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来的，

任不寐评加尔文主义和阿民念主义的关系

事实上网络基督徒的“传道热情”或所谓“争战”，围绕两个中心：我与世界；同时，通过私意解经将我与世界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网络基督徒的圣经观，其基本特点是人本中心论取代基督中心论；他把圣经全部指向基督这一基要真理进行放大处理，使人也成为意指对象（refrent）；至少分享耶稣的位格。我成为肯定的对象（救主角色的替换），他人成为否定的对象（罪人、撒旦角色的替换）。弥迦书 6:8是文化基督徒特别喜爱的经文之一：“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于是“文化基督徒”直截了当将该经文引为“我们应该在世界行公义，好怜悯”的根据。事实上，这句话作为教会“社会关怀”的真理依据是最大的误读。这话象所有旧约文本一样，并不是指着“我们”来说的，乃是指向基督。马可福音10:18，“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罗马书7:18：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所以弥迦书 6:8是在指着基督说的，因为只有基督“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话只是在否定，是指向“我们”的，但最后仍然将我们引向基督，完成肯定。这一点正如加拉太书 3：22-25节所解释的：既然面对律法没有一个人是善的，或面对这句经文，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于是，“……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 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的手下了。”
文化基督徒试图带领人们返回师傅的手下（自己就是那师傅），却对人性以及“自由意志”的基要真理缺乏知识。离开基督，人自己根本没有任何行善的意志和能力；“自由意志”在本质上恰恰是反对“公义”和“怜悯”的，或者说，是敌基督的。值得庆幸的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异口同声重申了这个原则，使信仰超越了教皇主义的阴影。对于路德来说，人好比一棵坏树，只想做坏事。人想靠自己努力朝着被称为善的方向去做的意志是不自由的。人就其本性而言，不可能要上帝成为上帝。事实上，他自己想要成为上帝，而不愿意上帝成为上帝。人的本性和上帝是誓不两立的死敌（2）。路德在1518年《海堡德辩论》（heidelberg Disputation）中，将神学区分为荣耀神学和十字架神学。前者是伪神学，其特点之一就是“他们憎恨十字架和苦难，而爱善行和善行的荣耀”。路德批评说：“除非一个人先被苦难和恶弄得威风扫地和彻底失败，直至他认识到，自己是不足道的，他的善行不是他的而是上帝的，这时候他才有可能不会因他的善行而变得趾高气扬”（3）。在这里路德用了一个极端的词，他说理性是婊子（whore）。但他同时不否认理性是很有用的工具（very useful tool）。“毫无疑问，理性是万物中最重要的也是最高级的东西，而且与现世中别的东西相比，是最有价值的和类似神圣的。它是所有艺术、医药、法律以及人在现世中或多或少拥有的智慧、权力、德行和荣耀的创造者和良师益友。由于这一事实，应当说理性是使人有别于禽兽和其他东西的主要因素”（4）。但是，理性使人成为人，但不能使人成为神，使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当理性使人成为神的时候，理性就成为whore。我们在文化基督徒的“神我不分”的趾高气扬中，看见的正是这样的“理性”。
文化基督徒把理性视为上帝或上帝的组成部分；借助于此，人自己主动成了上帝的一部分——被造者成了创造者的一部分，一个内在结构，而不再是拯救的对象——他成了救主的一部分。这些小救主成为网络基督徒或网络宣道士。这样的“信仰”永远不是反省和忏悔着的信仰，更不是感恩着的信仰。因为属于肉体的理性总是试图为自己辩解，理性对“我们是罪人”的分辨绝对是无能的，它唯一擅长的是分辨“别人是罪人”。理性既然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它就千方百计投合我们自己的欲望。由于“原罪”，在我们里面不能引出任何在上帝面前是好的东西来。所以路德认为，承认自由意志——仿佛我们能靠自己去选择做好事——是对人罪孽的否定，也是人没有在律法的福音里听到上帝的“话语”的证明。我们身上没有剩下任何东西可以用来取悦上帝，人不可能“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文化基督徒并非爱善行，而是爱“善行的荣耀”，借人的义进入“神即是我我即是神”的东方宗教状态。然而在人和神之间，那无限的距离是不能僭越的，任何人试图站在中间甚至站在耶穌的左右两边，都是亵渎。站在神两边的不过是强盗，一个悔改，一个沉入永火。一个蒙恩的强盗有什么资格以基督的语调向世界说话？