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分國時期的先知
　　　　
　　　　希伯來民族史的分國時期指從所羅門王死後，統一王國分裂為南北兩國，北國以色列於公元前722年亡於亞述，南國猶大於公元前586年亡於新巴比倫這一段長達三百五十年的歷史（約公元前933～586年）。
　　　　分國時期這三百五十年時間是先知輩出的年代。舊約中著有書卷的先知約占半數以上屬於分國時期的先知。他們在此時期內的出現，並非偶然的，他們並非單純是宗教的人物，實際上他們主要是政治、社會的人物。他們對分國時期里的國家政治、社會和宗教各方面都起了重要的影響和作用。
　　　　
　　　　一、“先知”的含義
　　　　“先知”一詞，希伯來文讀作“那彌”（Navi），其語源的動詞詞根是“講預言”（to prophesy）。他們既能講未來的預言，於是漢語譯為“先知”，英語為prophet。因此“先知”者，其含義為“說預言的人”。他們是受耶和華神靈的感動，成為“受靈感的人”，而作為耶和華的代言人，發出警世的預言，宣布耶和華神的意旨和他對罪惡的譴責，預告他的審判與將降下的災難等。先知的工作方式多種多樣，表現各不一致。有的義正詞嚴，慷慨激昂，進行宣講；有的苦口婆心，規勸訓勉；有的痛心疾首，奔走呼號，甚至流淚嚎哭；還有的以世人所不易理解的動作，現身說法。儘管表現與工作方式不同，但其共同的目的不外乎要矯治宗教上的走人歧途，要樹立社會高尚倫理道德之風，要挽救民族國家陷入危亡之境。公元前九世紀之後三百多年的時期里，正是以色列猶大統一國家陷於分裂，耶和華的宗教遭受異教之風滲透，社會貧富分化、道德淪喪之時，在國家面臨強敵壓境，隨時可能入侵的情勢下，於是耶和華的先知一個個應召而出，根據他們各自接受的靈感執行其時代的使命。
　　　　
　　　　二、從以利亞和以利沙到阿摩司
　　　　當北國以色列的暗利—亞哈王朝時代（公元前887～854年），在亞哈王與其異國王后耶洗別的殘暴統治下，其在政治上，宗教上的倒行逆施，使得堅持耶和華信仰，主張廉潔政治的師徒先知以利亞和以利沙應時而出。以利亞先知不避危險與拜異教巴力的先知進行反覆的鬥爭（《列王紀上》第18章）。以利亞先知培養出來的學生以利沙先知，繼承以利亞的工作，他立意推翻多行無道的暗利—亞哈王朝，支持新耶戶王朝的建立。他在舊王朝中物色了掌握兵權的耶戶將軍，鼓動他發動軍事政變而推翻了亞哈的王朝，並斬盡殺絕舊王朝家族並清除耶洗別所引進的異教勢力。公元前八世紀六十年代，北國耶羅波安二世當權的年代，出現了社會貧富的顯著兩極分化和倫理道德淪喪的敗壞現象，宗教上則表現注重儀禮，徒有虛偽的形式。這時原以牧羊為職業的阿摩司出現於繁華一時而罪惡充斥的伯特利，他面對當權的宗教祭司慷慨陳詞，他說：“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門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樹的人，耶和華選召我，使我不跟從羊群，對我說，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說預言。”（《阿摩司書》7：14～15）阿摩司先知無畏地抨擊耶羅波安的國家政策，暴露社會的真實情況，說富豪“舒身躺臥在象牙床上，吃羊羔牛犢，彈琴鼓瑟唱消閒的歌曲”，而窮人卻為一雙鞋被賣為奴，“他們見窮人頭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礙謙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個女子行淫……”（《阿摩司書》 2：6～7；6：4～5）。此時的耶和華的宗教變成只注重儀式禮儀和形式，棄絕公平與社會正義。阿摩司作為耶和華神的代言人莊嚴宣布：“我厭惡你們的節期，也不喜悅你們的嚴肅會，你們雖然向我獻燔祭和素祭，我卻不悅納，也不顧你們用肥畜獻的平安祭，要使你們歌唱的聲音遠離我，因為我不聽你們彈琴的響聲，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阿摩司書》5：21～24）阿摩司先知以他的公平與公義的主張因而聞名於世，被稱為是“公義的先知”。
