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堂的故事（三）

2－14－2006 福州 阴转晴

1997年的夏秋之交。上帝使很多的奇迹，发生建堂的过程中。一些是她亲眼目睹的，而另一些则是她亲自经历的。

当工程钻孔开始后，神的第一个“预言”首先被应验了。这是她目睹到的第一个神迹。教堂的外墙宽约60公分，而下面的地基的宽度，不多不少，恰恰也是60公分左右。果然是“墙多宽，底下的地基也有多厚 ”。

（以我个人的猜测，当年麦利和博士在选择天安堂地址的时候，一定有从神那里得到的启示。所以整个天安堂的地基，都是坐落在一个巨大而坚固的磐石之上的。这个教堂的地基，的确非同一般！）

神要让她看到的第二个更大的神迹，却和她的生命有关。很少有人知道，这时候她正面临她一生中最严峻的一次考验：上半年的某一天，她开始发现自己胸部和腋下出现肿块。后来这些肿块发展到两个手臂的上端，使她感到连伸展或弯曲都很僵硬。她开始有些不详的预感，再往后，不出她自己所预料的那样：她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

她的心情相当矛盾：是放下手中的建堂工程，住院接受化学和放射治疗呢？还是相反，放弃医治，不吃药，不住院，不接受化疗，更不动手术，过完全倚靠信心的生活？这是一个非常难以“两全”的抉择。她陷入一个进退两难处境。

选择接受放化疗，那么她的身体内的癌细胞有可能得到暂时的控制，但后果是她有可能因强烈的副作用，使得自己的免疫系统的被破坏，精力体力完全崩溃，被囚于病榻。而另一种选择则是：放弃传统的放化疗，完全将自己的病况交托给上帝。由上帝决定是否要医治。这样做的唯一好处就是：她可以免予病房之囚，使自己有限的精力，完全投入到建堂上中。

这一天，正好是他们施工过程中最关键的一刻：工人刚刚清理完教堂分堂的屋顶，将覆盖在面上的那些旧瓦和杂物都清除干净，正准备用葫芦， 将这个份堂旧屋架给吊离开时，一个他们从未想象到的意外情况发生了：那个看上去还十分坚固完好的三角形的屋架，它的下絃，这个时候却突然发生了断裂，整个天花板，在现场众人毫无察觉和预警的情况下，从十多米高的地方，轰然一声倒塌下来。如同脆弱的积木

虽然这只是一场虚惊，但真正使她们感到震撼和后怕的事情却是在后面-- 这根发生断裂的屋架下弦，是一根直径大约在30-50厘米之间，估计长约12-14米左右的普通杉木，奇怪的是，它中间部分竟然早就断开了，不是因自然的腐朽而断裂，而是硬生生地被人从中间地方给锯断了。这是当大家发现到木头中间的旧锯痕之后，才明蓦然明白过来的。

想来想去，这多半是30年前红卫兵小将们一次造反行动留下的“成果”。大概他们原本一度想将这座著名的“帝国主义的堡垒”给夷为平地的。但不知为什么，后来又放弃了。仅仅是锯断了这个分堂屋架的下弦部分，其后，大概是担心倒塌吧，他们又用厚厚的泥灰将它外面包裹起来，又在下面砌了一道干墙，用来支持天花板和屋顶的重量。其后，到了70年代，这里变成了福州仓山区织带厂的工场。1979年当教会收回教堂时，为了恢复教堂的原貌，又重新把下面的这堵分割墙给拆除。但由于屋架是用泥灰包裹着的，因此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里面的这根“断骨”。

换句话说，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过去就在这么一个随时都可以倒塌下来的屋顶下，整整聚会了16年之久。

她知道这是无法用理性和常识来解释的。因为自从1992年，天安堂被正式列为“危房”之后，它恶化的情形日益严重。墙壁倾斜，楼道开裂，屋顶漏水，地板下沉。然而，所有这些看得见的“险情”，比起这个看不见的断裂的屋顶横梁来说，那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按照少玲的估计，屋顶的重量大约在每平方米100-150公斤之间，分堂屋顶的面积少说也有45平方米吧，这就是5000公斤以上的重量。按说，这根“命若游丝”的断梁，它就好像古希腊神话里的那把系在一根细细的头发丝上“达摩克理斯之剑”，分分秒秒，都有掉落下来的可能。可奇妙的是，这根断梁不仅“抗压”性很强，而且还抗地震，抗台风。

