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窗后的福音

作者 刘晓波

——狱中读书笔记

瑞士神学家汉斯·昆为狱中的我带来了铁窗后的福音，他的《论基督徒》是一本感人至深的书，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如此激动地读书了。这种激动的、投入的感觉真好，它在告诉我：尽管自己生长在毫无宗教背景的无神论文化之中，但是自己并非无可救药，自己的灵魂深处还是有宗教性虔诚的，那种博大的深刻的宗教情怀常常令我感动不已。被这样的书所感动所震撼，说明自己还具有作为一个信仰者的虔诚与谦卑，并未被牢狱之灾所吞没，也没有被曾经暴得的名声所腐蚀。我还有救！

晓波，你必须记住：做一个纯粹的彻底的人，首要的和最终的素质便是宗教情怀，不是佛教的、儒教的、道教的、伊斯兰教的，而是基督教的。我也许永远不会成为教徒，不会进入有组织的教会，但是耶稣基督却是我的人格楷模，我知道终其一生也无法企及那种圣徒人格，但是我能够把自己的一生变成努力地接近这种人格的过程。

过去，喜欢读《圣经》，只是沉溺于其中的某些词句，并未从整体上感悟上帝之子的信仰力量及其殉难的召唤。今天，读这本书，加之以前读过几遍的圣·奥古斯丁《忏悔录》，使我生命中追随圣迹的冲动变成了自觉的信仰欲望。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现在还有一种每日都切近我生活的爱的引导，那就是我的妻子刘霞的那种近似于神圣的爱。在此意义上，我太幸运。

基督教所面临的现代挑战。

世俗化的挑战：由神向人的转变是古代与现代的分界线。理性化、世俗化的过程就是解构、祛魅的过程，即宗教权威削弱衰落的过程。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世俗人道化以一种空前的兴盛向传统宗教发出挑战。与此同时，世界的一体化和解脱了教会束缚后的开放，使不宽容的排斥异教和审判异端的神学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基督教处在一种与世界其它各大宗教平等的相互竞争的关系之中，在受到种种世俗的挑战的同时，也受到其它宗教的挑战。启蒙时代的解放过程为基督教带来的最大恩赐是：一种批判的宽容的开放的视野：信仰不是未经自我检验的盲从权威，不是狭隘的排斥异己，不是封闭的自我崇拜，不是惟我独尊的绝对权力；而是独立的经过批判检验的整个生命的特别是理性上的深信不疑，是吸收其它宗教的有益成份，是给予别人自治、生存权利的开放信仰，更是一种宽容地对待异己的平等意识。而这，恰恰是原始的耶稣基督所启示所践行的上帝之爱——一种极端的爱。

现代人道主义的挑战：世俗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从教会权威下解放出来，摆脱依服地位，获得独立。在此情况下，宗教也由封闭转向开放，在第二次梵蒂冈公会会议上，虽然教会对外捍卫社会正义、民主和和平，但其内部仍然保持权威化的管理。基督教义经过现代启蒙的洗礼，不再与人道主义对立，基督教可以是人道主义的，人道主义也可以是基督教的，即教义的人道化。但是，世俗化过程也带来了商品化和技术化的宰治，使人类处在逐渐失去信仰的状态。在甚至连基督及其信仰也作为商品被出售、用于牟利的时代，怎样恢复人类灵魂对超越性信仰的虔诚，将是宗教面临的最大挑战。在此情况下，基督教转向世俗并不能放弃自己的实体意义，而是要变得更准确。越世俗化就越不放弃上帝給予我们的超越性希望。

现实已经证明，技术进步不能实现真正的人性，技术和消费的压力正在形成对人的新奴役。现代化是一个人化的过程，但它所带来的决不是完全人道化的世界。自发的秩序是由一种非理性的理性所推动，宗教的希望就是不放弃一种超技术的社会，一种受到更高价值控制的技术进步。中立化的技术如果没有神圣价值的引导，难免误入歧途，被用于野蛮的屠杀和奴役，如二战和共产极权。只有在灵魂上返回幸福的本源——那给予人类终极依赖的神圣之物，才能免除技术进步宰制的人类生存，

同时，社会的政治革命也无法实现真正的人性，东方式的共产主义政治革命所带来的结果，恰恰不是人的解放，而是偶像化、极权化的奴役——从精神到肉体的整体奴役。那是一种高度组织化、技术化、恐怖化和谎言化的人对人的统治——无论是个人独裁还是多数暴政——都与人的解放毫无共同之处。到目前为止，东西方都还没有找到一种既能够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端又不产生其它恶果的新的社会制度。