　　　　
　　　　三、何西阿先知
　　　　何西阿是和阿摩司同時代的先知（公元前750～735之間進行工作），他所宣揚的是上帝始終不渝的愛。何西阿先知以自己家庭夫妻的悲劇來扮演一個形象化的比喻和教訓：先知的妻子歌篾生有三個兒女，但她卻另有所歡逐漸墮落為娼，離他而去。雖然如此，先知何西阿仍不忘情，仍不改初衷而愛着她，後來竟願出贖價把她從墮落深坑挽救回來。這個家庭的悲歡離合，目的在引出一個“不渝的愛”的教訓，這就是：以色列人本來忠貞愛神。但以後卻背棄耶和華而去敬拜異神，正如婦人不貞墮落一樣，但耶和華仍不拋棄他們，仍期待他們一朝改悔，耶和華以贖價把他們贖救回來。何西阿先知就是以此生動的例證把神人之愛比作夫妻之愛。這種比喻所代表的觀念，以後延伸到了新約時代，使徒保羅就是把基督和教會的關係比作丈夫和妻子的關係，教會被比作是基督的新婦（見《新約& #8226;以弗所書》5：22～25）。何西阿先知教訓的中心是強調上帝慈愛的屬性，“慈愛”一詞，希伯來文讀作“哈賽德”（hasad）、它的含義不是指世人之間的愛，而是包含着慈愛母親對嬰兒的愛憐與照拂，是一種極純潔的愛，它包含着一種憐恤、良善與虔誠的素質。上帝喜愛人都具有這種素質，他喜愛這種素質甚於獻給他的許多祭物。因此在《何西阿書》6：6說：“我（耶和華）喜愛良善，不喜悅祭把。”“良善”一詞原文即“哈賽德”，而“良善”一語尚不足表達“哈賽德”較深的內涵。聖經底注為“良善”亦可譯為“憐恤”，實則亦可譯為“慈愛”，即如上帝愛世人的那種“不渝的愛”。何西阿先知故亦被稱為“愛的先知”。
　　　　
　　　　四、以賽亞和彌迦先知
　　　　公元前八世紀出現的第一位大先知是以賽亞（公元前740～701年作先知）。以賽亞出身王族，他與南國烏西雅王是堂兄弟。烏西雅王在其長達四十年的當政期間，在內政外交、軍事與農業建設上頗有建樹。在宗教上雖還沒有根絕異神的影響，但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使耶和華的宗教在國中居主導地位。烏西雅王在公元前740年去世，就在這同一年，以賽亞感悟自己身上負有的使命，他開始了持續近四十年的先知活動，他以耶和華神代言人的身份宣布上帝對會罪惡的嚴厲譴責。以賽亞對南國猶大哈斯王親亞述的路線持強烈反對態度，亞哈斯王為討好亞述王而大興亞述異教的舉動使先知痛心疾首。以賽亞先知的主張是上帝的聖潔。“聖潔”既包括宗教上的虔誠，誠實無偽，也包括人間倫理道德的善行與清潔無疵。以賽亞先知主張人們不僅要棄絕惡行，自我聖潔，聖潔的具體行動還應尋求公平的行為，為孤苦無告的人伸冤辨屈。先知的一句名言為：“你們要洗濯自潔，從我（耶和華）眼前除掉你們的惡行，要止住作惡，學習行善，尋求公平，解救受欺壓的，給孤兒伸冤，為寡婦辨屈”（《以賽亞書》1： 16～17）。以賽亞先知以主張“聖潔”著稱，故亦被稱為“聖潔的先知”。
　　　　公元前八世紀的第四位先知是彌迦（公元前725～690年間工作）。彌迦先知出身於耶路撒冷西南迦特附近的山區，和以賽亞先知雖是同時代的人，但他們兩人的社會地位懸殊，也不能證明他們兩人曾經見過面，但兩位先知的言論與所發布的信息，卻有許多共同的語言，特別對社會罪惡的譴責和對貪官富豪的揭露和譴責，許多言詞猶如出自一人之口。例如《以賽亞書》5：8～12與《彌迦書》2：1～5，即為明顯的例子。此外，以賽亞和彌迦兩位先知對於世界未來的和平前景，充滿了堅定的信心與美麗的遠象，我們都預言，在未來的世界裡，人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以賽亞書》2：2～4和（彌迦書》4：1～5），這是舊約聖經中歌頌世界和平的膾炙人口的詩句。
