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麥仔之（五）： 天安堂的故事（1）

01－06－2006 溫哥華 陰天有小雨

在你們中間凡作祂子民的，可以上猶大的耶路撒
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華以色列神的殿，願神
與這人同在。-- 以斯拉記，1：3

今天， 我們在陰雨綿綿的溫哥華，談論着那個遠在千萬里之外的故國。

離她家不遠的地方就是著名的加拿大國家公園，驅車大約10多分鐘左右，我們便來到了公園中的那個極其美麗而浩淼大湖邊。天上飄着些凜冽的細雨，公園湖畔的沙灘上空無一人，陰沉的天空下，湖岸上三兩隻悠閒的海鷗，幾張供遊人休恬的長凳，還有從水中橫亙着的一節枯樹幹，給人一種空靈和悠遠的感覺。湖的兩岸是茂密的，黑油油的加拿大杉樹林，而湖的對面則是環抱的山巒，白色的雲朵圍繞着山腰，蔚藍色的峰頂在灰暗的天空的襯托下，顯得極其的純靜而秀美。

我們站在空曠的湖邊，回憶10年前發生的那些奇特事情和經歷。空氣清冽而寒冷。我必須將夾克的拉鏈拉到脖子下，才能抵禦細雨和寒風。她娓娓地敘訴： 神是如何用“異像”的方式，親自把一個很大的建築工程藍圖，一一展現在她的眼前。

而這一切，聽起來根本就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這是一個具有150年歷史的，叫做“天安堂”老教堂。坐落在那個鱗次櫛比的福州倉山區半山腰間。這也是一個我非常熟悉這個地方。我從小就在這裡長大，我的老家就在離這個教堂大約15分鐘的一個叫“程浦頭”的小巷子。我還依稀記得，小的時候，祖母曾經帶我到這個教堂中做過禮拜，一直到文革開始，以後就再也沒去過那裡了。

我喜歡倉山所特有的那種說不出的充滿神秘的懷舊氣息的景觀。從山下到教堂的路上，都是那種彎彎曲曲小巷子，兩邊是高高的，用青磚砌成的圍牆，上面爬滿了半個世紀以上，各種說不出名字的植物或青藤。圍牆的後面， 種着粗大的，百多年以上的榆樹或者是榕樹，沿着彎曲的小路逶迤而上。而在這四季蒼翠的濃蔭的掩隱之中，你會看到一棟又一棟古老的，德式或意大利式的二，三層的紅磚青磚的小洋房。

站在福州城內最古老的那座舊大橋上，你可以非常清楚地分辨出這座教堂的尖頂還有尖頂上的那個十字架。在夜晚的時候，你甚至可以在一片黑暗的天空下， 眼望到十字架所發出那個暗紅色的，暖暖的光環。

1979年， 當福州最早的一批教堂被政府允許開放崇拜時，天安堂已經有122年的歷史了。它是福州最古老，也是最有影響力的教堂之一。我知道她最早是由美國的傳教士麥利和博士（Robert Samuel Maclay）所設計和建造的。

這位了不起的美國人，除了給我們這些本地人留下這座影響深遠的教堂之外，居然還編寫過一本收羅了7000條詞目的“福州話方言詞典”。想起來，這個洋人的福州話，說得好像比本地人還道地。

少玲告訴我：1997年教堂重建時，曾經從地基下出土過一個鉛盒，原來估計裡面極有可能保存着教堂最早修建時的珍貴檔案資料，不過打開它的時候，卻發現裡面東西， 早已在130的風雨的侵蝕中， 化成齏粉了。

然而這並不重要。我想這個教堂可以使人緬懷的， 倒不是它的建築和歷史。甚至也不是那些歷史是曾經和她有過關係那些著名人物，比如孫中山或宋尚節什麼的。她最使我感興趣和懷念的，卻是通過她的以往歷史， 所彰顯出來的那個寶貴的信息，在才是使我感到敬畏的。它仿佛是一個偉大的工程計劃，無意中透過一個人的手，一點一點地向你顯示出其中的極其華美的一個部分。

