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政府主义者的主动死亡——我的蒙恩见证

姚凯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加2:20



（一）三次出生

一个人能够出生几次？他可以拥有几个生日呢？一个人又将会死亡几次？哪一次死亡才是决定性的呢？那些介于这许许多多的死生之间的，又该叫做什么呢？

2005年，将近圣诞节，我坐下来回首我至今的人生。我发现，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经历了三次出生：一次肉身，一次精神，一次灵魂。

这三次出生中，只有第一次身体的出生我知道明确的日期：1975年3月18日。那一年是中国几个大人物生命的最后一年，同时，一场范围上席卷中国，程度上触及国人灵魂和肉体的政治运动也正在接近它的尾声。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时期，但是对于一个婴儿而言，这些都没有什么意义，我对于那一年完全没有记忆。

如果人之为人，乃是因为人的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又是在和对象意识的纠缠中与之共生出来的话，如果一个孩子的成长意味着他的开始学习用成人的眼光去看，用成人的心思去想，用成人的表情审视镜子里面的自我以及镜子外面的世界的话，那么，作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我在1989年又出生了一次。那一年的暮春，在伟大祖国的首都发生了一场至今可以在暗地中听见回响的社会震动。与此同时，在离开北京千里之外的大别山脉，在一个小小兵工厂的子弟学校里，14岁的我正在准备投考省城的高中。对于一个习惯了大别山世外桃源一般生活环境的少年而言，那是一个难忘的暮春。他的眼光也许是第一次真正超越了视线尽头的那些青葱的山岭，从此，他站在了世界的面前，世界也站在了他的面前。

和前两次一样，我第三次的出生也在我自己的计划之外（所以，当我们明白我们的人生从出生到死亡都是在我们计划和意愿之外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没有资格说我们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这一次的出生没有什么宏大的历史事件作为背景音乐，1999年和前面两个年份比起来，似乎乏善可陈。和前两次相比，这一次的出生看上去也没有在一瞬间造成什么泾渭分明的巨大改变，但它事实上是颠覆性的——我在那一年决志成为了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说“决志成为基督徒”而不是“悔改并接受耶稣基督作为生命的主”，因为我不敢说，在传道人的热情建议之下做那个决志祷告的时候，我是不是真正意识到了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是不是真正从心底生出了认罪悔改的意愿。这次属灵的出生是一个刹那间的事情，同时，它又是一个极为漫长和艰难的过程。正如一个孩子肉身的出生，他离开母亲的子宫不过是个短暂的事件，但是在这之前之后，为了预备、延续并完成他的出生，他必须不停的成长。如今看来，诸如我1999年初春那样的一个祷告与其说是人面向神的决定，不如说是神在重重人生迷雾中对人的引领；我相信那个祷告的单纯与真诚，但是它对我的意义，却要经过很久之后才一点一点地向我彰显出来。在此之前，我的人生道路与目标似乎和我所祷告的那一位神没有什么关系。



（二）生死问题

1998年的出国留学也许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个真正自己做出的重大决定，在此之前，我的人生恐怕和任何一个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孩子没有什么不同。即使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样盖棺论定的话，中国的孩子唯一可以做的也只是在无休止的读书和考试中一年年的升学。道路已经被铺好，目标已经被树立，我们能做的只是向着可能的功名低头前行。当多年遥不可及的大学梦终于成了我的昨夜西风和明日黄花，我决定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一些自己想要去做而非不得不做的事情。我来到了德国。

最初的选择是斯图加特大学建筑学系。据说从小我就表现出了文娱与艺术方面的天资，只是这些天资未得机会变为技能和素养。建筑学一度是我的梦想，如果当初我在这条路上走了下去，今天的世界也许已经多了一个不错的建筑师。但是在哥廷根学习德语期间，应该就是我决志成为基督徒那年的秋天，一件事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

人在海外，比在国内多了很多不同的信息渠道，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人和不同的书籍。我开始站在中国之外，从一个外人的角度回头去看我自己生长于斯的故乡，这使我对那片熟悉的土地有了新的认识，也带来了更多的思考。在一本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论文集中，一篇叫做《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的文章吸引了我。

