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引起不少反响和讨论的文贴,很值得一看,这里摘一部分前面的论述,具体的请看以下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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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迈步：挣扎在理性和虚无中的中国知识分子
　　

　　在无神论的世界观中，人们有自己不同的信仰体系：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主义是另一种。前者是一种极端的现代主义信仰，后者是传统的现代主义信仰。他们都认同的是：真理是客观存在的，人的理性可以带领人实践、接近并认识真理。科学主义试图创建一种完全客观的方法体系使自己正确的认识真理；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绝对真理。
　　
　　以前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经常陷入科学与信仰的辩论，现在托马斯.库恩则明说“科学主义就是一种信仰”进而他提出了那些崇拜科学和理性的人的迷信：科学并不能接近真理。就如尼采对前现代的宗教传统发出的呐喊一样，出于无神论的角度，库恩宣布：没有真理，一切都是人自己的创造，尤其是科学的范式（理论）。
　　
　　托马斯.库恩之所以被后现代主义者称为后现代之父，就是因为他提出的范式革命从方法论上否定了科学、理性可以认识和解释真理的可能，并把一切的科学体系都归结为人自己的主观的产物（范式）。虽然库恩本人并不承认，但无论是现代主义者还是后现代主义者都认定他的范式理论彻底否定了科学和理性可以使人接近并认识真理的可能性。在无神论的阵营里，对现代主义者来说，范式革命是在摧毁他们的信仰根基；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范式革命则是他们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信仰根基。
　　
　　所以我说，对当今中国大陆那些坚持科学主义无神论信仰的人来说，面对范式理论的革命，他们将要面对的信仰挣扎在于：
　　他们内心深处所坚信的自己对真理的探索和认识难道仅仅是一场虚幻的梦境吗？多年来他们一直引以为豪的不同领域和学派的科学界同盟难道瞬间就从真理（客观性）的维护者被范式革命解构成各自独立的叙事王国了吗？
　　
　　前一种挣扎是他们对自己价值观的拷问，后一种挣扎是对归属感的拷问。当他们自我拷问的时候，就是他们经历信仰挣扎痛苦的过程。他们不知道是否应该向前迈出一步，甚至他们不知道前方到底在何方：难道后现代主义就是他们新的归属吗？谁能保证这不是又一个“现代主义陷阱”呢（仅仅是加了一个后字）？
　　
　　也许这样的痛苦经历是西方两三百年来不少科学主义信仰者头一次的挣扎，但是对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来说，这可能就意味着“再死一次”或“受二茬儿罪”，因为当初他们从共产主义信仰中被迫退回到科学主义信仰中就已经经历了一次这样内心的拷问了：自己所坚信的共产主义理想难道仅仅是一场虚幻的梦境吗？多年来自己一直引以为豪的国际共产主义阵营难道瞬间就瓦解了吗？在那一次的大溃败中，已经有不少人随从改革大潮退回到个人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里去了，而这些有理想的人在经历内心战争的痛苦后，则找到了科学主义这个新的安息之所，他们本以为可以在这里安度余生，平安自信的过一生。谁曾想到他们是如此的不幸！他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上帝不肯放过他们，后现代主义的大潮竟然拆毁了他们最后的防线，将他们又一次推入了内心灵魂的拷问：存在还是没有存在，这是个问题。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a question.