比麥博士到福州宣教還早2年的，是另一位叫“柯林”（Judson Dwight Collins）的年青的美國傳教士。實際上他應該是第一位到我們故鄉的西方傳教士。這個年青人只活了29歲，一生真的很短暫。 仿佛就是為了完成到福州宣教，這麼一個單純的使命，而來到人世的。29歲，好像一本薄薄的畫冊，裡面有29幅不同的畫頁，而其中最有價值，也是最美麗輝煌的兩幅，就是在我的故鄉所渡過的那兩年光陰

實際上他應該是第一位到我們故鄉的西方傳教士。這個年青人只活了29歲，一生真的很短暫。 仿佛就是為了完成到福州宣教，這麼一個單純的使命，而來到人世的。29歲，好像一本薄薄的畫冊，裡面有29幅不同的畫頁，而其中最有價值，也是最美麗輝煌的兩幅，就是在我的故鄉所渡過的那兩年光陰。

但天安堂落成的時候，柯林自己卻已經去世多年了。他在福州2年，似乎並沒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豐功偉業”。他是1847年八月份抵達福州的，在海上整整航行了近4個月之久。到了1849年的4月時候，他所從屬的那個美以美教會差傳中心 （Methodist Board of Missions)“命令”他必須離開中國返美，因為那時候他已經在福州染上了可能是諸如肺炎一類的致命的疾病。他唯一的“成就”， 就是開辦了兩所男生小學，一所有8個學生，另一所則有17個學生。

柯林到福州的使命當然是傳播基督教。第一個被他們“感化”的福州基督徒叫陳安。這是柯林，麥利和他們花了整整10年的功夫，才好不容易結出的“第一個果子”－ 可即便如此，當麥利和博士給福州這“第一位中國基督徒”施洗的時候，柯林自己，卻已經沒有機會看到這一幕了。

(柯林在老家美國密西根州的墓園)

細數起來，上帝救恩，就是從這“第一個中國基督徒”開始，從“天安堂”起步的。中國東南數省的福音大門，從這裡開始被逐步打開了。這一大片黑沉沉的，原本向上帝的救恩關閉的古老的土地，開始迎來了她新生的第一線曙光。

初落成的天安堂，有了第一個中國的本土信徒。1857年某一天下午，麥博士用“點水禮”的方式，給跪在壇前陳安施洗。這也是天安堂歷史的起點。

如果沒有來中國宣教，我敢肯定，柯林的生活會非常安定富有，起碼不至於29歲就英年早逝。我看過他的簡歷和照片， 他不僅年青英俊，更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他是赫赫有名的“密西根大學”首界11位畢業生中的一位。按當時的條件，他可以成為一個很優秀的醫生，律師，或者是一個廣泛受人尊敬的牧師，或者是教授。總之，無論他在美國從事什麼職業，他所能獲得的世上的名利和地位，都要比到我的故鄉，當一個貧窮的傳教士要多不知道多少倍。

但是他卻選擇了到中國去傳教，而且很快就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完全是出於他自己意志的選擇，不是被迫，不是出於勉強。本來美以美教會並沒有差遣他到遠東的計劃，但由於這個年輕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請求，結果，他成為了第一個被派往中國和遠東國家中地區去“墾荒”的傳教士。

而他工作的果效，要到100多年，甚至更久之後，才能逐漸被人所看到。在他們入閩100年之後，也就是1947年時，美以美教會在中國整個地區， 已經擁有9個教區，會員達到數十萬之眾。 其中的福州教區，更是這個教會在整個中國，乃至於整個東亞－ 從韓國到日本地區的宣教和差傳的中心。 而且華中教區總部， 就設立在天安堂。

我相信柯林生前的時候，神一定是讓他“提前”看到了這個奇蹟。在異像中，他一定看到大量的中國人：無神論者，佛教徒，道教徒，因着他們所傳的福音，開始認識耶穌 – 這位對他們來說完全陌生的上帝。

根據鶴山的回憶，在文革結束後的1979－1980年期間，當天安堂與她在福州的另一個姊妹堂“花巷尚友堂”， 重新開始恢復敬拜的時候，雖然已經被停止聚會長達15年之久，但第一次開堂的時候，前來敬拜的基督徒人數，據估計，居然還達到600－700人之眾。而整個福州地區的的基督徒人數， 根據當時三自教會和公安局的統計，也不下8－10萬。

