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与断头台
·刘自立·
一
贝多芬和我们的关系之远近是一门艺术。说远就远，说近则近。你说他是一个
西方人，可是，在我们这里，东西方的汇流，似乎是在形成一条看得见，又看不见
的洪流；你说他是一个英雄人物，可是现在，英雄之死和英雄的复活二论并存；你
说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乌托邦幻想的魅力，究竟是暗色还是亮色？贝多芬和我们
形成的关系是一种对立和对峙还是一种融合？我们和他们的文化的和宗教的，历史
的和人种的关系究竟如何？他和他的时代，和他的时代的听众的关系，又是如何？
我们中国人听老贝也历百年，我们的每一场交响乐，是将我们靠近他，还是疏离他
，还真是不好说。我们的音乐，如有人弹奏的肖邦，是在解释“那个他”，还是在
解释音乐家自己和音乐家的乡思之情如中国的诗词？而老贝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也
已经隔了几百年的历史了。他们又如何对待他们的乐圣？一个如此古老人物的音乐
，何以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是气势汹汹地转辗世界各地的舞台和录音间，持久不衰
，愈演愈烈呢？这是一个简单的音乐魅力所能够解答的了的吗？
我们看到，贝多芬音乐的重复性，大大超过其同时代文学艺术的名著。这些兄
弟艺术之间的遭遇的确不同。他的音乐，确是难以以落伍为其衰败之理由的；虽然
，我们像对待一切古典人文作品一样，也会将我们当代人对他的解释，硬性的加在
他的头上，还美其名曰：文本解读……；可是，这样的文本解读，的确表现在一代
代伟大指挥家的身上；从托斯卡尼尼到西蒙·拉特；从福特文格勒到阿巴多……无
不通通在老贝的文本之中，加进了他们的理解和处理手法；同一颗理性的种子，也
会结出万般迥异的果实。理性和理性的不同，以使得贝多芬的音乐产生了无数种不
同的样式。在不同的风格和理性倾向上，贝多芬得以进入，又离开了他特定的时空
。在这个意义上说，贝多芬是无穷的。用只能确定一个前提的逻辑语言加以分析，
此一老贝不是彼一老贝；但是，同一性，在这里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无论如何解
释他，更新他，他的原形还是老贝；反之亦然，保持最为严谨的古典风格，老贝的
异化，也是无可挽回的。如是一来，此一老贝，还是彼一老贝；是，还是非，在这
里，是一个无意义的陈述。而正是因为如此（或者如彼！），老贝的魅力，才能无
限地展现出来而达于超然。我们在无数这类的演奏之中，看到了几乎所有现代哲学
的陈述；对于逻辑的，反逻辑的，理性的和非理性的陈述，以及神性的和世俗的陈
述，一应俱全的，只不过是用音乐语言进行的陈述。用形象的语言来加以解释的话
，就是，每一个指挥和演奏家的处理，都在演示一个伟大的贝多芬，又同时在演示
他们自己，从而确定他们自己的不朽的地位。
这样复杂的“对位”，使得进入这类音乐的人们，加深他们对于几乎所有时代
音乐文本的思索和体悟；他们在乐句的一开始，就在两个时间当中行进，他们是那
些可以一次踏进两条河的幸运儿；他们的古典的特征和现代的特征一分为二，又二
合为一。他们在老贝复杂的曲构中领略到完整的逻辑构思，同时体悟到一个极为简
单的乐句显示出来的神性；体悟那种类似中国的“禅”机。因为，极简的艺术，是
唯一可以和极端繁复的逻辑建构并行不悖的艺术。今天的人们也许正好困惑于此，
实际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
我们在倾听托斯卡尼尼的指挥的时候，我们领略到的，是那种对于老贝绝对忠
诚的精神；在卡拉扬那里，我们在老贝的作品中，则呼吸到被夸大的浪漫主义气息
；而在克莱勃那里，数学精神和浪漫主义的融合双盘托出。我们有时茫然于所有的
这类解释。几年前，我们期望萨瓦利什带来一个英雄的贝多芬，但是，我们在北京
看到的，（那是第四交响曲），却是一个非常学院派的老贝，人们用原汁原味，对
此加以调侃。那末，如果老贝今天亲临我们的音乐厅，来诠释自己的音乐，事情又
会如何呢！
二
加狄纳在说明老贝的音乐时，用莫扎特的“哈佛纳”和“英雄”相比，以理解
他的作品风格。他还陈述了贝多芬音乐的革命性特征，认为她受到法国大革命节日
气息（革命是群众的狂欢节！）的影响。这似乎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加氏认为，
应该对以往的贝多芬“加速”，就是加快其演奏节奏，并且试图尝试老贝在节拍器
上加以注释的，那些几乎不可操作的要求。可是革命究为何物！革命的贝多芬究为
何物！我们只能从古乐队的演奏中略窥一二。听听古乐队，我们似乎还是无法领略