　　
　　人生的痛苦，在经历一次之后，人只好掉头，向相反的方向走去，他本不是自愿的而是被动的；然而，同样的痛苦，如果一个人一生竟然经历两次，那他该往何处迈步？在无神论的人生中，两次的痛苦已经能够提醒人，无论向何处迈步，终将面对死亡，痛苦表明死亡是自我不得不面对的事实，而生命却不取决于自我的选择。从前，他认为那个共产主义的自我死了，活着的是一个科学主义的人，现在这个科学主义的自我又要死了。我又将在何处重生？
　　
耶稣曾说过：凡想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不能作我的门徒。在自己的选择中，我们曾经死了，而且还要面对死亡，因为在人的自己里面，只有死亡。生命只在基督里。

以下引自：为库恩的“范式”申辩http://www.gmw.cn/content/2006-04/09/content_399652.htm
　　
　　１９６２年，库恩出版了他的成名作《科学革命的结构》（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它是作为由维也纳学派的卡尔纳普（Ｒ．Ｃａｒｎａｐ）等逻辑实证主义学者为主的“统一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编委会编辑的《统一科学的基础》系列丛书的第二卷、第二号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的。库恩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观点，这就是：科学不是连续性的、积累的进步过程，而是范式的间断性转换的结果；范式之间有着“不可通约性（ｉｎｃｏｍｍｅｎｓ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有意思的是，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现代社会正是建立在科学和理性不断进步的基础之上的，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科学理念。而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标志就是批判一切现代性的霸权，包括近三百年来在西方的文学、艺术、经济、哲学、科学等方面形成的理性思维。库恩的范式理论恰恰是摧毁了维也纳学派“统一科学（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的信仰（“统一科学”是逻辑经验主义的主张，他们认为有统一所有经验科学的方法，而物理学可以作为这一方法的基础，因为物理学有一套共同规则系统和普适性），库恩范式理论的出现可以说是把“科学、理性”这个现代社会的核心撕开了一个口子，也由此引发了西方学界近二十年的科学与人文的大战。我们先来看看库恩是怎样论述“科学”的。

库恩所讲的“科学”指的是“常规科学”，常规科学就是按照某个范式解决难题的活动。它的进步过程是这样的：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新的危机。库恩认为，科学发展不是靠知识的积累而是靠范式的转换完成的，一旦形成了新范式，就可以说建立起了常规科学，“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度，便是成熟科学通常发展模式。”（《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１页）可见“范式”是库恩有关科学革命思想中的核心观念。
　　
　　　　“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一词原出自希腊语的“范型”、“模特”，在拉丁语中它成了“典型范例”的意思，库恩把它拿来作为与常规科学密切相关的术语，它有二层意思，一是特殊共同体（如科学家团体）的共有信念，二是常规科学作为规则的解谜基础。他指出：“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际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科学革命的结构》序）但是，库恩后来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却把范式与“世界观”混同起来，用法多至二十一种。库恩本人后来也发现“范式”的使用有问题，他后来借助于专家团的“共识”（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来解释范式的本义，也曾用“专业母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ｍａｔｒｉｘ）来替换掉“范式”，但是没有成功。“范式”这个词汇迅速地越出了科学哲学的领域被广为引用。
　　
