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的老外

基督教自唐朝就已传入中国，迄今已有将近一千五百年的历史了。明朝以前中国基督教的历史相当模糊，断断续续的，有关资料也很零散，值得一提只有一个《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十六世纪以后，尤其是从利玛窦入华以来，历史记载和书刊则是比较丰富完整的。最近一段时间里，我因协助朋友校对有关基督教入华传教士的一些资料，产生了对于中国基督教历史的兴趣，并引起了我动笔写写感想的念头。利玛窦就是我最想写的第一位人物。

大名鼎鼎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明明是一个老外，却做了“中国人中的中国人”！他讲中国话，吃中国饭，穿中国衣，交中国朋友，写中文书，读中国的四书五经，领中国皇帝赐给的俸禄，死后长眠在中国皇帝亲赐的土地上。2010年是利玛窦在中国逝世四百周年，从中国到他出生国意大利，从官方到民间都有隆重的纪念活动。中国和意大利、梵蒂冈都举行了有关的学术会议，中西方同步播出了利玛窦专题纪录片，澳门等地举办了纪念利玛窦的展览活动，天主教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发表了纪念讲话。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信奉无神论的中共政府居然也纪念一个天主教传教士！这是因为，利玛窦真的是爱中国，因为爱而把自己变成了中国人中的一个，因为爱而竭尽所能地帮助中国进步，因为爱而把神秘的东方介绍给西方，因为爱而把他心中最神圣的基督教信仰传给中国。耶稣基督是爱的化身：他宽恕罪人，甚至为杀害他的人祷告。利玛窦就是以耶稣为榜样，给古老中国带来了从神而来的爱，而这种爱的力量是无坚不催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利玛窦四百周年纪念大会的致词中说：“利神父以自身为中国人，兼治汉学，以区区一身合神父、贤儒、基督徒、意大利人、中国人，岂不伟哉！”

利玛窦（生于1552年）出生和成长于十六世纪中期的意大利。当时，从马丁路德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方兴未艾。在历史潮流推动下，天主教本身也进行了改革，以向海外传教为主要目标的耶稣会就是在这个时候成立的。在圣经里，耶稣基督吩咐给基督徒的大使命是：把福音传到地极，使万国万民归主作门徒（《马太福音》28章19-20节）。这就注定了基督教必定是扩张的宗教，传教是基督徒的神圣职责。由于向海外福音未达之地传教极其困难，有些西方传教士认为最有效的传教方法是“一手拿剑，一手拿十字架”，也就是以武力征服为工具以达到传福音的目的。利玛窦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是以武力而是以耶稣基督的大爱为武器，在已有数千年固有文明的古老中国获得接纳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如果说耶稣基督以爱赢得了世界，利玛窦则是以爱赢得了明朝时期的中国。虽然利玛窦对中西文化交流贡献巨大并为人们所称颂，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他首先是天主教传教士，传福音才是他真正的使命！如何向中国人传福音呢？利玛窦采用的方法是像主耶稣那样用爱来战胜世界。为了达到归化中国的目的，他下决心先要爱中国人。为此，他竭尽努力先把自己归化成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人中的若干人”。他不仅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学，而且熟读中国古典四书五经。他尊重中国的文化习俗，认为中国人所敬畏的天其实就是基督教的上帝，基督教与中国儒家思想不仅不冲突，而且是互补的。他认为中国人祭祀祖先与孔子只是表达对先人的怀念与尊敬，是“尽孝恩之诚”和“敬其为人师范”，并不是基督教意义上的拜偶像行为。他敬重中国皇权统治，结交中国士绅阶级朋友，学习并运用中国语言，适应中国习俗，完全把自己变成了中国人。他热爱中国，对中国文化和历史怀有深厚感情，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死后长眠在中国！在传播基督福音的同时，他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科学知识和天文地理方面的成就，并把四书五经等中国经典翻译介绍给西方。

利玛窦于1583年（明神宗万历十一年）跟随另一位著名的天主教传教士罗明坚来华，居住在广东肇庆。那时交通不便，一封信寄到欧洲，收到回信往往是6、7年之后了。正是在广东，利玛窦刻苦学习汉语，攻读四书五经等中国典籍，阅读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并达到精通的地步。他还尝试着把《四书五经》翻译成了拉丁文，使中国古典在历史上首次被翻译成为西方文字，对西方了解中国起了重要作用。刚到中国时，利玛窦以为天主教教士应该相当于中国佛教的僧侣，所以他就穿戴和尚的袈裟，打扮成和尚的模样，并把自己的住处称为鲜花寺。后来他发现中国人并不把和尚当回事，士大夫一类的读书人才是属于社会上流的有地位的人。于是，他就改穿儒服、戴儒冠，像读书人一样蓄须留发。他除了长了西人面孔，其他方面与当时的儒生一模一样。据说他甚至因为不能改变眼睛的颜色和鼻子的高度而遗憾！此外，他广交中国朋友，他结交的朋友大多是官僚士大夫阶级人士，这些人对他融入中国、在中国人中传教帮助极大。有人问他来中国的目的，他说：“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来的教士，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正因为他的这种爱中国的态度，他被士大夫们尊称为“泰西儒士”。利玛窦的爱心还体现在一些细微的事情上。有一次，他的佣人抓住了一个翻墙进来偷柴火的人。利玛窦不仅没有斥责他，反而自己背了些柴送给他，说他是因为贫穷的缘故，不必和他计较。