可以這麼說：130多年前，這個年青的美國傳教士在我的家鄉所播撒下的福音種子，這個時候已經開始深入到這個異教徒文化的土壤中去了。

少玲說她自己大約就是1980年左右，在教會剛剛恢復敬拜後不久來到天安堂。在一個極其偶然的場合下，認識了當時剛剛恢復牧師職位不久的許樂賓。 那時候她已經考入福州大學， 就讀於“工民用建築設計”專業。但這個時期， 正是她人生與信仰都處於最脆弱的階段。信仰初立而未堅。被“有神還是無神”這個問題所攪擾。更糟糕的是，她在上山下鄉期間患上的胃病，這個時候發展成晚期萎縮性胃炎，經常只能吃一些煮得又糊又爛的線面。

來到天安堂，又遇到許牧師，這可以說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轉折點。後來少玲將許牧 師稱為是自己“屬靈的父親”。可以看出許樂賓牧師在她信仰歷程中，扮演着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少玲和我談過， 1980年時她“真正”解開信仰上的困擾，完全是因為那天她到天安堂，巧遇許牧師在台上禱告。後來我讀許牧師所寫的關於他自己信神的見證時，才萬分驚奇地發現：這兩個年齡相隔40年以上“祖孫”級人物，在信主的經歷上，竟然都有一個近乎完全“雷同”的故事。

他們都不是因為“理性思考”的緣故而信主的。“解開”某個困擾自己心靈的很久的難題，然後才開始逐漸“明白”這個世界的背後，可能存在一位造物主－ 這很可能是我們絕大多數人踏上信仰之途的一個普遍的模式。但他們卻恰恰好相反，他們都不是在“想通”了之後才信主的。他們都經歷了某種在外人看來完全是神秘而無法解釋的，奇妙的心靈光照之後，才一下子“恍然大悟”的。

許牧師出生於一個基督教世家，但個人信仰上真正 “重生”的，卻是一個非常“偶然”偶然的經歷。那是1942年一月的某一天，當時正在上海讀書的許樂賓，被人勉強“拉”進教會，聽一個從南洋回來，叫“趙世光”的牧師的講道。這個年輕人坐在教堂的最後排，身上帶着些花生糖，準備靠這個來打發無聊時光。沒想到，就在趙牧師上台默默禱告的時候，奇事發生了：他感覺整個教堂好象被大風吹過，一股力量緊緊拽住他的心，將它提升起來，整個人被一種無法用語言形容的感動所充滿，極其甜蜜又極其傷痛。接下來，他頭腦中原來的那些不信，隔膜，和懷疑，都仿佛一下子就被這股力量吹得無影無蹤了，變成一種對上帝強烈的愛慕與渴求。

而少玲重生信主的經歷，幾乎是許牧師的翻版。

雖說她已經在1975年決志信主，但事實上，她並沒有真正明白救恩。1979年她祖父去世，是她無神論信仰發生動搖的一個轉折點。在他祖父生命的那最後一個多月的時間中，她親眼看到上帝在他身上所行的許多不可思議的神跡，這使她感覺到冥冥之中，的確存在着這麼一位她所不知道的神。但和中國絕大多數的堅信科學和理性的知識分子一樣，她在邏輯上卻無法“證明”這麼一位上帝的存在。她的心靈，被這個“到底有還是沒有上帝？”的問題所拷問，這時候已經瀕臨崩潰的邊緣。