在距重庆市中心“解放碑”约20公里的沙坪公园里有一座红卫兵墓园。这是60年代遍及中国的城市武斗给中国留下来的无数墓地之一，据说却也是唯一绵延至今仍基本完好的墓地。文章记载了作者寻访墓地和“苟活者”的过程。让我动容的，是一位汪XX（40号墓）遗孀的访谈记录：

“我退休好几年了。25年前的事情我一天也没有忘记过。我和我男人都是中梁山煤矿的，一道参加造反派，同一个观点，一起开会，辩论、写大字报、印传单。他是出去支援兄弟单位在潘家坪激战中被打死的。——你问我男人死得有没有价值？”……价值，象是该有的哟。他是拥军的，解放军支持哪派他就参加哪派。又是响应毛主席、党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投入文化革命。啷个没得价值哟。但是现在，文革也基本上都否定了，否定了还有啥价值呢？否都否定了还有啥价值？哦，我怕娃娃吃后爹的亏没敢再嫁人。今天带儿子和他刚交的女朋友来上坟，就是要让他们记得做人的根本，知道这个家的历史。”

“价值，像是该有的哟。”——这句看似平淡的话击中了我。像是该有的，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文革否定了，这人就好像没有了价值，倘若文革没有被否定，这人是否就有了价值呢？一个人的价值如何可以飘浮变幻在他那个历史阶段被后人所肯定或者否定的年月之间呢？这个活着为了一个价值而努力，并且带着价值的满足感而死的人是在活的时候才有价值，还是在死了之后依然有价值呢？人活着到底有没有价值呢？人到底要不要有一点价值呢？到底什么又是人活着的价值呢？已经死去的人，他们的价值何所在？面对他们，我们这些活人的价值又何所依呢？我发现我想要知道这个问题，我更想要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放弃了建筑学，选择了社会学。我认为社会学可以帮助我认识社会，认识自己，而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我们就能正确地面对自己和别人。我对我自己，也对不理解我的人说：

“这个世界需要有人去构建房屋，更需要有人去构建社会。”



（三）死生之间

新世纪和新千年之初，我有机会去柏林参观。在洪堡大学的主楼里，我看见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它被用金色字母镌刻在大厅正中的墙壁上：“哲学家们只是用各种方式解释世界，但问题是要改变世界。”（Die Philosophen haben die Welt nur verschieden interpretiert, es kommt drauf an, sie zu verändern）进入社会学专业学习的我也有类似的雄心壮志。一个文革武斗死难者遗孀的叹息引起了我在迷茫的世界里面寻找道路的欲望，并且很自然地把这种欲望化作了改天换地，造福中国，泽被国人的伟大理想。

这对于一个生长在红色中国的年轻人来说其实是一件比较自然的事情。在一个被鲜明的意识形态所全面占领的中国，各个时代都充满了各样政治运动，各个角落也充满了各样政治事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都社会化，而社会生活则严重地泛政治化了。我开始读书的时候正是红色中国比较灰色的年代：它正努力走出过去，走向未来，但是它既还没有完全走出过去，也并没有真正走进未来。经历了漫长的政治运动和历久弥新的政治教育，人们的生活和思维习惯长久不能改变。在邓丽君的歌声中，我们这些男孩子依然在泥巴石头的游戏中“打倒美帝野心狼”。至于女孩子们，她们扎着朝天小辫，穿着花裙子，一边跳皮筋，一边唱着那些已经有一点古老的共产主义儿歌：

一米一米三，
三、三、三；
三面红旗，
解放台湾！

这些语言对于孩子而言也许没有真正的意义，但是却无可避免地影响了他们的成长。他们的脑袋被反复漂洗，以至于他们和所有中国人一样，在即使微不足道的事物上，在任何靓丽的色彩中都似乎能看见一抹“淡红色”， 一种已然褪色，但是却又不能完全漂白的色彩。我说的甚至主要不是共产主义理想本身，而是这种主义带给中国人的一种特有的观察世界和思考问题的方式。这种 “淡红色”思维方式的影响如此根深蒂固，甚至至今我们往往也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去反思和批判代表了这种方式的那个主义。