传福音或跟随基督的脚踪，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有这样分别，就是时刻告诉自己和听众，那些话是基督的，不是我的。每当听众混淆的时候，彼得和保罗吓的跳起来，甚至撕破衣服不顾一切地去阻止。然而网络基督徒的文字事工里面，常常达到了神我不分的迷幻状态。一方面，他用基督来解释自己，另一方面，他用自己的观点来解释圣经。信仰的中心是与老我的争战，但在文化基督徒哭天抹泪喋喋不休的见证和护教中，只见老我，不见基督。是老我对老我的辩护，通篇都是“我我我”。而这个“我”对圣经和神学缺乏充分、谦卑和深入的引证与了解，谈论起来无非只能是人文主义道理那一套，仍然在政治哲学的框架或瓶子里装进一知半解的神学的酒。“文化基督徒”给人的印象好象不是一群蒙恩的罪人，而仍然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精英。过去他们负责提供救国的道理，今天他们负责提供救人的道理。不仅如此，为了获得竞争的实力，梁山社团主义广为应用，网络基督徒的“结党”纷争，党同伐异，落井下石，飞短流长，成为中国教会又一个引人瞩目的灾民现象。
他们不知道人的堕落，或者只知道别人的堕落。加尔文说，哲学家因不知道亚当的堕落，因此根本不认识人。文化基督徒并认为自己要亚当的形象，而相信自己并只有自己有上帝的形象。但正如加尔文强调的，上帝在亚当里的形象不是在身体里，而是在灵魂里，但犯罪以后，，这形象彻底破碎了。而上帝的形象就是基督，这形象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只有基督代表了上帝的形象。按加尔文“人天生腐化堕落”的教义，他认为，我们称异教徒身上“美德”的东西，只不过是华丽的罪而已。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真正寻求上帝的。我们不能靠自己的意志而移向好的方面（5）。不过加尔文似乎并未完全丧失对认得信心，他说：“毫无疑问，当亚当从他的状态堕落的时候，他由于这个缺陷而远离的上帝。因此，即使我们同意，上帝的形象在亚当里没有完全消失和毁坏，但这个形象是这样被败坏，以至所剩下的只是可怕的畸形”（6）。显然，信仰灾民正是这种“可怕的畸形”。这畸形是从不相信神只相信人的心灵状态中长出来的。亚当的罪不仅仅是不服从上帝，更是不相信上帝。他不相信上帝的话，宁愿自己分别善恶。他想自己成为上帝。这也同样是文化基督徒的心灵状态。
文化基督徒更喜欢加尔文而不是路德，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相对来说，加尔文比路德对世界和人充满着更多的热情。加尔文和路德的分歧，主要并不在圣餐论上，那只是结果，而是在神与世界的关系上。对基督身体怎样临在的不同理解，实际上是神怎样与世界同在的不同理解。在这个问题上，加尔文无疑更是从理性的角度去看的。其次，加尔文是从君王、先知和祭司的三重职责（triplex munus）的角度来描述基督的工作，而这三种角色，无一不对应者神与世界的“理性关系”。“双重预定论”无论怎样给神的奥秘留下地盘，但他无论如何都是在理性角度阐述救恩的。然而路德神学主要强调人的因恩得救，救恩以及天国的福份是他关切的中心。最后，路德强调“被归给的义”（imputed）；在加尔文那里，称义是同基督的结合而发生的。对加尔文主义者尤其如此，称义的基督徒应设法表现出义的结果（Treatise on the Christian Life）。基督徒的生活成为加尔文神学的一个重要兴奋点。在欧洲特别是北美，加尔文影响了绝大部分心灵。这种世界的乐观主义主张：基督徒应该利用今生的美好事物，按各种不同被造物的目的去使用他们（Inst,3）。然而，人类犯罪，万物都败坏了，这种世界乐观主义精神在信仰上缺乏根据，而且无疑将与未世论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看加尔文的信徒生活的四个原则的第一条：第一、我们必须在所有被使用的东西里看到造物主，并表示感激。——然而如果这世界都伏在撒旦的权下，在所有被使用的东西里看到的更可能是撒旦。总而言之，加尔文强调神的全面临在，但这一思想并不总是和圣经一一对应的。
如果说，哲学应该返回康德重新找到它的界限，神学无疑应该返回路德找到它的目标。这目标不再是“今生的美好事物”和长老制文化，而是基督中心论。加尔文比路德更多强调一个基督徒必须过的那种生活，也包括教会的政治组织事务。这本没有大的问题，但如果这些主张成为神学的核心，就可能助长伯拉纠主义卷土重来。路德认为，只要福音被恰当地宣讲，这类事物都是次要的。路德无疑更正确，整本圣约的核心就是福音，而不是政治文化和教会文化。有加尔文者把路德神学批评为“局限于自己身上，不把热心表彰上帝的荣耀”（7）。这是不公平的。没有任何一个神学家的神学能和他的个人生活分离开，加尔文更是如此，离开加尔文在日内瓦的经验就不可能理解他对基督徒属世责任的强调。世界一直批判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异端审判，以及路德支持镇压农民骚乱。值得分辨的是，加尔文的异端审判确实和他自己的政治身份以及神学思想密切相关，而路德的政治见解更多是纯粹政治的，与他的神学没有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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