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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温州教会全职传道低薪传统(zt海外校园)
送交者: nngzh 2020年07月27日11:22:20 于 [彩虹之约] 发送悄悄话

反思温州教会全职传道低薪传统(蔡理达)2020.07.24

本文原刊与《举目》官网2020.07.24

蔡理达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教会如雨后春笋一般浮出地面,也开始有传道同工全时间委身在祈祷传道的事奉上。起初皆是凭著信心来传道,靠别人奉献的车马费与爱心补贴来维持生活,直到20世纪末才逐渐形成受薪模式。

本文将追溯华人教牧同工受低薪的历史原因,在此背景下,讨论温州教会传道人受低薪的状况,希望引起教牧同工的思考。

一、传道人低薪传统的由来 

1、宣教士的观点

宣教士在中国建立教会后,透过招聘华人做其传道助手,或办神学院招华人学生,培养华人传道。关于华人传道受薪问题,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观点与立场。部分宣教士(如山东的高第丕)认为,华人传教士不应从外国得薪水。但大多数传教士一方面付给华人传道人微薄薪水,一方面也帮助华人教会独立。从1877年美国在山东的长老会,以及1895年美国公理会付给教牧同工的最高薪金,可以看出,“这些薪水与西方相比显得太低,即使从华人的角度来看,这些薪水也不是很高。”(注1)

2、传道人的受教育水平低下

1922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巴敦对中国神学院在校学生进行调查,发现知识分子奉献传道的人数很少,大学和中学毕业的总计391人。在之后的12年,大学教育更为普及,但每年献身传道的大学毕业生不多。

另外,巴敦在调查中指出,“教会学校的毕业生认为投身在教育工作,比乡村传道更优”。(注2)造成这结果的原因,如前段所述,华人传道的津贴与薪水低,而教师的收入与之相比要高,又因在华人的传统中,教师比传道更受尊敬。因此,学生选择从事教育工作,而不奉献做传道,也就见怪不怪了。

如此一来,当时奉献传道者受教育水平普遍低下。王明道说,在那个时代,有许多奉献作传道人的,都是一些不成材的人。赵君影也说过类似的话:中国传道人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有的甚至连小学也没有毕业。只有读书不成、走世界道路又失败的人,才被迫以传道为业。(注4)

3、奋兴布道家的影响

关于传道人是否受薪,在20世纪中国的奋兴布道家中,大多数人认为,传道人不应收固定的薪酬,要过纯粹的“信心生活”,他们可以接受信徒因圣灵感动、基于爱心的馈赠——这样的观点,传递出认为不受固定薪水比受固定薪水的传道人更属灵、更有信心的态度。

当时,王明道、宋尚节、倪柝声、贾玉铭都认为传道人不应受固定薪水。贾玉铭说,牧师受薪,难免会成为“薪俸牧师”,他建议牧师应靠信徒的爱心捐输,即只靠信徒自由奉献,一来可以增加信心,二来可以减轻教会负担。(注5)

奋兴布道家强调传道人应凭信心生活,靠爱心帮补,即使如此,若所得之丰,也会受人指摘。1927年,黄原素牧师辞去建道院长之职,不再受固定之薪,乃自由外出领会。但仅一年时间,就放弃此念,复任院长。并不是因为他没有作传道的恩赐,乃是凭“信心生活”收入过多,心中不安。(注6)

二、温州教会的特殊背景

1、内地会的影响

近代基督新教第一位来温的宣教士,为内地会宣教士曹雅植,内地会是一个信心差会,强调靠信心生活。(注7)创办人戴德生的美好见证,常在讲台被传讲,如戴德生曾经遇到米缸空了,夫妻俩对着空米缸唱“三一颂”,没过多久,就有人送来一袋面粉。

这种“单凭信心”的属灵传统,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信徒。温州教会尤其注重讲信心的信息。弟兄姐妹在艰难中凭信获得神帮助的见证,在许多的分享会上一再被传讲。特别是在感恩节的这一周里,教会每晚信徒都会自发上台,分享信心的见证。

在这种影响下,教会会众对牧者容易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他们认为,牧者需要靠信心,不能倚赖物质,要过简朴生活。这种观点导致国内许多教会在聘请全职传道时,往往不能正面讨论传道人的待遇问题,若是传道人表现出“讨价还价”,牧者的形像必然受损。

在面对所受薪水远低于消费水平时,传道人要凭信苦撑下去,这才是信心的表现。如计志文强调,在面对艰难时,传道人“要祷告,把一切的需要告诉神。”(注8)

我们看到,温州传道人确实注重操练信心。比如本教会王传道回忆,他当初奉献为全职传道时,没有过多考虑薪水问题,只是凭著信心奉献,亦是顺服长老的劝导。又比如笔者认识的一位周弟兄,他报考过神学院时,根本没有担忧过将来作传道工资的问题,他相信神必会供应。

2、温州自立会的背景

1906年,上海长老会牧师俞国桢提出“自治、自养、自立”的主张,并建立了“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温州教会积极响应该号召,于1907年建立自立会,自立会后成为温州重要的教派、全国自立会的一个大教区。(注9)自立会第一要解决的就是教会经费困难,虽得众信徒奉献及海外华侨募捐,但仅解决教会经费短缺而已。在自立自养自传的挑战之下,后又遇抗日、国共战争。在那战火连天的岁月,教会与人民都在艰难之中,传道同工自然不可能享有较好的津贴与福利。