正是带着这样一个“淡红色”的脑袋，我开始了我追寻人生价值和济世良方的留学生涯。感谢神，他很快就敲打了这颗开始膨胀的脑袋。

读书之余，我开始有意识地更多关注中国的事情，并打算结识一些同道中人。我人在海外，实现这个目的主要靠网络。我在一个叫“关天茶舍”的政治和思想性论坛安了家（这一“安”就是三年）。我把学来的社会学知识化作我对时事的观感，和一批有着不同学识背景和人生阅历的“淡红色脑袋”们一起在虚拟的世界里笔墨天下，杯酒江山。随着一篇篇不见得有质量但至少有数量的文字发出来，我在那里慢慢从一个无名小辈变成一个略有人欣赏的“有名小辈”，甚至一度做了“斑竹”，也就是负责论坛版面的义工。一切似乎如我所愿。

但是，我越来越看见一个“佯谬”：抛开各种艰深的学识和高远的眼界，我发现这些所谓的“知识精英”——包括我自己——居然和我以为“庸庸碌碌”的市井百姓没有什么不同，人类智慧的聚集并没有使关天这样一个网络论坛变得更圣洁更美好。中西各种主义的教主，古今各类理论的Fans，各路神仙聚集在论坛上，为中国的现状和未来而争论、对峙。而在这些看上去很崇高、伟大的行动中，人性的浑浊暗流涌动，成为主导论坛局面和走向的非理性动力。不论是爱国的情怀，是正义的良知，是科学客观的精神还是悲天悯人的胸怀都不能掩盖在我们在发言和行动的细节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性败坏。而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之一，恰恰是我自己的做为！我发现我的知识没有使我变得和以前有什么真正的不同，反而在网络这样一个虚拟社会里，我更看见我以前在现实社会中所不容易看见的，幽暗的自己。

知识不但没有本质地改变我，也没有本质地改变这个世界，甚至，我们对世界的认识都还是一个问题。几年的专业学习，我拜读的都是智慧见识超人的大师：Weber，Marx，Habermas，Giddens，Foucault，Elias，Mann，Schutz，Garfinkel，Malinowski，Boas，如此等等。我遗憾地发现，学术的“象牙塔”本身恰是一个“巴别塔”。正如社学会理论所体现的那样，人类对自身所处的这个世界的种种思考往往相互对立，彼此分离，极度缺乏共识。大师们在他们的经典著作中无不深刻的揭示了人性的问题，更深入地探讨了人类社会的种种危机；他们提出无数理论要解释世界。众说纷纭，好像都有道理，但是好像又都不对。

事实上，各种社会理论虽然是人类对“真实世界”进行科学研究努力的结果，但是任何理论都产生于非事实性。非经验性的思考过程，它受到研究和思考者的信仰（信念），知识的社会性累计，固有的想象力和逻辑推理能力等主观而个体的因素所影响，由此理论所展现的世界也必然随着研究者的不同而不同，以至于一位当代著名社会学家说：“在任何时候我们想要确切地了解现实究竟是什么都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说“问题是改造世界”，而今认识和解释世界尚且成问题，更徨论解决方案呢？即使是马克思和他的恢弘理论，也一样犯了很多错误，贻害无穷，留给世界一个失败的改造经验。几年的专业学习让我得出一个结论：