她的英語老師自己不信上帝，但看到自己學生心靈的痛苦，卻及時地告訴她天安堂剛剛恢復禮拜的消息，打發她去那裡聽道。

那天她雖然去了教堂，心裡卻是帶着無數的疑問。她原本打算到那裡和牧師辯論。但接下來， 她看到了正在台上禱告的許牧師。這時候， 奇蹟發生了。她突然感覺到一種說不出的，象電流一樣的喜樂和平安， 從頭頂上緩緩地流過全身。好象冰雪在陽光下突然被溶化掉一樣，就在那一瞬間，她身體和心靈中，那些長久折磨着她的那些痛楚和焦慮，包括她的胃痛，都莫名其妙地通通消失了，她感覺到一種從未有過的解脫和輕鬆。沒有人給她答案，但是原來困擾着她的那許許多多的問題， 這時候一下子就得到了解答。那些百思不得其解的疑問，象空氣中的一縷輕煙一般，被大風一吹，霎時間就無影無蹤了。連她自己都不明白這是為什麼。

原來我一直以為： 我們信仰上帝， 乃是的出於自由意志的選擇。但是在了解了少玲和許樂賓牧師的信仰過程之後，我的這個信念完全崩潰了。我忽然明白，其實我們“能夠”信仰上帝， 這本身都是上帝的一個恩典，乃是出於神“定意”的揀選。她奇特的心靈信仰路程， 再一次向我證明一個簡單的定律： 人的邏輯和理智，其實是受到人的靈性與情感支配的，但相反的是，人的靈性與情感，卻可以不受邏輯和理智的支配。

也就是從這一天開始，她和這個古老而著名的教堂的不解之緣就一直延續至今。

從1980年2000年，她在天安堂事奉和敬拜達20年。從最初管理教會的音響設備開始，然後變成牧師講道的翻譯，一直到2002年出國前，她成為這個著名教堂中，地位僅次於主任牧師的執事會付主任。

1997年，當天安堂的重建工程開始的時候，她被推舉為由7名成員組成的“建堂小組”的組長。而在這之前，從1986年到1996 年這大約數十年的時間裡，她設計，修復，或參與建造的福建各地的大小教堂，計算起來竟然有18－20座之多。

這些教堂，有的是在大都會地區，有的是在邊遠的小縣城。還要一些，卻是分散在偏僻的山區。每一項工程，可以說都是一個傳奇故事。其中的困難和挑戰，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起舊約中的“尼希米記”和 “以斯拉記”。中國基督徒在經歷了數10年文革的浩劫之後，重建，恢復那些被占用，被破壞的教堂，和從擄之地歸回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重建聖殿和圍牆的那一段歷史，真有異曲同工之妙。

而神興起她，擔負建堂使命，大概在1975年，她剛懵懵朧朧信主的那一刻起，就已經預備下了。面對着無數我們外人難以想象的複雜環境，我突然強烈地意識到：如果不是神自己長久的預備話，那麼幾乎沒有人，可以在一夜之間擔負起這樣重任 -- 這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說不是她尋到上帝，而是上帝“親自”來挑選她。這話不是自謙，而是事實。她是在1975年左右“迷迷糊糊”地信上帝的。然後又在1977年左右“糊裡糊塗”地受了洗。這兩件在她生命中最重大的事件，竟然沒有一個是出於她自己的“意願”，這是最令我感到驚奇的。

她一家本來都是拜菩薩的。小時候身體多病，外婆背着她這個“依命”（福州方言‘小女孩’的意思）到處求神拜佛，幾乎走遍福州城裡每一個大小寺廟。1975年她在鄉下插隊，胃潰瘍發作得很厲害，有一天她的姑媽對她的外婆說要給她找個人“看看”。按原來的慣性，她以為姑媽大概是又找了一個算命先生或道士和尚一類的人物，來給她算卦看命什麼的。那知道， 她姑媽這一回所偷偷找來的那個人， 卻是一個在我故鄉的馬尾地區， 秘密傳道近70餘載的老基督徒姐妹。這位叫名字聽起來象叫“依粘”的老人，據後來少玲自己回憶，年級可能都已經超過90歲了。她是整個馬尾地區教會的創始人，已故宋尚節博士身邊的一個傳道人。不過那時，她對這些情況完全一無所知。她們兩人在年齡上幾乎相差大半個世紀以上，而且這居然也是她們平生唯一的一次見面。但就是這一次唯一的會面，這位叫“依粘”的老姐妹， 帶領着這位還是糊糊塗塗的少女，在她那門窗關的嚴嚴實實的家中，做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禱告 -- 接受耶酥基督做自己救主。