　　　　彌迦先知和阿摩司、何西阿、以賽亞三位先知一樣，強烈反對空具儀式的獻祭就能夠贖罪，就能夠博得上帝的歡心。他尖銳指出：“我朝見耶和華，在至高上帝面前跪拜，當獻上什麼呢？豈可獻一歲的牛犢為燔祭麼？耶和華豈喜悅千千的公羊或是萬萬的油河麼？我豈可為自己的罪過獻我的長子麼？為心中的罪惡獻我身所生的麼？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上帝同行。”（《彌迦書》6：6～8）彌迦先知在此並沒有個人獨特的主張，他綜合阿摩司先知的公義，何西阿先知的慈愛、憐憫，與以賽亞先知的聖潔、謙卑的心的教訓，指出上帝眼中的善和對世人的要求，就是“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
　　　　公元前十世紀開始的南北分國時期里，從以利亞、以利沙兩位先知，以至公元前八世紀留有書卷的四位著名先知，他們最大的貢獻都在於確立了獨尊耶和華一神的信仰，堅決毫不妥協地與異族神的崇拜與習俗進行不調和的鬥爭，並進而昭示這位獨一神所有的重要屬性，這位獨一上帝不是早期所表現的是復仇、懲罰、嫉妒的神，而是滿有慈愛、憐憫、良善、信實、公義、和平的神。具有這些基本屬性的神，他對世人的行為與倫理道德的要求也自然是這些屬性的體現，就是回到彌迦先知所綜合的結論上來，即應當“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彌迦書》6：8）。

第六章　被擄時期（The Exilic Period）
　　　　公元前586年，南國猶大亡於新巴比倫，耶路撒冷城、所羅門聖殿被毀，國中的精華與上層人士被擄去巴比倫異邦，進入巴比倫囚虜時期，這個時期持續近半個世紀。公元前538年，波斯古列王（Cyrus元前590～529年，亦稱居魯士王）興起，釋放猶大被擄的人歸回巴勒斯坦。公元前586～538年，這一段時間稱為被擄時期。
　　　　
　　　　第一節　被擄到巴比倫去的猶大人
　　　　
　　　　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猶大國家滅亡，巴比倫征服者將猶大國的官員、上層人士、技術人員擄去巴比倫，這是主要的一部分。但事實上不可能全部被擄走，剩下的一部份貧窮老弱，留下看守田園，“修理葡萄園，耕種田地”（《列王紀下》25：12），另外還有一部份流亡於鄰邦埃及，接着流散到地中海沿岸各地。
　　　　被擄到巴比倫去的猶大人屬於國家中的上層分子、工匠、技工、手藝人等，聞名的以西結先知也在被擄的人群中。新巴比倫王對待猶大俘虜遠比以前的亞述王寬容得多，如北國以色列滅亡後，亞述王撒珥根二世將北國居民擄去亞述後，被強制分散各地，化整為零，終於使北國以色列人逐漸與異族人同化，久而久之，成為 “丟失的十個支派”。這次被擄到巴比倫去的猶大人從若干資料上可以證明，他們仍可以聚居一地，享有一定的自由，並保留相當程度的民族習俗與特點。根據《以西結書》第一章的記載，以西結先知本人和一部分被擄者被安置在巴比倫的迦巴魯河邊。該聚居點稱為“提勒亞畢”（Tel—Abib）“提勒”希伯來文為“土丘”或“小山崗”，即被擄猶大人的聚居點。除《以西結書》3：15提到此“亞畢山崗”外，《以斯拉記》中也提到被擄百姓聚居點的地名，如“特米拉” （Tel—melah）、“特哈薩”（Tel一harsha）等（《以斯拉記》2：59）。此處地名譯文的“特”，與《以西結書》3：15的“提勒”在原文都是“Tel”，指“土丘”或“小山崗”。由此可知，被擄之民在巴比倫都有眾多的“提勒”或“特”某某的大小民族聚居點。這種聚居點成為他們生活與崇拜既分散又相對集居的中心。