3、特殊时期教牧停止受薪

随着政权的更替,1958年《天风》期刊上,官方明确将传道人定为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必须参加劳动生产以进行自我改造。(注10)该年6月7日,三自会通过《关于号召全国基督教界学习、宣传和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通知》,宁波教会首先响应,主张经济统筹统支、教会财产统一管理、教牧人员从事生产。

之后,温州也响应了该号召,除城西教堂之外,其余教堂全部关闭,所有教牧同工都要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学习班,并要参加劳动生产运动,以配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总路线。(注11)自此,所有牧者都停止了受薪,加入了生产劳动。

4、作义工而非全职传道

上世纪80年代,温州教堂开始恢复聚会,一些教牧同工回到教堂,成为专职牧师。但从温州市教牧同工提供的1993年数据可见,全市官方教会是以义工传道为主。比如,文成县传道人全部为义工传道,共30人;龙湾区仅一位受薪牧师,义工有60名;鹿城区的受薪教牧同工25人,义工为125人。(注12)

笔者采访一位董牧师,他指出,当时义工传道是主流,不受薪传道是常态,以至于教会内部流行一句话:“吃自己的饭,传上帝的道”,因此,在温州,全职服事20年以上的牧者,大都经历过经济的挑战。

笔者同工徐传道,她回忆道,她在教会中服事,一开始是没有薪水的,只因经常要打电话联系信徒,出去探访需要车费等,教会才每月给予她300块人民币作为补助,后来一次性提高到700(相当于当时环卫工人的工资),算是她全职的薪水,因此要求她放下自己的事业。

另外一位何弟兄,是与王传道同一时间参与教会服事,对于是否要全职服事,他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挣扎。挣扎的主要原因是专职传道的薪水过低,无法应付家庭的必要支出;另一个原因是,教会并没意识到全职传道的重要性,对全职传道缺乏必要的尊重。

三、反思传统,直面问题

从上文对教会传道人受薪的历史发展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主流观念认为,不受薪传道更属灵;另一方面,客观的政策也导致教牧同工的待遇问题不被重视,两方面形成了当前温州教牧同工受薪微薄的基础。

显然,随着教会体制的健全,传道人的薪水是一个不可不提说的话题。2018年,在温州某牧区的年会里,与会者对全职传道的薪水问题有所关注,有人作报告指出,近几年教会一直在提高传道的薪水,报告称全职同工当年的月薪在4000元/月左右。

不过,这十来年,传道人的薪水虽翻了几倍,但他们感觉经济的压力并没有减少,近些年,因物价与消费水平的提高,传道人的薪水较低,导致停止服事的事件频发,长此以往,想必会给教会带来许多危害,教会必须直面这一问题。

笔者也了解到,当前有个别新兴家庭教会,因牧者受过整全的训练,从一开始教会就比较注重教会体制,尤其是传道人待遇体系的建造,这样的教会通常给予全职传道的薪水比较高。

传道人是否要受薪,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答案。保罗在哥林多时,他就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的薪水,但他多次接受腓立比教会的供给。保罗的作法让我们看到,在不同的情况下,哪种作法有利于福音广传,他就采用哪种作法。

笔者认为,温州教会传道人虽然一直有受低薪的传统,但作为传道人,受高薪也不等同于不属灵,因为属灵与否,并不与拥有金钱多少挂钩。收入颇丰的布道家,放弃丰富的奉献,接受固定的薪水是信心的表现;无名传道虽只有微薄薪水,仍愿摆上服事,也是信心的表现;在教会遭受逼迫时,传道人虽无薪水,仍坚持传道,亦是信心的表现。

从教会的层面来看,当前,教会所面临的处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有必要反思我们的传统,突破一些人为的、不良的传统。在传道人的薪资上,教会应厚待传道人。

比如现今有些牧者,受过系统的神学教育,传道又是加倍的劳苦,按圣经原则,当受加倍的敬奉(参《提前》5:17)。又比如一些财务上充裕的教会,在聘请专职牧者时,可以综合考虑当地的消费水平、牧者家庭所必需的开支等,给予适当的薪水,让牧者无后顾之忧,专心以祷告、传道为念。

 

注:

1、赖德烈著,雷立柏等译,《基督教在华传教史》,(香港:道风书社,2009年),页361-362。

2、梁家麟,《华人传道与奋兴布道家》,三版(香港:建道神学院,2011年),页199-200。

4、同上,页18-19。

5、同上,页214。

6、梁家麟,《建道神学院百年史》(香港:建道神学院,1999年),页68-69。

7、莫法有,《温州基督教史》(香港:建道神学院,1998年),页52-53。

8、计志文,《长成基督》(香港:圣道出版社,1964),页24-25。

9、同7,页129-134。

10、赵天恩、庄婉芳著:《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台北:中福出版有限公司,1997),页134。

11舍禾,《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基督教历史》(上册)(台北:宇宙光出版社,2015),页485-489。

12、支华欣,《温州基督教》(杭州:浙江省基督教协会,2000年),页142。

 

作者为全职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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