在现代，人的异化已经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贫困化，而是富裕的疾病，是小康后的灾难，是沉迷于世俗享乐的平庸化的精神癌症。而宗教的希望就是不放弃一种超越政治革命的社会，既超越革命和停滞，也超越认同现实和对现存秩序的总体性批判（法兰克福学派）。换言之，不放弃对一种真正充实富足的生存、一个更好的自由、平等和幸福的王国的呼唤——对个人生活和人类生活的真实意义的呼唤。这是一个在对人之生存的终极关怀或宽容的无限的爱的引导下的技术进步的社会，使人能够进入摆脱技术统治、完全理性化和空前的感情贫乏的时代。在文化上、哲学上和生存上，用“希望原则”代替“绝望原则”，用“升腾原则”代替“沉沦原则”。现代社会之所以迫切地需要宗教或信仰，就在于人类正处在这样的关口：在赢得物质世界的同时正面临着丧失灵魂的危险，也就是变成单向人或平面人的危险。

各种宗教对基督教的挑战:基督教是对一种绝对的意义根据的寻求，对一种绝对的终极关怀的呼吁，对一种绝对的超越价值的依赖，是人无条件地参与的某种事物关系的特殊社会体现。

虽然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各种宗教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但是所有宗教的共同责任基本相同，基督教在回应其它宗教的挑战时，应该尽量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在所有宗教的共同责任之上，由此出发来弥合分歧、至少要做到容忍歧见。这种共同的责任是：

首先，意识到人的孤独、偏好、缺乏自由；意识到如临深渊的恐惧、忧患；意识到自私的处世方式和伪装的生存策略；也就是意识到人的异化、奴役的困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赎罪的需求。换言之，在这个未得赎罪的世界之中，人的处境是不可言状的痛苦和悲惨、死亡和毫无意义。宗教就是要教导人们建立信心，期待某种新事物，渴望人和世界的变容、再生、赎罪和解放。

其次，意识到神的善良、宽容和恩惠；意识到神虽近在身旁，却又是遥远的和隐蔽的；人不能只因为自己的清白自信而自然而然地接近神，人的有限和人性的弱点需要净化和顺从，敬畏和谦卑，需要为赎罪而获得牺牲，通过死亡而获得生命。换言之，人不能自我救赎和自我解放，而只能投入上帝的容纳一切的爱之中。

再次，意识到先知们的呼吁，从对各类世俗明星的追逐转向对伟大先知人物的倾听，从知识的和行为的楷模那里——“荒野考验”的行动和“登山宝训”的启示——接受灵感、勇气和力量，以重新开始寻求伟大的真理，提升我们对神圣的理解，更深刻地体验生命内在的终极需求，以便在世俗化的世界中，找到走向宗教的复兴和更新之路。（P96—97）

基督教在当代的复兴，取决于自我更新的独特性，首先是现代意识的宽容和反对廉价的优越感，不是传统的排他性，而是现代的独特性。既不存在惟我独尊的绝对主义，也不接受任何其它要求，更反对兼收并蓄的软弱的折衷主义，而是包容性的基督教普遍论。以开放精神对待世界各宗教，与其它宗教进行平等而真诚的对话，即给予又接受，给予各种信仰以独立的无私的基督教援助。使基督教成为现代批判精神的催化剂和结晶。（P120）基督教的普世主义不是狭隘的激进派意义上传教士的征服意识，而是倾听别人的关注，分担其忧患，同时以语言和行动生动地证明自己的信仰。不仅是保存已知真理，而是要寻求更伟大的、经常是新而未知的真理。不仅要在教堂中坚守基督的信仰，更要把基督的信仰投入到瞬息万变的生存之流接受挑战。

从另一个维度完成人类灵魂的救赎

人类正处在新的奴役中，现代的各种批判理论所提出和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即灵魂的迷失。我是谁？我的生存有无价值？如果有价值，这价值是什么？生命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这些问题折磨着我们，证明我们需要一种新的价值和新的生活方式。对于一个真正人道的持久的和平社会来说，一种基于灵魂饥渴的宗教革命是一种必然的条件。克服个人和集体（民族主义）的自我中心欲，以达成与宇宙背后的精神存在的交流。尼采喊出的“上帝死了”并不真实。上帝永远不会自行死亡或被人为地打倒，死亡所表达的真实含义仅仅是时代的休克，一种时代性的精神迷茫，一种失去最终皈依和首要依凭的无根状态，一种无信仰的世俗世界观。迷乱中的尼采呼唤超人，不也是对超越价值的呼唤吗？那么，如果没有上帝，谁还会充当这个超越的存在呢？人吗？偶像化的人必然是奴役，只有上帝才是解放或自由。