这个将倒却不倒的屋架，给了她极大的安慰。她听见神用低声而温柔声音对她说：“一个没有生命，没有气息的建筑，尚且可以靠我站立的住，更何况一个有生命气息的人呢？”

结果她选择了留在工地上。除了主任牧师的许乐宾，及几位她非常亲密的属灵同伴之外，她没有将自己的病情告诉任何人。甚至连自己的丈夫许欧都不知道。他很多年以后才依稀晓得，自己的妻子当年曾经一度离死神是那样的近。她象那个将折未折的大梁一样，完全是被神的手给托住的。

但是谁也没有从她的身上看出有什么异样。她天天在工地上忙到半夜才回家，甚至连上班的时间，她都“不务正业”。她原来有个“结构工程师”的头衔，但为了建堂的工程，她又通过了一个“二级建筑工程师”的资格考试。这样一来，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她等于身兼二职。只是使她自己都感到万分惊奇的是：神透过许乐宾牧师的口，给她的一个医治的应许，竟然很快就兑现了。快得连她自己都感到惊奇。一天早上，她在洗澡的时候，无意中触摸到自己的胸口和腋下，这时候她突然惊讶地发现：咦，原先自己手臂和颈骨间的那些肿块，怎么都突然消失掉了呢？

这时候，大概是１９９８年的夏秋之交吧。

她不仅是这个工程的设计者，还在一个臆想不到的偶然的情况下，成了现场的“监工”—也就是俗称的“工头。原先承包工程的，是外面的一个工程队。但是后来少玲陆续发现地基水泥和使用的钢筋不合质量标准，模板的长度也有问题。于是她开始和这个工程队的领导发生严重分歧和争执。结果有一天，这个同样也是由基督徒负责的工程施工队，突然当着她的面，决定退出工地。

据少玲自己的回忆，当她听到施工队真的要“甩手不干”的时候，她整个人都惊呆了：对于工程设计，她当然不在话下。但监理一个施工现场，她却完全外行，这都是些五大三粗的男人干的重活。更要命的是，施工队一撤离，他们的施工执照也就没有了，那么关门打烊，要么就是再请别的施工队来接手，或者是租用别人的执照。。。无论是哪种情形，他们都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想到这些，巨大的压力，使她整个人都好像要崩溃一般。她一个人跑到教会的祷告室里，在神面前放声痛哭。

如果天安堂没有一大群甘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姐妹，那么可以肯定，工程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就非垮不可了。要靠一群既没有任何专业训练，又没有任何报酬的（相反，还要付出时间与金钱）的普通人，自发自愿地去盖一座三层楼的教堂，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胆举动。而在外人眼里，这简直就是愚蠢。

然而，以后的三年多时间里，从搬运土方，浇注水泥，安置大梁，铺设屋顶，到挑选购置讲坛前的地毯，所有这些的工作，无分巨细，每一步，都是由这些天安堂的弟兄姐妹自己动手完成的。甚至连那些住在盲人院里的盲人弟兄姐妹，都会到工地上献诗，祷告，为工程奉献油和米。我好像亲眼看到“以斯拉记”中所记载的那个以色列总百姓同心协力建造圣殿情形：

“。。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 以斯拉记1：5

“。。就是祭师，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 以斯拉记3：8

当年还是个传道人的安弟牧师回忆说，那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将从教堂建筑内扒下的那些旧砖破瓦，还有大量的泥土，从70－80米远的半山腰间，用肩挑的方式，一土箕一土箕将土挑到山顶上，然后在用小型的机动车，将这些土石运到别处去。这里面的工程，劳动量之大，超出常人的想象。由于巷子太窄小，他们只能使用一种大概是从三轮摩托改造过的小卡车，来运这些土方。牧师说，他们3年中，一共从工地上运出了400多车这样的土方 –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需要投入多少的人工呢？没有人统计过，我以自己有限的经验，大约推算了一下：如果单车载重量为两吨的话，那么每车的土大概重2000公斤，假设一挑土的重量为30公斤，那么每车土至少要60-70挑土。而400车的土石的劳动量，就是25000担。如果动用100个人去跳这些土石的话，那么每个人最少要挑250担。而每担30公斤的重量压在肩上，我估计，这还不是一般的老弱妇孺可以承受得了的。

重建资金，起先的的预算，大约需要３百万元以上。但这时候整个教会的储蓄，也不过区区￥４０万元而已。这还是教会自80年恢复起，整整17年下来所积累的。少玲说：她当时不敢明确地告诉大家工程准确的预算，担心这会影响弟兄姐妹的信心，而只能以“含含糊糊”的口气宣布说：“大概” 需要２－３百万。而如果将这笔费用分摊到1000多固定和不固定的会员头上的话，那么平均起来，每个人就必须负担将近￥3000左右的建堂费用。这的确不是一个小数目。