到革命的气势磅礴，更多的接触，是领略到小乐队编制的古色古香，以及贝多芬严
谨的理性风格。革命的呐喊式的演奏，我们好像是在１９８９年由伯恩斯坦指挥的
，“结束革命”的贝九的演奏中，才真正听到。
革命，在我看来，是有真伪之分的。我们这一代人，只是经历了一场假革命；
文化革命是加引号的，自不待言。简单来说，真正的革命，是在所谓的旧时代中就
已经趋于成熟的一种，可谓瓜熟蒂落。而假革命，则是，一，是一种硬性规定的革
命，是在各类条件都还处在生僻状态中，由所谓的革命者强加于人的革命；二，是
一种和社会和时代背道而驰的倒退行为，是类似恐怖主义的武装挑衅；三，这类革
命不是必须流血的，所以她更加难以确定，也许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取代之，等等。
老贝的革命当然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法国革命的意义，其正面的和负面的意义
，人们众说纷纭，但是，没有人说他是一个假革命。虽然。无论真革命，还是假革
命，断头台的故事，和音乐是互为伴音的。我们在龚古尔的文章中读到这样的话。
他说，“一本讽刺小说用滑稽的词句模仿写道‘……我和机械师合作，成功地发明
了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架可爱的机器……在它的平台下面装着一部八音琴，能够奏出
美妙的曲子，……犯人到达这儿后，就带到两个圆柱中间，然后要他把耳朵贴在柱
座上，借口他这样能很清楚听到八音琴动人的音乐。脑袋就这样巧妙的给砍下来了
。’”
革命，难道就是这样和音乐联系在一起吗！在真革命当中，和早在伪革命当中
，屠杀和音乐组成的游戏，我们记忆犹新！有趣的是，那时候，我们将老贝的音乐
，看成是地富反坏右的精神财富，是他们的精神寄托；而在希特勒那里，在恐怖主
义的杀人游戏中，老贝和莫扎特的音乐，作为一种伴乐流入血的河流。在所谓的后
革命时期，一些作家还将人们将如此崇高的音乐，伴随一些小流氓的恶作剧。
于是，一，在确定那个时代伟大的革命热情的时候，人们的热情本身和老贝一
起，受到怀疑和颠覆。要确认革命和人类的一切狂欢活动之正常的和非正常的关系
，音乐精神马上陷入了模糊哲学。就像人们在文革中对待所谓的朦胧诗和无标题音
乐一样。在这个意义上说，瓦格纳的“女武神”，好像真的是为纳粹军队鸣锣开道
的。在我们几乎无力的分析当中，解析何为真的革命热情，何为被人利用的伪感情
，成为拷问音乐本身的刑讯室！二是，在法国大革命中，断头台的故事，不是一件
见不得人的陋行秘而不宣，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酷刑和狂欢。于是，在老贝的同
样是狂欢的节奏中，我们为狂欢定位的能力被严重削弱了。一些人开始害怕贝多芬
！再有，就是三：即便我们现在忘却了革命和狂欢，我们是在正常的生活里聆听贝
多芬，我们的热情究竟去向何方？我们的本性中的狂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人类之恶与人类之善，是在什么样的解析当中存活的？这些，都是问题。
当然，这样理解音乐，是一种音乐的泛政治化。可是很不幸，我们就是在这样
的泛政治化的气氛中间初遇贝多芬的。更为细致的情绪是，我们在初遇老贝的时候
，对待他的革命情绪，有着一种陌生感。这样的感觉，我们很是珍惜。我们厌恶了
文革时的假音乐，假革命，我们虽然饱尝革命之痛，却还是迷恋着革命之迷，对待
贝多芬和卡莱尔笔下的法国革命充满了好奇。因为，我们是要借助革命的两种形态
，来解密文革。于是，我们在贝多芬面前，敬畏之心有加。我们完全不同于那些只
是从技巧中，从形式上，聆听他的音乐的那些人。更不要说是听音响了。
人类的文字，理论和体系，在没有真理可言的今天，和更加没有必要陈述音乐
之真理和道德的音乐语言来比较，还是比较有迹可寻的；因为音乐的理解和他的背
景之间的关系，在音乐家和他的古往今来的，不同地域的受众之间的关系，的的确
确是一个无法理解的理解，只能误读的误读；于是，贝多芬被多义化了。就像我们
现在在符号学家那里看到的语言之境地一样。
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我们很难分清什么是俄罗斯的伟大音乐，什么是苏联音
乐。我们也很难说，苏联音乐，完全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虽然，当有人将粉饰太平
的苏联歌曲“老莫郊外的晚上”，定义为五十年代苏联虚假社会生活赞歌的时候，
我们的直觉是不甚满意的；一如我们发现伟大的李赫特，也不得不将老贝的“悲怆
”，拉近了斯大林的葬礼！如何评定肖斯塔克维奇的音乐理念，也是一件十分复杂
的事情。服从和不服从之间，孕育出一个“同一性”判断。只有他本人所说的“怪