对于这个世界，我们好像说了很多，其实基本上什么都不知道。

理论上的反思和实践中的教训让我越来越看见这个名为“神死”实为“人死”世代的现实。在尼采“上帝死了” 的宣告中，我们获得的不是自由，而是混乱；在潘霍华“世界及龄了”的声明里，我们听见的不是合唱，而是喧哗。不再爱神的世人没有了彼此之间真正的爱，不再敬畏上帝的我们也失去了真正的自我尊严。各样的主义，各样出于人的理想都只不过是从外面想办法，都是在人类群体，文化和系统层面追求一个“最不坏”的世界秩序，却不能真正解决这个世界最根本的问题：人的败坏，每一个个体人的，具体而微的败坏。由此，我们所有对完美世界的向往，所有忠心的祝愿，所有心中美好的理想，都显出不过是希腊神话中的西绪福斯和他背上的那块石头，在历史和现实的光明顶峰与黑暗谷底之间往返、徘徊，永无止息……

曾经宣告“上帝死了”的尼采自己已经死了，曾经用大手搅动中国社会的伟人也已经死了；而我，一个曾经的懵懂小子，一个负笈去国，磨剑怀乡的年轻人，一个“唯恐天下会乱”的“预备革命党”， 一个红色中国“淡红色”的遗产继承人，在将近而立之年也走向了他“属世的死亡”——这是一次他自己主动选择的死亡，更是一次耶稣基督他的主所推动的死亡，所以这是在他三次出生之时甚至之前就已经开始的一次死亡。



（四）一次死亡

2004年9月，我写信给当时尚未信主的母亲，提到我的一些想法：

“我现在可以确认，真正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不是人的理论，不是科学，而是信仰。虽然教会也是普通老百姓呆的地方，虽然教会也会出很多事情，好象我在关天看到的那样，但是信仰的力量还是可以看到，关天这个论坛和我现在所在的教会给我的不同感受就是，虽然这里面的人都是不完美的人，虽然同样会面临很多问题，但是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界，你看不到希望，而在教会里面，你能看到希望。”

“虽然我们这个华人的教会很小，没有什么实力，没有什么影响，甚至没有自己的教堂，一直是借用一个德国的教堂使用，所以基本上称不上一个教会，而只是一个“信仰小组”，但是毕竟是哥廷根华人留学生一个感情的家，柴米油盐的还是要照顾的。我在其中学到很多东西，也有很大的成长，收获很多。我和教会里面其它的同工一起，作为一个小团队，负责整个教会的事物，风风雨雨，这几年很好的合作，我在其中生活的很愉快。”

“这就是我改变做事方法的原因。和其它任何机构，组织，企业相比，教会的不同不在于其中的人都是圣人，洁白无暇。教会里面的人就是大街上的普通百姓，也有七情六欲，也会犯错误，也有问题。教会的不同在于其中有上帝，有耶稣的爱。所以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在教会里面你对未来有希望，对自己的未来有希望，对别人的未来有希望，所以你有真正的快乐，我在教会过的很快乐。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在这封信中，我第一次提到我有感动去读神学，将来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我很感谢神，在我信主之后的这几年中对我一步一步的带领，让我看见这些年我所走过的道路到底指向何方。当初在传道人的鼓励之下做那个决志祷告的时候，我只知道从此耶稣是我的救主，而我从此是一个基督徒了。至于“请耶稣做生命的主”意味着什么，“做基督的门徒”是什么意思，我当时其实并不了解。之后很长的时间里面，虽然我也去教会，虽然也读经祷告，后来还做同工参与事奉，但是我还是按照过去已经习惯的方式生活，就是在各样的事情上考虑自己的主张与愿望，而非求问神的旨意。神的带领是奇妙的，他没有立即否定我的想法，没有专断地把那些门猛然关上，让我碰一鼻子灰甚至一脑袋包。正如我在上面那封信里面所说的，神让我在数年的学习和生活中逐渐看见两条不同的人生道路：一条道路是宽大的，走的人也多，而另外一条却是窄小的，走的人也少。他让我慢慢开始反思自己的志向，开始看到自己需要在这两条道路中间做一个选择。