　　　　被擄之民在巴比倫異鄉的初期情況，雖然聖經中沒有很多的記載，但僅從《詩篇》第137篇這篇反映被擄時期的詩章中，就可以看出被擄之民在異鄉內心的痛苦和對敵人的仇恨情緒。他們對耶路撒冷的愛戀與對巴比倫人、以東人的憎惡，形成了很鮮明的感情對比。這篇《詩篇》一開頭寫道：“我們曾在巴比他的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了。我們把琴掛在那裡的柳樹上，因為在那裡，擄掠我們的要我們唱歌；搶奪我們要我們作樂，說：‘給我們唱一首錫安歌吧！’我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詩歌的作者肯定屬於一個身歷其境，備嘗身心磨難的被擄者，他目睹以東人對這場災難的幸災樂禍，親眼看見巴比倫敵人的殘暴肆虐，他心中充滿復仇雪恥的情緒，因而發出了似乎越出常情的咒詛說：“耶路撒冷遭難的日子，以東人說：‘拆毀，拆毀，直拆到根基！ ’耶和華啊，求你記念這仇。將要被滅的巴比倫城啊，報復你象你待我們的，那人便為有福。拿你的嬰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為有福。”（《詩篇》137： 7～9）。
　　　　被擄初期，被擄之民不理解這場災難的長期性與磨鍊對他們所具有的意義。他們盼望很快結束這場災難，很快得以歸回故鄉。公元前 597年，約雅斤與首批被擄者在巴比倫只度過三、四年困難的時光，就有假先知迎合這種思想情緒，散布被擄之民二年之內就將歸回，聖殿被擄去的器物亦將運回的虛假預言（《耶利米書》28：1～4）。耶利米先知力斥這種假預言的虛妄和危害，早在第一次被擄之後，耶利米先知就寫信給巴比倫被擄之民，勸戒他們要在巴比倫蓋造房屋，安心定居下來，要“栽種田園，吃其中所產的。娶妻生兒女，為你們的兒子娶妻，使你們的女兒嫁人，生兒養女，在那裡生養眾多，不至減少” （《耶利米書》29：5～6）。隨着歲月推移，前後被擄之民逐漸適應巴比倫異鄉的生活，他們從事各種社會生產勞動，包括商業、手工業、農業等，以後也有少數人在巴比倫上層社會中得到較高的位置。在宗教生活上，巴比倫異鄉沒有耶和華的聖殿，所以每逢安息日，在他們各民族聚居點，人們聚集一處，彼此安慰，互相勸勉，回憶先知早日的教訓和預言。這種聚會形式和內容，逐漸成為猶太教後來猶太會堂（synagogue）的起源，發展為以後猶太教的正規崇拜形式與組織。在宗教思想上，被擄之民經歷被擄的苦難，痛定思痛，他們對早日先知的預言與教訓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和理解。特別關於被擄終將歸回，耶路撒冷必將復興的預言，更大大堅定被擄之民將來歸回祖國的盼望。舊約中最早的先知書卷《阿摩司書》的末後一章曾明確無誤地預言說：“到那日，我必建立大衛倒塌的帳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壞的建立起來，重新建造，象古時一樣……，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擄的歸回，他們必重修荒廢的城邑居住，栽種葡萄園，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園，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將他們栽於本地，他們不再從我所賜給他們的地上拔出來，這是耶和華你的上帝說的。”（《阿摩司書》9：11，14～15）。被擄之民早先對先知的預言將信將疑，經歷被擄的嚴酷事實，他們感悟了先知在各個時期對君王和眾民的警戒、勸勉和譴責，以及預言和應許都是真實可信服的。被擄時期中，先知的權威地位在民中大大提高了。
　　　　
　　　　第二節　被擄時期殘留巴勒斯坦的猶大人
　　　　