　　　　由于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证明了“范式”是一种有关价值、信念和方法论的共识，那么一种科学“范式”的实质就可以看成是一种世界观或方法论。在库恩眼里，所谓的科学革命不过就是范式的变化和概念的转换，革命就是由一些新的假设、新的理论和方法引发危机所造成的。库恩发现科学史上大量的进步事件并不是由于科学家渐进地追求真理的结果，而是他们意识到了反常事件，寻找新范式解释的结果。例如拉瓦锡发现氧，伦琴发现Ｘ射线，麦克斯韦尔的电磁理论等。不同的范式之间不仅相互竞争、相互对立，而且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标准也明显的不一样。像燃素说，它对主张燃素说的科学家是重要的，对拉瓦锡就没有意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没有原因的运动是荒诞的，在牛顿看来它却是天经地义的；在牛顿那里没有“不确定性”的东西，而现代微观物理学却承认不少描述的现象包含了不确定性。库恩认为，在逻辑上讲，没有证据说明一种范式比另一种范式优越，也不是这种方法或那种方法有用无用的问题，这些学派全都是“科学”的。比如说，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动力学、燃素化学或热质说并不比今天的观点更缺乏科学性，也不是人类偏见的产物，它们只是不同范式的产物，它们与今天科学的差别“在于我们将称之为看待世界和其中实践的不可通约的方式。”（第２～４页）很显然，科学范式在库恩的解释下就是一种相对主义的东西。
西方学术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后现代的转向”，是指西方社会的学者和文人对自启蒙运动以来，尤其是十七世纪之后所形成的诸如“科学”、“理性”、“机械论”、“人类中心论”等主流意识进行反思和批判的一股文化思潮。这一文化思潮来势凶猛，它从解构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入手，以“超越现代社会存在的个人主义、
　　人类中心论、父权制、机械化、经济主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５页）为目标，希望人类能够摆脱现代化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危机。后现代思潮对今天西方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像女权主义、环保主义、民族主义等都从后现代的理论中找到了所需要的武器。后现代思潮的这种反“现代性”及其受到弱势群体的如此欢迎，其原因在于它以怀疑论和多元论为基本理论，反对一切霸权和绝对真理。英国的左翼学者特里•伊格尔顿（Ｔ．Ｅａｇｌｅｔｏｎ）对此有一个概括性的说法：“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依据。”（《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ｖｉｉ页）正是这种怀疑论，形成了“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即主张真理的相对性、价值的多元性和社会的多样性。
　　
　　　　后现代主义流派众多，理论溯源也各不相同，但他们对“现代性”进行批判是一致的，奇怪的是，他们最好的理论武器却不是来自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也不是来自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而是来自一位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他就是托马斯•库恩（Ｔｈｏｍａｓ．Ｓ．Ｋｕｈｎ，１９２２～１９９６）。
“不可通约性”原本是欧几里德在《几何原本》第１０卷中谈到尺度分割时使用的一个术语，意思是指不具有共同的尺度。例如整数的共同量是“１”，那么整数之间就是可以通约；边长为１的正方形其对角线是无理数，它们就是不能通约。库恩论证科学的进步是范式转换的结果，而不同的范式“不仅在逻辑上不相容，而且实际上也是不可通约的。”（第９５页）这也就是说，新旧科学范式之间没有共通性可言，因此科学不可能是一种积累式的进步，也正是因为存在范式的不可通约性，科学革命才有意义。库恩的这一论断给了传统所认为的科学是积累式的、是线性发展的、是理性进步的辉格主义（ｗｈｉｇｇｉｓｍ，也称“辉格史观”、“累进史观”，科学史中借用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社会进步是由辉格党人推动的说法，把科学的进步看成是一种连续的进步过程）观点以致命的打击，这也是希望建立统一科学理论的维也纳学派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我们这里抛开“范式”和“不可通约性”在科学哲学方面的巨大影响不谈，仅仅从认识论上看，库恩关于科学范式和不可通约性的证明使“科学”从几乎等同于真理的神圣偶像地位上轰然倒地，揭示出科学的实质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东西。巧的是，这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把科技作为意识形态的批判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我们知道，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几乎三百年的时间内，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唯物主义获得了人类思想上的霸权地位。在二十世纪初，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信仰是相信只有科学方法才是达到真理的唯一道路，并且世界有一种合理的逻辑，可以被一个统一的科学框架包容，一切都可以用科学方法或者数字、机械的方法度量；维也纳学派编辑《统一科学的基础》也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这种观念不仅在物理学、哲学等方面有影响，而且成为西方社会的政治霸权、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的有力工具。