離開的時候，她居然“不明不白”地就變成了一個“基督徒”。其實她心裡老大不高興，有一種被“被騙”的感覺。她只是礙於姑媽的情面，才勉勉強強地“接受”上帝的。

怎麼辦呢？於是回家的路上， 她想出了一個日後可以讓自己巧妙“脫身”的好辦法。她故意將自己今天“信耶酥”的事情，告訴給了外婆。她以為外婆篤信菩薩， 如果聽說自己去拜“耶酥”，那麼一定會很生氣，也會表示反對。這樣一來，她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對姑媽說：不是自己不想信這個耶酥，而是外婆反對她信，她也沒辦法。因為誰都知道她是一個聽話孝順的孩子，如果外婆反對的話，她是不敢不聽從她老人家的。

但使她萬分驚訝是，她這位到處“拜拜”的外婆，得知她信耶酥後不但沒有責備她，阻攔她，相反，老人家非常開通：依命阿，你既然信了這位上帝，今後一生就要全心全人地去拜他。這是她做夢都沒想到的。外婆不但沒有幫她“逃脫”上帝，反而是將她推到上帝的那一邊去了。

如果沒有當年糊糊塗塗地“信主”這個奇怪的經歷，那麼她日後，充其量不過是個庸庸碌碌的家庭主婦，一個無所事事的工程師。一直到1977年當她受洗的時候，其實她的內心，和沒有信上帝之前對比，仍然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

“受洗” 是什麼意思？ 她不明白，當時沒任何人告訴她信了上帝還要接受“洗禮”。在那個年代，所有基督徒的聚會，都是偷偷摸摸的。更沒有所謂的“牧師”來給她探訪教導什麼的。那一年，也是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她遇到一位自己高中時代的同學，對方無意中說她自己也是基督徒，然後又告訴她基督徒是必須接受“洗禮”的。她這才明白原來當基督徒，還有這麼一個“儀式”需要完成。照她當時的理解：這大概和入黨入團時，需要舉手宣示一樣，是一個必不可少的例行公事。

所以她才意願陪她的那位同學，一起到福州郊外的一個秘密聚會點參加這麼一個聚會 － 她記得那是一個之前從未到過的普通的農家。聚會的形式，好像電影上看到的“地下黨”在敵後偷偷摸摸舉行活動那樣。因為害怕被村裡的民兵發現，他們在密閉的屋子裡一直呆到半夜以後才敢外出。先是聽講道，然後吃了點地瓜稀飯，一直捱到12點過後，才敢悄悄地出門，往“烏龍江水庫”的方向走。

她記得那是個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根本看不到路，也不知道去那裡。 前後的人，都緊緊地拉着彼此的手， 生怕從山路和田梗上跌落下去。她就這麼走啊走啊，一直到她雙腳踩到水中的時候，她才明白自己已經來到要受洗的地方了。接着她全身浸泡到水中，又被人扶起來，黑暗中不知是誰，將一塊毛巾批在她的身上。儀式就算結束了。最後，人家又將她全身濕淋淋地，接回到原來的那個農舍里 － 她明白過來，原來這就叫“洗禮”啊。做一個基督徒，竟然就是這麼簡單。

這種“似信又不信”情形， 一直持續到1980年，她在在天安堂首次恢復聚會時，遇到許牧師，這裡面整整有5年的時間。她都在“尋找”這位充滿愛的上帝。而那天她被聖靈突然光照。從此，她的生命才發生逆轉。

按照她自己的意志和興趣，1977年文革後第一次高考時，本來她根本沒有打算報考建築專業。她的志向是當一名醫生，因為她的父母親都是行醫的。但是一個看上去是非常 “偶然”的事件，卻使她一生完全改變。1977年大學報考前，有一天她在圖書館中複習功課，無意中卻突然聽到當時的學校教導主任在一邊議論她。大意是他不明白這個林少玲吃錯了什麼藥，數理成績那麼好，居然會跑去報考醫科大學。按照這位教導主任的看法，只有數理成績比較差的同學才會報考醫科。她不明白他這番話是故意說給她聽的呢，還是隨便議論一番。但結果是，她真的改變主意了。第一志願變成上海的華東紡織工學院，第二志願變成了福州大學“工民建築”專業。

