来的世界文化遗产，这也是沾了佛教的光。三大石窟中还有个莫高窟，以后再专门讲讲吧

（十八）梁武崇佛、梦断金台

北朝灭佛、礼佛这些事先讲到这里，回过头看看佛教在南朝汉族政权中的表现。这里我们要隆重推出佛教史上史无前例的崇佛皇帝---梁武帝萧衍。梁武帝的名字在中国佛教东传期的教史僧规中不断地出现，他将佛教推上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峰，同时关于他礼佛的故事也非常的搞笑，为了充分地认识这一历史人物，我们先从南朝的政治讲起。

南朝历史总的说来是由一批不争气的汉族皇帝们书写的。除了个别的皇帝（如刘宋武皇帝刘裕），其它人都短于进取，长于内斗，对恢复北方故土不积寸攻，杀起王室宗亲来却绝不手软。到了萧齐末年的时候更出了个东昏侯萧宝卷（其实他是皇帝，被废后才改称东昏侯，史家恶其名，只肯以这个废号来称谓他）。萧宝卷滥杀大臣那些事不赘述了，这里说说他发明的一个行为艺术。为了形象地向大臣们演示佛教典故，他用纯黄金凿成莲花，贴在地上，由他宠幸的潘妃在上面行走，叫做“步步生莲花”，走到哪里就铺到哪里。如此解说佛法，可知人民哪里还有什么活路。

齐朝雍州刺史萧衍看到萧宝卷胡来，决定起兵反叛（以前萧宝卷杀了萧衍的大哥萧懿）。502年萧衍攻破南京，代齐自立，史称梁武帝。此时的北方，拓跋氏迁都洛阳推行汉化不及十年，正在努力缓和鲜卑与汉人的矛盾，暂时对南方的压力减小。而梁武帝执政前期政治开明，思想进步，所以南方一度形成天下太平，百姓乐业的局面。如果能一直保持下去这种势头，南方对北方的弱势或许还可扭转，然而搞笑的事情在梁武帝信佛后随之就发生了。

梁武帝最初是信仰道教的，道家当时讲炼药服丹、羽化成仙（中国的炼丹术也不全是迷信，最早的化学家葛洪就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个道士），或许是梁武帝吃了道士炼的泥丸总也不见成效，想想还是佛教修习简便，又无服药的过敏反应，从此抛弃道教，改宗信佛。

梁武帝的性格有点偏执狂的倾向，信了佛教后就迅速达到了痴迷者的程度，反正当时南朝国富民安，有的是钱，为了礼佛梁武帝就开始铆足劲建寺造像。唐代诗人杜牧在《江南春绝句》里说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其实这数字太保守了，仅梁代建康一地，就有寺院2846所，出家僧尼8万人，称当时的梁朝是东方佛国一点也不过分。

更为出奇的是，梁武帝住在宫中拜佛还觉得不过瘾，居然四次舍身南京同泰寺（这个寺也是梁武帝亲自敕建的）出家为僧，分别是在64岁、66岁、83岁和84岁时（梁武帝是个中国七大长寿皇帝之一）。虽然后世有顺治弃帝位出家为僧的说法，但那必竟是由野史演义而来。而这位梁武帝可是货真价实地要当“皇帝和尚”。他旁边一帮大臣看得直眼晕，摊上这样的皇帝只好自认倒霉。然而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大家从国库里收罗些巨款向寺庙作攻德以赎回皇帝。这可真成了上下五千年的中外奇闻，寺院方丈比当绑匪划算，这边收了赎金，没几天人质就又跑回来再次欣然接受勒索。如此往复，国库里的钱就整体搬家到了寺庙的后院里去了。

还有更好笑的事情。朝中一位叫贺琛的大臣看到时局不利，写了一封针贬时敝的文章上奏。梁武帝崇佛以来自我感觉正好，看到有大臣不理解自己的苦心，于是写了一道诏书下发。这篇天下奇文中说“朕为了国家大事，已有30多年没有近过女色了（这种事也好意思在诏书里面讲），我平时不喝酒、不听音乐，每次批准了重罪，我都整天为此悉眉不展。我不吃肉，每天到了很晚才吃饭，过去我腰大十围，现在只剩二尺多……我如此节制自己，`为谁为之，救物故也`，这样做还不是为了以我心慈悲普救天下苍生吗？”

这真是“急就病遇上慢郎中”，贺琛上表是为劝梁武帝重国治而轻佛事，这位梁武帝倒是写了一大堆话表白自己如何虔诚侍佛，可惜这些修来的德行换不来国家的大治，不久侯景之乱就发生了。

侯景叛乱的细节这里不去说了，这支从东魏分裂出来的部队从安徽寿阳起兵，一路杀往南京来居然没遇到什么象样的抵抗。原因是此时的梁朝臣民对这个恶作剧的皇帝都厌烦了，一起袖手旁观等着看萧衍的笑话。侯景军很快攻破了建康，将梁武帝包围在王宫里的台城中。古时弑君是个大罪过，一般人都不愿背这个骂名，于是叛军们采取了春秋时期就已惯用的方法：包围王宫，不给梁武帝送吃的。梁武帝被困在宫内的佛像前，对着飘摇的烛火炉香追忆着自己的前尘往事，方才悟出求人不如求己，佛陀菩萨换不来白面大米。然而这一切醒悟已然晚了，梁武帝萧衍在口中发出的“哬哬”声中，被饿死在台城里，这实在是对盲目迷信的一大讽刺。

不过，梁武帝对中国佛教的教史僧规还是贡献多多。远的不说，中国佛教徒不许吃肉就是梁武帝的独创。此前印度佛教实行的是乞僧制，只要是乞讨来的食物，即便有肉，也该不加选择地吃下。梁武帝认为既然佛规第一条就是不杀生，那么和尚吃肉就是助长百姓去杀生，于是他下诏颁令天下僧侣不许吃荦。这道圣诣影响到至今，从此中国和尚改为素食，几百年后鲁智深在五台山上想吃肉急得团团转，他若知道这个不人性的主意是梁武帝出的，定要去找他用拳脚理论一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