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阿奎那 受洗的理智
摘自《后楼梯──大哲学家的生活和思考》第十章 /威廉．魏施德 着 /李贻琼译/ 华夏出版社

在我们的想象中，哲学家往往是憔悴模样，两颊瘦削而深陷，仿佛他身体里的精神把肉体都已消耗殆尽。伊马努埃尔‧康德可能就是这样一幅样子。如果我们亲眼看见十三世纪重要的思想家托马斯‧冯‧阿奎那的外表，我们的看法就会改变。托马斯体格硕大，据说他的书桌须被圆弧状截去一块，他才能坐下来学习。人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谈论这一点，不必担心会伤及伟大的哲学家的尊严，因为托马斯本人有时也会拿自己的身材自嘲一番。

托马斯与人交往的方式和他不大灵活的外表颇有些类似之处。他很少说话，被同学们叫作哑巴公牛。他的沉默并不意味着他无话可说，只是因为他极不情愿惹人注目。人们偶然才发现他比一、般哲学系和神学系的学生知道的多得多。一位同窗在给他这位迟钝的同学补课时，发现托马斯对事物的解释比自己的更好，甚至比智能的教授还强。但托马斯不停地要求这个同学不要对外声张。

托马斯的性格特征在这个故事中可略见一斑。他看问题从来不从个人出发，他感兴趣的是事情而不是自身。他有时甚至不合时宜地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把周围的一切都忘了。有一件轶事很能说明这一点。一次法国国王、圣徒路德维希请他吃饭，他像往常一样默默无语，过了一会儿，却突然以拳击桌，大声喊道：“我们应该这样来反驳摩尼邪教徒们。”可以想见朝臣们目瞪口呆的样子。此时此刻，国王显示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未来圣徒。他叫人取来纸笔，把托马斯突然想到的反驳摩尼教的论据记录下来。

托马斯‧冯‧阿奎那年轻时就表现出对事业忘我的投人。他出生于意大利南部的一个贵族家庭，家族因为和斯托芬国王有亲戚关系而显赫一时，可以说托马斯的前程注定是光明的。家里要他这个最小的儿子在教会任职，至少要在一个富裕而有威望的修道院做院长。但托马斯却想做托钵僧。他加入了当时刚刚组建的多明我会教团，等待他的不是美丽的光环，而是贫穷的理想。正是这个新兴运动的禁欲特征，使当时令人生厌的基督教界按照福音新教的方式生活的尝试，对当时最有活力的年轻人，其中也包括托马斯，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

归属这样一个托钵修会意味着要经常否定自我。托马斯从那不勒斯和罗马到巴黎的每次旅行都是徒步进行的。会团甚至没有条件为他写作提供足够的纸张，他只好把想法都记在小纸条上。另外，新兴的改革运动立刻引起旧的保守势力的反攻，托马斯对此也有切身体会：尊贵的巴黎大学取消了他来校任教的资格，禁止学生们参加他就职后的首次讲座。

保守力量从他一决定加入多明我会就表现出敌意。他的家庭在当地的名声受到严重损害。兄弟们在路上袭击他，把他劫持到一个偏僻的城堡，试图让他改变自己的初衷，他们采用的手段说明他们根本不了解托马斯的决心。他们给他送来一个浓妆艳抹的高级妓女，年轻的女郎以为等待他的是一场幽会，当她看到体格硕大的托马斯向她走来，手里拿着一块刚从壁炉里取出的燃烧的劈柴，一定吃惊不小。

手拿燃烧的木炭这一举动所表达的对自己决心的忘我奉献贯穿托马斯的一生。他不希冀任何身外之物，将那不勒斯大主教的交椅也拒之门外。对他来说惟一重要的是保护内心的自由，将它奉献给自己的事业。他的这个事业就是尝试为基督教哲学和神学奠定新的基础。尽管在他的时代这需要付出各种代价，他投身事业的执着最终为他确立了这一领域只有奥古斯丁在一千年前所能达到的权威。年轻时的托马斯就使周围的人预感到他将来的重要性，至少他的老师，伟大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大阿尔伯特清晰地感到了这一点。他对学生们的取笑是这样说的：“你们叫他哑巴公牛。让我告诉你们，终有一天，这只哑巴公牛的吼声会震撼整个世界。”

当时的情况确实非常需要这样一位高度专注的思想家，在托马斯的时代，意识形态受到严重危害，尤其是神学和哲学领域。在这之前的几百年间，历经了所有斗争的这两个领域已形成某种程度的协调一致。基督教哲学是在希腊精神与基督教基本经验接触之后形成的，并在奥古斯丁强大和专制的思想中发展壮大，最后，坎特伯雷的安瑟伦使它真正成熟。这一基督教哲学建立在自然理性和信仰综合的基础上，但理性被置于信仰之下，并且在服务于信仰的过程中得到发展。