我原先以为：这笔巨大的费用，大概多半来自海外华侨的奉献，因为天安堂有不少海外的教友。但后来我却发现自己的想法完全不对。“感谢神，”安弟牧师说：“我们没有收到海外的巨款，我们收到奉献，都是来自自己弟兄姐妹的‘小钱’” 。后来他们统计了一下：海外的捐款，其实没有超过总预算的5%。最大的两笔来自“海外”的奉献：一次是来自新加坡弟兄的10万元，另一次则是来自香港弟兄的￥12万。而它们对弟兄姐妹的“激励作用”，其实大大超过了这些金钱本身的“实际作用”。从1997-2000年间，他们在预算之内，还多盖了两栋“牧师楼”。如果考虑到2000年加盖的另一个附属的教堂 - “小岭堂”的话，那么，这4年的时间里，两个教堂的建筑，其实总共投入了4.7百万元左右的资金。绝大部分，都出自天安堂弟兄姐妹自己一点一滴所奉献的“寡妇的小钱”。

他们收到的最大的“外援”，倒是来自天安堂的“姐妹堂”— 坐落在福州市中心的“花巷基督教堂”。 那里的弟兄姐妹，陆续为天安堂奉献了￥37万元，其中有一次，教会的出纳曾经当场开出一张￥3.75万元的奉献收据。这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安弟牧师和少玲都不不约而同地的提到，那时候他们的奉献箱里，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收到纯金戒指，耳环，或者项链什么的。有一位姐妹，甚至捐出母亲过世后珍传给她的钻戒。这真的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福州特色”的基督徒的奉献。

然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的兴建过程中，神在祂自己的家中，兴起许多志趣，个性，能力，恩赐各方面都不相同的弟兄姐妹，在事奉上学习彼此配搭，相互顺服。如果说整个教堂的外部结构是一个“硬件”的话，那么，教会弟兄姐妹之间，在灵里的合作和配搭，就是一个使所以工作得以顺利运行的“软件”。也正因为如此，相互信任，彼此顺服，要比简单的金钱奉献或劳动奉献，在难度上大得多。

这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成就。

林少玲虽然是“建堂小组”小组长，但她领导下的这个团队中的７成员，好像联合国里的那个“安理会”一般，每个人均拥有一票的否决权。不管任何提案，只要有一票否决，就要胎死腹中。换句话说，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获得７个人的一致同意。否则就无法推行。

这７位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记录下了他们的名字：林少玲，林祥明，彭惠光，陈永新姐妹，林秀玉姐妹，郑桂端姐妹。再加上安弟牧师。

这里面，除了安弟牧师和林秀玉姐妹，其他的，我都很陌生。听安弟牧师介绍说，彭惠光弟兄在天安堂落成之后不久就因癌症去世了。这是一位心灵手巧的技工。没有受过很高深的教育，然而动手的能力极强。工地上各种突发或应急的事故，譬如什么工具坏了，那里断电什么的，他都能修好。而且他的点子很多，在工地没有起重机的情况下，他设法弄到了两台５吨的手动“葫芦”当吊车，解决了吊放安置大梁的难题。据安弟牧师介绍，当时他的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在工地工作期间，教会给他每个月５百人民币的补助，他推脱不掉，只好收下了。但是到了年底，他却用一笔６０００元的奉献，等于又将这笔补助重新还给了教会。

林秀玉姐妹是我熟悉的。她热心，口快。在建堂小组中负责财务审计。在我的印象中，她由于是少玲的姑姑，所以就常常不把少玲当外人看，总是“从严要求”，在许多看法和意见上，总是和这位在外头“权高位重”的林总唱反调。不过，她在财务上却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好管家。林少玲虽说精通自己的建筑设计业务，但是在理财能力方面，却是一塌糊涂。她的存折和薪水，都是由姑姑代为看管的。什么地方需要用钱了，就向姑姑开口。除了正常的家庭开销之外，剩下的，都统统由姑姑拿去奉献。

陈永新姐妹，我没见过面。根据少玲的回忆。她当时在银行工作，由于建堂的费用必须和教会的户头分开管理，因此她被推荐到建堂小组中负责会计的工作。开始的时候，她的事奉好像非常勉强，乃是因为母亲竭力支持和鼓励，她才能坚持到最后。但是到了建堂结束的时候，她变成了一位非常热心事奉的人。