二战之后，西方学界对现代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社会上的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和平主义、绿色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运动等都在瓦解资产阶级有关社会发展的主流意识，它们与这种反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所谓的“后现代的转向”。但是这些思潮和活动都缺乏对西方现代化的本质批判，没有像库恩的理论那样把矛头指向西方自希腊时代以来的文化核心——“科学和理性”。库恩的范式论一出，科学的霸权地位就风光不再，范式也就迅速地被推广到各个领域，成为后现代主义主张价值多元性和社会多样性以及批判现代性的最有力的武器。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八十年代在美国发扬光大之后，科学在美国知识界中居然沦落成为了一种“叙事”或者是“话语”。不管库恩本人是不是在主观上要挑战科学和理性以及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在客观上，“范式论”和“不可通约性”的出现却是对科学的矮化，造成了文化相对主义的泛滥。因此在学术界对库恩本人也形成了极为相反的评价，有人把库恩说成是“后现代之父”，《科学革命的结构》是后现代主义的《圣经》；也有人批评库恩的范式论和不可通约性是否定了科学的理性和客观性，是相对主义和非理性的，是主张新保守主义的罪魁祸首。连库恩本人都感到奇怪，他一再说他不是“库恩主义者”，但是他这本非常专业的书籍居然有那么多人在阅读，又引起了那么多的误解。他最后的时光一直都在为范式问题、不可通约性的问题做解释，但是似乎没有什么作用。在不可通约性的魅力下，库恩自己的辩解总是显得那么软弱无力，人们还是愿意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读库恩。
１９６９年，库恩本人在《结构》一书增补的《后记》中针对人们对他的批评和误解说到，“我是一个科学进步的真正信仰者。”（《结构》，第１８４页）他最后的工作基本上是在范式转换期的“理论选择”、“相对主义”和“不可通约性”这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但是在野家启一看来，库恩的努力并不成功。例如在范式的理论选择问题上，库恩说到，科学家在选择理论时，“不可能塑造成与逻辑或数学证明完全类似的形式……只有在双方发现对制定好的规则有不同的理解和应用时，他们以前的协议才不再足以作为证明的基础，辩论才会不可避免地采用科学革命时期的方式继续下去。这种辩论是关于前提的，它借助于劝说作为证明的可能性的序幕。”（《结构》，第１７８～１７９页）野家启一指出：“我们敏锐地发现了最后出现的‘说服’（劝说）这个词，在这里能够嗅到一股非理性主义的气味吧！”（第１９７页）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科学争论前提的时期，争论双方都无法借助逻辑工具指出对方的错误，例如牛顿力学的信奉者和爱因斯坦关于相对论的争论。“说服”（劝说）这个字眼本身可以说就是逻辑实证主义批评库恩非理性主义思想的一个极好的靶子。读到这里，我们可以知道野家启一为库恩申辩是多么地为难！
　　
　　　　在“相对主义”的问题上，[size4]库恩是一个不承认有唯一绝对真理的科学哲学家[size/]，这是他与逻辑实证主义，也是与波普主义不同的地方。库恩认为科学的进步不是朝向终极真理，而只是“向想要知道的事物进化”，科学进化本身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如果我们这样看待范式转换问题的话，那么批评库恩是相对主义者的人的确是缺乏根据的。在库恩看来，科学向真理接近（例如波普的观点）的说法在本质上还是西方传统思想的东西，是具有神学色彩的玩意。野家启一猜想，如果说库恩反对把科学看成是累积的、不断逼近绝对真理说成是相对主义的话，那么他就是心甘情愿成为相对主义者。

现代主义信仰给人的承诺是：真理是客观的存在，人类可以凭借理性和科学建立一个完全客观的平台，也因此可以接近和认识真理。
　　
　　后现代主义信仰给人的承诺是：没有真理就是真理
　　
　　前者把人高高地捧起，后者把人重重的摔在地上，这就是无神论带给人类的灾难：让我们在内心的最深处不断经历刀割一般生与死的痛苦，从而对内心那丝微对上帝是否存在的意识产生彻底的绝望。如果我们甘愿把自己的生命交在无神论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等待我们的只有绝望和死亡。只有我们认真去面对内心的拷问：生命来自何方？我们才有可能从无神论的辖制中仰望那来自生命源头的真理：生命只在基督里面。

库恩的范式革命从根本上摧毁了现代主义有关“科学和理性具有中立性和客观性”的偶像崇拜后现代主义把坚持无神论的人逼到了一个死角：要么虚伪的坚持（一个主观的）自我可以很客观的探索真理；要么在绝望中不断压抑内心对真理的任何盼望。
　　
　　总之，无神论让试图探索真理的人无处藏身，无论站在那里都像是站在刀山火海，它的目的正是要让人麻木，让人以自己不断积累的厚厚的伤疤来封闭内心深处的流血的伤口，它让人在痛苦中忘记痛苦，在痛苦中远离思考，那原本执着的对生命意义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