我想我不是在否定其他没有选择全职事奉的基督徒。我不想说其它的生活方式和其它的学科“全然属世”，毫无用处。基督徒在任何环境和工作中都可以为神做见证，都可以是在做神的工作。任何世界上的事情，只要我们遵从主的教导，心里当是为主而做，是面对主在做的，都一样荣神益人。并非只有做传道人才是真正地委身，并非只有牧师才是在事奉主，每个人的专长不一样，神的带领与呼召不一样而已。所以我并非贬低其他学科和其的工作。主耶稣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10:10），我只是在我所关注的那些死死生生的问题上看到人的智慧和人的能力如此有限，看到只有走神的道路而不是人自己的道路，世人才有希望。我要说的是，在世界的道路上，我已经死了。

写这个见证之时将近圣诞节，我们团契办了一次联欢晚会，请了德国教会的弟兄姊妹和其他华人同胞一起来庆祝圣诞。整件事看上去似乎比较糟糕：节目很少，也不算精彩；大家缺乏配合，显得有些慌乱；人来的不多，一些又早早走了。最后，因为客人少，很多预备的食物剩下了。大量切开的面包、蛋糕，半锅肉汤和一大锅糯米粥无人问津，只好由我们这些同工“分享”，每人带一些回家。从纯粹技术角度讲，晚会办的并不很成功，但是感谢主，他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8:28）。事后同工们相互联系，在冷静的分析和直接的批评中，我依然感到一种无比的温暖与快乐。弟兄姊妹之间既没有因为这样不成功的合作而相互指责，推卸责任，也没有为了今后日子好过而虚与蛇委，仅仅追求面子上的和平，更没有背后说人，在暗中发泄不满情绪，而是相互关爱，彼此接纳，在共同的探讨中共同进步。虽然这是一次从技术角度讲并不成功的圣诞晚会，但是却如此令人难忘，不是因为别的，乃是因为我们有神的爱。

这就是教会与世界的最大不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3:23）从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住在败坏而必死的肉身中的角度，教会内外并无不同。不同在于，教会里面有主耶稣基督的同在，有神的灵的带领与保守；教会已经与世界分别，与基督联合。因着神的慈爱与大能，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罪，欣然接受主耶稣的救赎，以至于称义；并愿意把自己交托给神带领与管理，努力跟随耶稣的脚踪，以至于成圣。教会外面是尚未认罪的罪人，教会里面是已经认罪的罪人；教会外面是尚未得救的罪人，教会里面是已经得救的罪人；教会外面是在罪中活的罪人，教会里面是向着罪已经死了的罪人。信仰不仅仅是一个新生命的成长，也是一个旧生命的死亡。

感谢神，当我决志信靠他的日子，他就把他在创世之初就预备的永生赐给了我，而当我在两条不同的道路中选择走向他日子，他就让我在世界的道路上死去了。但是我知道，我的身上还有软弱和败坏，我也时有跌倒与彷徨。我不仅仅在信主之日就一次而永远地死了，更是每天都在经历这与耶稣基督的同死同埋葬。老我如此坚固，旧人如此顽强，我需要靠主恩典，每天都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死亡的过程如此之艰难和漫长，它到今天还没有真正结束。

求那为人而死的神带领我的死亡，带领我在世上向死而生的日子，我就必在他再来的日子看见他做王的荣耀。
（五）生命为主

这是一个基督徒的蒙召见证。

圣经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罗10:13-14）在中国那块土地上，要收割的禾场如此广袤，庄稼如此之多。他看见神在海外预备他的精兵，为的是福音的门大开的那一天。他确信神给他的感动，确信神在他身上的做工和给他的负担，他愿为这负担而劳碌。

他希望可以进入神学院学习，将来可以出来事奉他的主，并与主同工，传福音于他的中国同胞。他“羡慕善工”（提前3:1），又确实赞叹“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赛52:7）但是他自觉不配被神“呼召”，仿佛传救恩的工作舍我其谁。他把这呼召看作神全然的恩典，不是神的救赎需要他，而是他和他的国家需要神的救赎。所以他更愿意说：这是一个基督徒的蒙恩见证。

他别无他求，唯愿神的同在与使用。他希望可以象腓力一样，当世界上的拿但业们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的时候，充满自信和喜乐地说：

“你来看。”（约1:46）



2005年12月20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