這正是我們古人所說的： 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

她因為“政審”不合格，沒有被第一志願錄取。陰差陽錯，她卻被錄取到福州大學建築系。入學以後她才知道，自己是這個班級60多位學生中，唯一一位以“第二志願”身份被錄取的考生。這真是令人難以置信：首先，這“工民用建築”，是一個炙手可熱的科系，可以錄取的第一志願的考生尚且過剩，其次，這個科系的招生人員， 面臨必須優先錄取來自建築和設計這兩個部門內，大量“內部職工”的考生的壓力，其為數眾多，林少玲作為一個“外人”和他們競爭，本來“出線”的機率是非常低的。唯一的解釋就是：這就是冥冥之中上帝巧妙的預備和安排了。

到了1992年的時候，當時的福州天安堂已經面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嚴峻的挑戰，內部結構老舊，年久失修，房頂開始出出現漏洞，地板開始塌陷，牆角開始向外傾斜。1992年的一場嚴重的颱風之後，政府部門終於將這座百年的老教堂列為“危房”。按少玲他們後來所發現的，其實這座白年建築內部梁柱的腐蝕，屋架鉚接處的朽壞，程度遠遠超過他們眼睛所能看到的。甚至，當他們開始拆屋架的時候，用手輕輕一觸，木板竟然象粉末似地掉落下來。

只是，這種危險的情況當時誰都沒有察覺，上千的信徒，每個周末仍然在這都有可能倒塌下來的殿堂中聚會，敬拜。沒有人知道，其實他們每一天，都是生活在神的恩典與憐憫之下。

要成為這個工程的總負責人，當然必須具備很多的能力和品格。信仰的成熟，業務的精湛，人脈的廣泛。。。。所有這些條件當中，無論缺少任何一樣，都不可能完成神所託付的使命。

社會上當然有很多高級建築工程師，但他們有學識，卻沒有信仰。相反的情形是：教會中並不缺乏有堅定信仰的人才，但他們多半又不具備建築專業方面的經驗和素養。即便有少數幾個同時兼具這兩個條件的工程師，不過遺憾的是，他們偏偏又不處在一個比較高的領導崗位上。

但是神卻揀選了一個瘦弱多病，童年時又極其自卑膽怯的普通的女孩子，讓她後來具備這一切的知識，品德，還有領導的能力。當天安堂重建的工程開始的時候，當年的那個幼嫩，單薄，多病的“依命”，轉眼間已經是一個在社會上到處受人尊敬的“林總”了。 她從大學畢業10年以上，設計，審核，監理無數大大小小的建築工程。擁有豐富的實際工作經驗。同時也在省和國家一極的許多刊物和學術會議上發表過許多論文或報告，幫助許多重要的政府部門， 制定出和建築行業相關的各種的法規的標準。她現在是福州建委唯一的一位副總工程師，福州抗震辦的主任，福州建委建築設計院的院長，同時還兼任福州人大常委的委員。 而更重要的是：她在天安堂已經有17年服事神和弟兄姐妹的時間，是一個有威望和影響力的堂委會的副主任。神的確是在一個最適當的時候，最適當的位置，為自己預備了一位了最適當的人選。

這一切，在她還沒有成為一個基督徒之前，就已經“預定”了，

在一切的“偶然”背後，都有神“必然”的旨意。這一點我從她的見證中看得特別清楚。我給少玲的分享是：天國好像是一盤棋，上帝和魔鬼在對弈。而我們每一個基督徒，都好像神手中的一顆小卒子，神要將我們擺放在什麼位置上？起到什麼樣的作用？或許開頭的時候我們自己都未必明白。但是有一天，當時機來到的時候，神就會派遣我們這些“小卒子”過河，去打那美好的仗。

感謝神，祂的美好旨意成就在我們弟兄姐妹的身上，可以超越時空，種族，和文化的限制，這一點，我無論是在柯林，還是在少玲的生命中，都親眼目睹了。他們都是神手中“過河的小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