　　　　新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滅亡南國猶大後，多次擄走猶大居民，被擄走的多屬國中的上層和民中的精華，留下來的是民中老弱和貧困窮人，他們管理殘破葡萄園與耕種土地（《列王紀下》25：12）。這批人苟存活命於荒廢家園之中，耶路撒冷呈現一片淒涼景象。舊約《耶利米哀歌》是僅有反映猶大國滅亡，耶路撒冷被毀時驚心怵目情景的詩章。詩歌作者顯然是一位耶路撒冷被毀慘狀的目擊者，這城的先後光景對比太鮮明、太令人傷心了。他寫道：“先前滿有人民的城，現在何竟獨坐；先前在列國中為大的，現在竟如寡婦；先前在諸省中為王后的，現在成為進貢的……”（《哀歌》1：1）；“黃金何其失色！純金何其變色！聖城的石頭倒在各市口上……素來吃美好食物的，現今在街上變為孤寒；素來臥朱紅褥子的，現今躺臥糞堆……慈心的婦人，當我眾民被毀滅的時候，親手煮自己的兒女作為食物”（《哀歌》4：1、5、10）。詩歌作者不僅看到美麗的黃金的城市變成糞堆，他也看到巴比倫敵人的擄掠施暴：“我們的產業歸與外邦人；我們的房屋，歸與外路人……敵人在錫安玷污婦人，在猶大的城邑玷污處女……”（《哀歌》5：2、11）。這位耶路撒冷的見證人為耶路撒冷這場浩劫哀哭失聲，流盡眼淚，肝膽寸裂：“我眼中流淚，以致失明；我的心腸擾亂，肝膽塗地，都因我眾民遭毀滅，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內街上發昏。”（《哀歌》2：11）。
　　　　《耶利米哀歌》五首如實提供了當年耶路撒冷毀滅後的慘狀，這種淒涼景象到以後若干年代後才漸漸改變。雖然沒有直接的文字記載，但巴勒斯坦周圍的民族，包括亞捫人、摩押人、以東人等是逐漸遷移進來了，以填補被擄居民的真空。《以西結書》36章間接地反映如此情況：“仇敵說，阿哈？這永久的山崗都歸我們為業了……主耶和華對你們如此說，我真發憤恨如火，責備那其餘的外邦人和以東的眾人，他們快樂滿懷，心存恨惡，將我的地歸自己為業，又看為被棄的掠物……你們四圍的外邦人總要擔當自己的羞辱，這是主耶和華說的”（《以西結書》36：1～7）。異族人的遷居，多民族混居現象，日久不可避免逐漸產生血統的混合，毫不奇怪到了一百多年後的波斯時期，在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的年代，猶大地已出現了有不會講猶大語言的新生後代了。尼希米的自述是這樣說的：“那些日子，我見猶大人娶了亞實突、亞捫、摩押的女子為妻，他們的兒女說話，一半是亞實突的話，不會說猶大的話，所說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我就斥責他們”（《尼希米記》 13：23～24）。
　　　　
　　　　第三節　流散到埃及、非洲的猶大人
　　　　
　　　　巴勒斯坦毗鄰埃及，南國猶大又曾長期處於埃及控制之下，所以猶大亡國後，一些親埃及的猶大人逃亡到埃及去。他們在埃及建立聚居點，並受到埃及較寬容的庇護，能保留他們在耶路撒冷的宗教和習俗，甚至建立聚會用的聖所。
　　　　另據《耶利米書》記錄的材料，在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的護衛長尼布撒拉旦占領耶路撒冷後，曾釋放先知耶利米，許可他自由選擇，或去巴比倫或留在耶路撒冷。這時巴比倫王立猶大本族人基大利為省長，管理這片已經遭毀滅的土地和剩餘下來的一些人。不久基大利被少數潛伏下來的王室貴胄所刺殺，擁護基大利省長的約哈難派系追索以實瑪利兇殺集團，這些人東逃亞捫境內，約哈難等不顧耶利米的反對，裹挾先知耶利米和書記巴錄等進入埃及（《耶利米書》40：l～6； 41：1～3；11～15；43：1～7）。此後，耶利米先知和進入埃及這一批人的下落，聖經以及別的史料都沒有任何記載了。但完全可以肯定的史實是：公元前586年南國猶大亡國之後，除了被擄去巴比倫的人之外，另有相當一部分人是逃亡到埃及非洲一帶的，這些人到了波斯王岡比西斯占領埃及時還出現過，並為人所共知。