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利玛窦来到南昌，广交儒士权贵，并在白鹿洞书院讲学。利玛窦依平等的关系与中国人交往并结下友谊，他认为建立友谊是被中国人接受的重要手段。有了友谊，中国人就不会把他当蛮夷对待，而是视他为自己人。他用四书五经来宣讲基督教义，从儒家思想中信天、敬天、事天和人文主义方面入手，认为中国古人所敬拜的天或上帝实际上就是基督教的天主。《天主实义》中说：“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这就找到了中国文明与基督教的共通之处，于是，在基督教看来，中国人的敬天传统就是可以接受的了。古往今来，利玛窦是这样做的第一人，中西比较文化研究实起源于此。利玛窦还学习中国文人，像他们一样以文会友。他以中文写成的《交友论》和《天主实义》等书曾经风靡一时，大受欢迎。他的一些朋友，如冯应京等人，就是从《交友论》开始对他发生兴趣，在读了《天主实义》之后，就决定受洗了。此外，利玛窦努力向中国人传授西方哲学、伦理学、数学、地理学和历法天文知识，同时也向西方介绍中国。儒士瞿太素本想从利玛窦学习炼仙丹，却不料所学的乃是基督教真理以及西洋科学知识，历时不久，颇有心得。

在南昌，利玛窦像明星一样大受欢迎。几年后，他来到南京，继续结交了不少名士，如礼部侍郎叶向高、明末大思想家李贽，以及后来受洗归主的徐光启（官至礼部尚书）等人。最初引起徐光启兴趣的，正是利玛窦带来的《坤舆万国全图》。在南京，利玛窦与佛教和尚就基督教与佛教之优劣进行了辩论，他的科学知识使他大胜。利玛窦在中国二十八年传教的出发点是：基督教福音并不排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真、善、美、圣、天等等核心理念。

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利玛窦来到北京，向明神宗万历皇帝敬献了自鸣钟、西洋琴（古钢琴）、《圣经》以及他自己绘制的中国地图《坤舆万国全图》。由于需要传教士协助修理自鸣钟、西洋琴和修改历法，万历皇帝不仅允许利玛窦等人在京居住，还赐给他们月俸。《明史》记载：“帝嘉其远来，假馆受粲，给赐优厚。”进京以后，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徐光启与利玛窦朝夕相处，聆听利玛窦的教诲，并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前六卷。中国人关于几何学的基本概念，如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钱、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心、外切、几何、星期等等词汇概念，就是他们确立的，沿用至今。由于此书在中国初次引入了几何学知识，对中国乃至日本、朝鲜等国影响巨大。后来，利玛窦还与工部尚书李之藻合作翻译了《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等重要著作，对中国科技进步的贡献十分巨大。利玛窦还帮助万历皇帝修改历法。在北京，利玛窦以其丰富的东西学识结交上流社会士绅，与他们讨论宗教问题，广受知识分子欢迎。“时与名公巨卿论学，宾客过访，络绎不绝；每接见宾客时，扼言天主教理。一有宾客，则倒屐出迎，虽在抱病呻吟之时，亦必欣然出接，忘其所苦，客去则呻吟如故。无论贫富贵贱，一视同仁。因此，交游日广，人多乐以相亲，受其感召者，大不乏人。”（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利玛窦对中国文学和四书五经造诣甚深，与人周旋应对时往往引经据典，用中国文化知识阐明基督教义，故而深得当时儒者的钦佩。进京四年以后，北京已有200多人受洗皈依天主教，包括一些公卿大臣，如被称为明朝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有人对利玛窦在华结交的知名人士做过统计，共有129人，上至皇亲国戚，下至文人官宦和僧侣。这些遍布各地的中国朋友有力地保护了建立不久、根基不深的教会不，使它们不被反对势力伤害和摧毁。利玛窦结交的朋友中，既有达官显贵，也包括晚明思想家李贽这样的异类。李贽对利玛窦进京并在京城定居提供了许多帮助。

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5月11日，积劳成疾的利玛窦神父在北京逝世。此时，中国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完全接纳利玛窦为自己人，把他当成了 “中国人中的中国人”。本来。依照朝廷惯例，客死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只能在澳门安葬，不能留在中国内地。然而，按照工部尚书李之藻的奏折所请求，万历皇帝特地破例允许把利玛窦葬在北京，并赐地20亩给教会 “永远承受，以资筑坟营葬，并改建堂宇，为供奉天主及祝釐（祈求福佑）之用” 。宰相叶向高在驳斥反对破例的大臣时说，单是利玛窦翻译了《几何原本》就足够让他永留中国了。利玛窦的葬礼成为京城轰动一时的大事，不仅有诸多京城官宦士大夫参加，还有许多人来自他曾经生活过的南京、南昌和广东等地。他在中国传教28年，建立4个教堂或传教点，最后的一个就是北京的南堂，这也就是北京的第一个天主教堂。如果说有什么梦想，利玛窦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梦想也许是做中国皇帝的神父。这一梦想也是利玛窦之后的诸多传教士—如汤若望、南怀仁等人—的梦想。

日本作家平川佑弘在其《利玛窦传》的中文版序言中说：“利玛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诸种学艺，和中国四书五经等古典学问于一身的巨人。” 利玛窦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科技和地理知识，进而传播基督教思想和西方文化。他为中国士大夫打开了眼界，使他们意识到西方并不是野蛮的国度，其天文、地理、科技乃至文化、宗教和道德都有值得中国人学习的地方。而在西方，利玛窦翻译的《四书五经》以及在他死后由金尼阁于1615年整理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取代了《马可波罗游记》，成为了解中国的必读书籍。这些书籍再加上后来踏着利玛窦脚踪来华的众多西方传教士们发回欧洲的报告，在西方思想家中逐渐兴起了对于东方文化的兴趣。利玛窦可说是用爱来传福音的典范，他以耶稣为榜样而开辟的传教方法路线至今仍是基督教宣教的正确方法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