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兄﹕
从两大部份回答您的问题﹔
一是有关文化的比较，一是信仰的选择。

我说的现象是通过比较而来的，不是光谱上的两极，而是相对而言。在这里，我也没有要贬低中国文化价值的意思，只是说现象，不是要争辩文化上孰优孰劣，因为那不会得到任何结论。

是的，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我说的那些现象，因为人就是人，自私的劣根性使然。但是官场文化、当官的艺术却是中国（包括台湾）这个社会独布全球的地方，拿个世界第一，我想没什么问题（again，不是说其它地方没有，只是相对而言）。

官场上，中国的读书人绝大部分都是「以仕途为已任」的，为的是什么﹖「光宗耀族」恐将拔得头筹。寒窗苦读，为的是一举成名天下知，祖宗可以含笑九泉﹔为了个人、家族的利益，可以牺牲国家的利益﹔中国人家族意识整体上是要超过国家意识的，这是一个不争的现象，而其本质，就是我说的中国人重人的观念。当然，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仁以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谦谦君子，但是却改变不了统治者荒淫残暴的事实。死于中国历史上暴政（家天下思想的延伸）的人民恐怕不亚于西方历史上死于「为真理而战」的民众。

除了我说的语词多寡的现象上外，看看两种文化的文学、戏剧、音乐歌颂的是什么，也可以一窥端倪。

我从小就喜欢看西方的电影和电视剧，至今犹然﹔因为可以看到许许多多藉藉无名的小卒，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秉着良知，干冒生命危险，与强权对抗，而成为维护真理的英雄，正义终于获得伸张﹔也有太多描绘争取民主自由的斗士，为了真理，与暴力政权相斗争的故事。而中国传统的京剧，描绘的尽皆是忠孝节义，大多在人的关系上打转，很少歌颂那些为了春秋之义、历史之笔而牺牲的史官﹔正义与真理恰恰不是我们民族歌颂的美德。细观现在风行的电影、电视剧题材，仍可以看出这些价值的取向。

法治重于人治，正是东方从西方学到的观念，决非中国人自己的发现。

在此，我也不会掩饰基督教在历史上的罪过。强以自己的真理为真理，为真理而杀人，在历西方史上也是一再重复的﹔在这一点上，西方人也值得向东方的哲学借镜。在历史文明的开展过程中，人类的确学到教训了，否则就如同一位历史家说的：「人类从历史上学到的唯一教训是，人类不能从历史上学到教训」了。

其次，谈一谈信仰的选择。
宗教信仰本来就不是从知性讨论或逻辑辨证可以得到答案的﹐而是人人可以感知的经验，是在人心的深处，否则信教的人就只能是知识分子，无缘于劳苦大众了。相反地，太多理性的思考反而会遮掩了我们感性的需求，正是知识分子用太多知性的讨论，才容易忽视了我们内心真正的情感、心灵真正的渴求。
当然，信仰也不会是无缘无故、从天而降的（我还无法进入那个神迹启示的文化语境中），必定经过一些理性思考，掌握了一定的证据后，才会坚定自己的信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证据也不会是科学式的证据。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科学的维度和方向已经大致确定了，它不可能占据人生的所有思考之地。越来越多的哲学家或科学家反思人的存在之真理，试图为科学与宗教找出一个共通的大道，例如演化心理学的大将E. O. Wilson就写出了一部书Consilience （国内可能还没有译本），虽然还不见得十分成熟，可是正代表了西方人文哲学界的一个努力方向。

近代出名的哲学家维根斯坦曾说：「凡可说的，都可以被说清楚﹔对于那些不可说的，就应该保持沉默。」
保持沈默并不代表不能说的就是没有意义的。
维根斯坦的意思是：哲学著作中的命题是胡说。他反对的是传统哲学的命题想以科学的形式出现。宗教好比诗，如果把它当成一个科学报告，就是胡说；这并不代表他反对诗。
4.1212不要说不可说的，因为不可说的只能被显示。
对于能知的东西不需要信。 正是不能知，才需要信。 而信不见得没有意义。
科学既然不能作出有没有神的结论，有没有神就是一个人的信仰、一个前提的假设。
这是我从他的哲学学到的功课。

我在一年以前，也是个坚定的无神论（应该说是不可知论）者，我差一点和我的妹妹因为信仰的关系闹得水火不容，关系紧张﹔花兄比我年轻，您日后信仰什么，还有很多的发展空间，不必如此铁口﹔我不是神，不能预测你的未来，但是花兄在这里肯定会不断思考信仰的问题，无论您将来还是不是一个无神论者，清晰地、深思熟虑地、真诚地对待自己的信仰和别人的信仰，是必不可少的一种人生修养；但无论您如何看待信仰，请不要浅尝即止。
有许多自我心境，在现实生活上无法找到对手，得到充份的讨论，在网络上却可得到一些疏解，从和别人的争辩中理清自己的思路﹔正是我上网的目的，而非如兄之“闲散的心”（如此看来，兄之心早有成竹，我的话就是多余的了）。

请继续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