诞”，才能勉强概括他们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之特征，以及我们当时的政治心态。
积极崇高和消极崇高的特征，不由得令我们想起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
现在，关于革命的说法不一，有人说革命死了，有人说，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中国的国情和老贝的音乐，究竟如何对应？中国文化中对于革命的集体遗忘，所
谓的官方遗忘，表现在音乐中，表现在对待贝多芬音乐的态度中，恐怕也是遗忘，
遗忘也包括对待革命的遗忘。此类遗忘，正在将一大拨青少年排除出古典音乐之局
。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了解革命的任何可能性。而对革命精神的排除，是对于另一种
类似革命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崇高——这个概念的消解，意味着社会鄙俗
化潮流的泛滥。一个没有崇高理念的社会，也许只能到足球场和摇滚乐音乐会场上
，去体验革命了。
三
革命也好，崇高也好，热情也好，都和理想主义互为因果；而理想和理性，又
关系如何？理想，其实是理性之不可或缺的前提；试想没有理想的理性和没有理性
的理想又是何物？好像只能等量齐观了。
古往今来的哲人当中，分成为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人们，又有多少是完全
的非理想主义者呢！是的，虽然艾科这样的哲学家，可以将流行和古典相提并论，
但是他对于格林·古尔德的了解和喜爱，说明了他的趣味和品位——是一种深层次
理性和理想的聚合；而贝多芬音乐表现的理想，热情和理性之统一，刚好证明了这
一点。
在另一方面，用理性解释古典音乐，往往容易忽略其神性化色彩。人们过度地
将巴赫理解为数学游戏的看法，是对于后路德改革时代，文化复兴和宗教复兴的忽
略。
而马·韦伯的数学理性之音乐学说教，对于证实他自己的理论，虽为不可或缺
的条件，但却有所缺失，更不要说按照我们东方人对音乐的理解了。其实，二者是
合一的，离开了逻辑的曲式和离开文字之意义无法解释的音乐精神，我们的音乐理
解都是无法到位的。
实际上，西方人对于老贝的理解也是互不雷同的。请看：我们可以在肯普夫十
分理性的音乐处理上，看到理性演绎之力量；在霍洛维茨的演奏中，我们听到了他
所表现的清晰和活力，而那是俄罗斯人的清晰；而在李赫特弹奏的同一部作品中（
“热情奏鸣曲”），我们听到了祈望冲破理性桎梏的大起大落的触键，她使得音乐
地层的错动如此剧烈……我还想到，极端的德国理性主义和极端的德国浪漫主义，
是一柄宝剑的两面（尼采和康德！），是无可分割的。而在处理理性和非理性方面
，这个逻辑的判断，是在意义之内，又在意义之外，是一种结构的音乐游戏，是一
种解构的音乐游戏。需要狂热的时候，有着最为冷静的剪裁和克制；最为悲伤的时
候，极端地注意形式的把握和分寸感；在“月光”中注入人性和自然；在行进的节
奏中，渗透人之命运的忧伤；……而所有这一切，又皆为悲观中的乐观，反之亦然
！
四
是的，我们也许说，贝多芬的音乐是人的神圣化！是的，他的“不要那种声音
”，曾几何时，就发展到瓦格纳和尼采的超人。人类超级崇高的幻想，产生了对于
贝多芬的又一个曲解。人类浪漫化的理想定位，被作为理解和欣赏老贝音乐的一个
通常的出发点。
而一个类似卡夫卡那样的，从人类的崇高地位后退的角色，离老贝是愈来愈远
而又远了。然而，我们作为现代人，却是愈来愈亲近卡夫卡，而宁愿离开贝多芬。
于是，我们看到英雄主义的式微。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听不惯英雄性赞歌，
是因为她的虚妄。从上帝和超人的位置向后倒退，却是我们人类近、现代智慧的产
物，因为贝多芬的声音，只是那个金色年代的回声，而绝非我们今天听到的声音。
所以，我们重新制作我们的音乐。虽然，就我本人来说，我以为真正的音乐已经中
断了。我并不承认比如说麦克·杰可逊的音乐，是我所认可的一种音乐。但是，我
不能不认定，他的某种人性的期待之新的价值，固然，这是一种新的超人乃至和非
人的期待。
回到大地上，正视现实，是让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忘记贝多芬，虽然这样的忘却
也许是必要的，无可奈何的，也是很悲惨的，很痛苦的。没有了上帝和超人的社会
当然是平庸的，但是她往往是安全的？！因为历史的崇高感，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
，往往带来对小民百姓的磨难。一个社会上的弱者会喜欢贝多芬吗？我们无从考证
之。