本世記在埃及阿斯旺（Assuan）地區，曾發現了一批很有價值的考古資料，被稱為《象島紙莎草紙文獻》（Elephantine Papyri）。這些文獻證明了在埃及尼羅河象島地區曾住有從巴勒斯坦來的猶大人，他們在象島上建立有與耶路撒冷聖殿相類似的聖殿，他們敬拜的神，名為 “耶和”（Yahu）。而這聖殿在公元前525年波斯王岡比西斯占領埃及以前就已經存在了。《象島文獻》中有一封象島的猶大人寫給駐耶路撒冷波斯官長巴哥阿斯（Bagoas）的信，信的內容是向巴哥阿斯陳述象島的聖殿被埃及的波斯人所破壞，因此請求巴哥阿斯許可他們重新建造。另一封就是巴哥阿斯的覆信，批准猶大人重建他們的“耶和”（Yahu）聖殿。這兩封用紙莎草紙書寫的古信件，證實了在猶大亡國之後，確有一批猶大人逃亡來到埃及定居。這兩封信的年代，大約是波斯大利烏王二世在位期間（元前424～404年）。
　　　　公元前八世記的先知以賽亞曾預言埃及將出現耶和華的宗教說：“當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為耶和華築的一座壇；在埃及的邊界上必有為耶和華立的一根柱，這都要在埃及地為萬軍之耶和華作記號和證據…耶和華必被埃及人所認識，在那日埃及人必認識耶和華，也要獻祭物和供物敬拜他，並向耶和華許願還願”（《以賽亞書》19：19～21）。象島中耶和華聖所的出現，可以說正符合先知想象中的“耶和華的壇”和“耶和華的柱”。
　　　　公元前六世紀時的另一個以賽亞（被稱為“第二以賽亞”），他生活工作於南國猶大亡國後的被擄時期，這時被擄異邦的猶大人盼望歸回耶路撒冷的日期能早日來到，期待上帝安慰、安慰他的百姓，並對耶路撒冷說安慰的話。這時第二以賽亞先知（包括《以賽亞書》第40章至第55章）發出充滿信心的預言說：“我（耶和華）必使我眾山成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這些從遠方來，這些從北方、從西方來，這些從秦國來（“秦”原作“希尼”）”（《以賽亞書》49：11～12）。“諸天哪，應當歡呼！大地啊，應當快樂！眾山哪，應當發聲歌唱！因為耶和華已經安慰他的百姓，也要憐恤他困苦之民”（《以賽亞書》49：13）。第二以賽亞先知在猶大被擄時期即將結束之前，滿有信心盼望歸回日子的來臨。到那一日，通往錫安的大道，必滿了人，這些分散到耶路撒冷東、西、南、北方的上帝子民都要回歸，於是就說：“這些從遠方來，這些從北方，從西方來，這些從秦國來”。“秦國”曾被一些解經家解為是指中國。實則“秦國”的希伯來文是讀作Sinim，漢譯為“希尼”。由於近代聖經原文考證的研究，英文聖經的新譯本關於Sinim（希尼）這一詞語已改譯為Syene（色耶尼），因為希伯來文原文的“希尼”，只需改動一個相類似的輔音字母就成為“色耶尼”，而“色耶尼”是現在埃及南方阿斯旺的舊名稱。而色耶尼（即阿斯旺地區）己為上述的《象島文獻》所證實，在猶大亡國時，曾有一批猶大人流亡並定居於阿斯旺的象島，還建立了會堂。所以根據《以賽亞書》49：12的上下文，先知預言有一天，眾流散之民將從各方回歸耶路撒冷，上文為“從北方來、從西方來”，而下文“從色耶尼來”恰代表“從南方”色耶尼來。可以推斷，第二以賽亞先知曾獲悉埃及南方的色耶尼住有流亡的猶大同胞，到那日，他們也將回歸耶路撒冷。
　　　　今日較通用的英文聖經《修訂標準本》（1952年）與《牛津聖經新譯本》（1970年）已將Sinim（希尼）改為Syene（色耶尼），《佳音聖經》（Good News Bible）的中譯本將“從秦國來”改譯為“從南方的阿斯旺來”，另加底注云：“阿斯旺為埃及南部一城市，該城曾有猶太人的一個大社區”。由此可以想見，一些考古資料（如《象島文獻》等）的發現不僅有助于澄清歷史事實，並且也有助於若干聖經難題的正確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