小组中，最有个性的一个弟兄可能是祥明。神给这个弟兄最大的恩赐，大概是他的行政和统筹安排的能力。他是个老三届。毕业于北大的气象专业。他的个性极其谨慎，仔细。是属于那种对细节极其敏感的人。他对建堂工作最大的贡献，大概就是他首先确立了一个看起来是非常“繁琐”，但后来证明是非常有远见的管理体系。他首先提议在全体会员中推举“建堂代表”，然后又再由这些“建堂代表”们投票选举出由7个核心成员组成的“建堂小组”。里面有顾问，有监督，有出纳和会计。他的这一套做法，很有点西方民主管理制度的味道。而７人小组中的“一票否决制”也是由这位弟兄坚持的。我想，这大概是出于神给他的灵感。

少玲说，只要他们中有一个人对某个问题有疑问，他们都会避免做出任何仓促的决定，而是要等到大家一起祷告，有了相同的看法或印证之后，他们才会一致决定去做这件事情。有一个教训是他们记忆深刻的：在铺设教堂的瓦顶的时候，她提到自己曾经和当时“建堂委员会”中的绝大多数同工，发生很严重的意见分歧。本来，按照神在1996年礼拜五的那个晚上所给她的异象，教堂使用的瓦顶，应该是由“轻质材料”做成的。但是“建堂委员会”中的其他6位同工，却接纳了市里另一位有名的建筑工程师的意见，倾向于使用质地较重的琉璃瓦。因为琉璃瓦更美观大方。也更耐久。虽然她心里不平安，但由于碍着大多数的同工的面子，她也只好违心地同意了。

结果这个决定日后被证明是一个很大的失败。琉璃瓦铺设后不久，就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漏雨现象。原来，琉璃瓦虽然美观耐看，却只适用于水泥的屋顶，对于木制的天花板，雨水还是会从瓦沿的凹槽中积累渗透进来。人算果然不如天算，不管大家如何喜爱琉璃瓦，却不得不将已经造好的瓦顶，再一次全部清除掉。老老实实地按神给他们的异像，选用从美国进口的，由柏油材料制成的轻质瓦。屋顶漏雨的问题，这才被迎刃而解。

正是这一套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繁琐的程序，却能保证他们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有圣灵带领，都更合神心意，也更能荣神益人。

当天安堂工程最后结束的时候，整个工程的财务稽查出奇的顺利了。每一笔账，每一张发票，其来龙去脉都有非常合理的交待。盖因每一笔款项和支出，都是事先经过一个透明的程序，由大家共同协商祷告后，所作出的决定。

这在我看来才是“最大的神迹”。如果天安堂的建设，仅仅只是一栋建筑物的话，那么它的意义还是有限。神看重弟兄姐妹在一个肢体中，以爱来彼此建造，以谦卑来配搭同工。新约以弗所书2章20节说到：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是上帝的殿堂。而每一个基督徒，就好比这个宏伟殿堂中的一个一个小小的房间。本来，这些房间都是各自独立的，各有各的式样。但是上帝使这些小房间能够按祂的设计，被紧密无间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合祂心意的圣殿。我注意到其中“联络得合式”这句话，特别有深意。

（以弗所书：2章20-22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祂联络得合式，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祂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着圣灵居住地所”。）

天安堂是在1999年10月年举行落成典礼的。“翻修”后的新教堂，除了保有了原来的全部特点之外，居然连面积都增大了。原来的占地面积大约是30X22平方米，而新盖的教堂面积却变成了31.2 X 24 平方米。这座历经150的年风风雨雨的老“洋教堂”，终于在新一代中国的本土基督徒的血汗和祷告当中，重新焕发新姿

但是站在教堂外面的石阶上，由于有高墙和大铁门挡住我的视线，我根本无法看到她焕然一新的全新景象。只有当我迈进到铁门里面的时候，我才有机会得以一窥她的全貌。干净的石阶旁矗立着郁郁葱葱的万年青，暗红色的贴砖外墙，由彩色玻璃装成落地窗美丽而高贵，白色的钟楼的尖顶好像一时针，在一片杂乱无章，破旧的瓦檐中间，笔直地指向天空。

我最怀念它顶上的那个十字架。在高高的，灰暗的天角下，它给下面那些生病，疲惫，浮躁，又迷失了方向的路人，一个来自天国的，温暖，玫瑰色的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