正如上帝的存在无法证明一样，上帝的死亡也无法证明。上帝既不能自我证明也不能通过人的理性来证明。但是，有一种理由可以明确人类对上帝的需要——人的疑问开始于人类生存的不确定性和作为整体现实的不确定性，也就是人生的终极悲剧性。再先进的高科技和富足的物质生活，都无法最终解决生命的痛苦问题，而痛苦使人迷茫、置疑、失望甚至绝望。怀疑或提问证明了我们只有从这种不确定性的整体感受即生命的终极悲剧性出发，才能询问其可能性的条件。我们不能从任何抽象的原则出发寻找上帝，而只能从具体生存的整体性体验中内省地沉思上帝，从无法摆脱的痛苦和悲剧性的结局出发寻求解脱。“生存、还是毁灭？”，哈姆雷特的问题既是现实的疑惑又是对终极的询问，是基于对生存意义的追问而向上帝发出的求救。这就是康德所指出的实践理性的功用。

上帝提供了存在物的首要渊源、首要意义和首要价值。上帝的现实就是在悲剧的深渊面前、在死亡导致的无意义面前，对生存提供值得活下去的意义和勇气。它首先取决于对现实希望的一种基本的信任态度，一种基本信心。它虽然不能消除现实的不确定性和悲剧性，但是起码可以建立起对生存意义的信心。有此信心，我们就能够在生活的不安全感、知识的不确定性和价值的迷失中设想一种统一，设想无意义中隐含着意义，无价值中隐含着价值，就能在向死而生之中超越死亡的恐惧。换言之，上帝给予人类生存以信心和终极的意义，这就是信仰。（P65）

上帝的存在需要人的决断

这种决断比赞成或反对现实的决断更深刻，这是一种终极的深度。真理的深度如果没有信仰的支持也只能是世俗真理，平庸的常识而已。真实越平庸，确定性就越大；真理越深刻越重大，确定性就越小。深刻的真理要求我们向它全部开放，在内心深处，有智慧地、自愿地、有感情地做好接受的准备，调整自己，并在意志上做出决断，以求达至真正的确认。殉教者的行为是最极端的决断，其极端性为世俗生存提供了终极的参照和支撑。正如耶稣宣示和践行的无条件的极端之爱，为人世之爱提供了终极的尺度一样。在耶稣的“爱你的敌人”的神圣命令下，世俗之人起码可以做到以没有敌意、没有仇恨的态度待人处事，以非暴力的方式抵抗暴力。圣雄甘地和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殉难，就是在世俗社会中践行耶稣之爱的典范。

无神论在终极的意义上是放弃对存在意义的追问。人类的终极问题已经由康德提出：我们能知道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可以希望什么？（P70）我们只有安于信仰，选择首要依据而不是无根底，选择首要凭借而不是无依无靠，选择首要目标而不是毫无目的，我们就有理由有信心不顾一切分裂而承认世界与人的现实的统一，不顾全部毫无意义的处境而承认某种意义，不顾全部无价值而承认某种价值。人类必须有一个梦，这个梦要求我们在充满仇恨和歧视的困境中寻找爱和平等，即便明天早晨地球定将毁灭，我们也要在今晚种下一株希望之树。正因为绝望，希望才给予我们。在此意义上，信仰在灵魂中的扎根需要一种“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的近于决绝的生存勇气和意志决断。

尽管我们自己的生活是不确定、不安全、受到弃绝和摧毁、受到危难和沉沦，但是，从终极的首要的渊源、意义和价值方面，我们会得到终极的确定性、信心和稳定。今天，我们对上帝的理解，必须以对世界的现代科学解释、对权威的现代理解、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为前提，以由注重来世到注重现实的现代转变和现在对未来的注目为前提（P79—79），批判地否定、积极地抬高、优异地超过。

人的生存提升为基督信仰的存在：做基督徒就是做真正的人，基督的人道主义不亚于一切其它的人道主义。不是分裂的人格，而是保存、消除和超越人性，是人道主义的转化。人能够按照真正的人性去生活、行动、受苦和死亡，在幸与不幸之中，在生与死之中，信仰者都将得到上帝的支持。

耶稣信仰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首先是爱，其次才是智，绝对的爱无条件地构成人性的必须条件或前提。

1997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