现在的人们，正在重新看待巴赫和莫扎特，并认为他们的音乐是最为纯粹和最
为平衡的音乐，是从老贝的空间向人类之现实下降的，可以完全接受的音乐。而贝
多芬，则为少数人，少数狂热病患者而隐秘地喜爱着，像是珍藏一种偷盗的武器。
贝多芬的力，开始转变了，向着我们自身的一种现实。所谓追求纯音乐愿望正在被
广泛接纳，并且成为判断音乐趣味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开始
厌恶革命和革命之精神。纯音乐指向音乐本身；而音乐之魅力，刚好是我们无法用
文字解释的。我们现在对音乐的解释，是我们对待音乐和她的革命性解释的一种反
拨。我们用“力”这样的文字解释的贝多芬，好像的的确确是过时了。音乐的理性
（包括其形式的，数学的，音乐学本身的那些要素），回归到音乐技巧的层面。所
有向着标题内容转化的音乐，所有祈望最终用文字和人文的内容加以寄托的音乐，
都失去了她的魅力？！
而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也许，一，仅仅保留面对上帝的倾诉，一如再早的
格利高利素歌，才可以让音乐的文本产生更为准确的定位。巴赫音乐的数学建构，
本身体现着上帝创造数字和音符的奥秘。接近上帝，在我看来，是理解和欣赏音乐
的最好的方式，哪怕她是一种精密的数学方式。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我们人化于音
乐，像贝多芬那样，来一个“不要那种声音”！事情就怕要糟糕了！在维也纳和萨
尔茨堡，我没有看到什么近现代的偶像崇拜，人们酷爱莫扎特！酷爱莫扎特的天籁
之声，也许是超过老贝的。二，将人从天上拉近到地面。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说，—
—他的意志，是被后来的马勒所提倡的——是对待上帝的反思，然而反思，不应该
是一种反叛！因为马勒的音乐，在体现人类无以复加的悲剧情素方面，他也有贝多
芬反面的意义，是和英雄主义互为反成相加的意义。但是马勒大声疾呼“要大地不
要天堂”的时候，他还是念念不忘“复活”！！三，“看啊，这人！”——这是尼
采对于我们人类的蔑视！人类果真要像老贝一样给人类一个超然的和理想的位置乎
？这当然是一个问题。
当福特文格勒在所谓超人时代演奏老贝第九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是在赞美人
，还是在赞美伪基督和超人，这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就像我们看到“发条橙”
（那里的贝九是强奸的伴乐）后出现的那种无奈。
老贝的人性和巴赫的神圣性永远是一组矛盾。这里存在着人神的替代的可能性
问题。我们成为神的可能性，和我们取消神的可能性，是经过几千年的较逐，也无
法完成的一个问题。贝多芬的我们是人的企盼，在新时代也被偶像的崇拜所代替；
而这样的偶像和往日的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我看转变是无意义的。
因为贝多芬的时代死了近一二百年了（我说的是时代！）以我个人来说，我在
老贝音乐中听到的那种力之赞美（是我在任何其他音乐大师那里无可重复的声音。
无论是勃拉姆斯的抑郁，他的对待抑郁本身的爆发，还是斯特拉文斯基的激情，都
无法和老贝的情结相提并论。斯特拉文斯基的激情已经演变到一种反崇高的狂野，
是对待人的尊严的大绝望，是一种绝望之力，而不同于贝多芬！），也是一种神圣
的过去了的音乐。因为人之存在，决定人将不人，和上帝决定人将不人一样！而老
贝的音乐说到底，是在证明，人的不死！
那末，人死了吗？（我们当然想到了里尔克的话！……）我们还是在音乐的巨
大幻觉中来体味这样的人性吧！她不同于我们今天的人性。他的前面还是神迹，而
我们前面是一无所有。是的，我们和老贝的意志有着霄壤之别……我们以各种误解
和浅见，一度和我们自认为已经和我们契合了的老贝对话，我们一度没有什么怀疑
，但是今天，我们开始对此一理解重新加以审视。
贝多芬独特的音乐力度带给我们的，其实是一种被大大加以夸张了的音乐意志
，虽然他是如此的真挚和感人，让我们在今天也无法抗拒。那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快
感啊！这样的快感，其实是一种回响，是一种回忆，是一种痕迹！但是，我还是愿
意在记忆当中行走，而无论这样的行走是前进，或者后退。我进入了老贝的音乐，
说明，至少现在，我，还是一个人，哪怕我是一个过时的人，甚至是一个未来的亡
灵。因为，音乐是和类似亡灵的对话纠缠在一起的。
我们当然也可以用那个最为常用的关键词，那就是“乌托邦”在维系我们和贝
多芬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