在托马斯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就存在着一个干扰基督教哲学平衡的体系。人们进一步了解了一种与基督教信仰不大相符的哲学 ──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在此之前西方对他的哲学知之甚少，而阿拉伯哲学家们将亚里士多德的主要思想完整地保留下来，并在托马斯时代传入西方。其影响如此之深远，可以说在西方引起了一场思想革命。人们在其中看到了一种拒绝做神学辅助工具的世界观。它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包含了从物体到人类直至上帝的所有现实。从这样的一种哲学中很容易产生威胁基督教哲学的东西。除了信仰的真理之外，它似乎也在宣扬一种纯粹世俗的真理 ── 理智的真理。事实上将二者并存的可能性已经被认真考虑了，而且思考这问题的不是某个怪人学者，而是作为当时科学中心的巴黎大学的有名教授。托马斯在巴黎任神学教授的同时，也在巴黎任教的思想家西格‧冯‧布拉班，已经很接近双重真理 ── 信仰和理性的真理 的观点了。如果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观点都是正确的，那将会导致人类精神的严重分裂。这一点令人极度不安。波那文杜拉，当时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与托马斯同在巴黎执教神学并和他结为好友，用圣徒希罗尼姆斯的梦境 ── 他因喜欢西塞罗的哲学思想而在终结的法庭上被鞭苔 ── 警告世人。

托马斯‧冯‧阿奎那正是在这种不仅基督教哲学的成长受到影响，而且人类思想的统一性也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走上战场的。他以调和这两种水火不兼容的世界观为己任，同时又要使二者的权力保持完整。他既要为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留—席应得之地，又要捍卫信仰的真理。他不知疲倦而事无巨细的钻研使他完成了时代所要求的综合工作。他的大量作品中最著名的是《神学大全》，与之可以等量齐观的还有更倾向于哲学的《反异教大全》。在这些篇幅巨大、安排巧妙、思考透彻的作品中能够找到中世纪基督教哲学最重要的构思，它是一千多年来存在并经受了考验的信仰和历经一千五百年之久的哲学努力相融合的产物。

要将理性与信仰有机地结合起来，就必须先研究二者各自的作用范围。托马斯发现，理性与信仰都有自己的领域。信仰是关乎超自然真理的，不寻找关于尘世的知识。而自然理性却以现实世界为自己的首要目标，在这一领域 ── 托马斯假设一切都在理性地发生，不需要奥古斯丁哲学流派所宣扬的上帝的启示。认识世界的出发点是所有朴素的感性经验，其真理的标准是合理的理智。

当然自然理性不会完全不去把握超乎感性的事务，它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认识上帝，只是还没有达到奥古斯丁以及受他影响的中世纪思想家所认为的程度。没有上帝的启示和信仰，只靠个人的力量既不可能了解三位一体，也不可能认识原罪或是基督化身为人。但上帝的存在以及他的某些最普遍的本质也可以通过自然方式加以认识。当然这种认识只能从世界现实出发。

托马斯区分理性与信仰，似乎也要从双重真理论中走出来。但他成功地避免了人类精神分裂的危险。理性与信仰都来自上帝的思想帮助了他。上帝—方面创造了信仰，同时又是自然理性的创造者。二者 ──理性与信仰──在它们产生的地方，即上帝那里，统一起来，所以它们不会互相冲突。信仰不是反理性的，而正确的理性不会训导我们与信仰相反的东西。

当然，在二者的结合中信仰具有一些优先地位，否则，托马斯也不会被强调为基督教哲学家。信仰的真理比自然理性的真理更完善。自然理性应当被安排进信仰中，成为信仰的序言。信仰使理性走进它最本真的自我，“神思不会废止自然，只会使它完善。”

托马斯在哲学思想史上留下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他为自然认知打开了尘世现实的无限视野。正是因为这一点，在我们眼中作为传统卫士的托马斯，在他的同代人看来却是勇敢的开路先锋。比起依然权威的自奥古斯丁以来的哲学和神学，他更能容忍希腊的，即一种异教徒哲学的基本倾向，在基督教思想中继续发挥作用，这一点在托马斯提出的哲学课题中就已彰显。尽管他和奥古斯丁及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一样，视上帝为哲学的首要对象，但对托马斯来说，第二个重要课题不是奥古斯丁的废止了世界的灵魂，而是希腊思想家们眼中的世界，人类的灵魂，至少其中一部分属于这个世界。托马斯现在看到的世界和希腊人看到的一样，它形形色色地矗立在我们的感官面前。人们所说的托马斯的“现世性”就在于此。

但托马斯关注的不只是从事物的多样性获得关于它们的知识，作为哲学家，托马斯更渴望了解事物的木质。他和亚里士多德一样，通过区别事物的质料和形式接近他的目标。托马斯基本上不去注意质料，它只是作为显现个体形态的要素才变得重要，而托马斯在形式中找事物的本质，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形式。形式对托马斯和对亚里士多德一样，只有在事物中有生命地展现自己时才成为事物的本质。

形式或者说实质 ──在这里托马斯超过了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 ──原本作为理念存在于上帝精神中，类似造物的底稿。哲学对世界认识的获得，就是要从现实中抽出事物的本质，而这种本质存在于上帝精神中，所以，这种认识活动也就是循着上帝的思路、上帝造世的思路的找寻。人类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与上帝精神具有某种相似性”。这是托马斯为人类知识的真理所做的辩白，这里也包含了对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的深刻认知。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思想认为，人可以自由构架他的世界观，托马斯却坚信，人类的认识依赖于上帝按理念创造的现实世界的存在状态。

经过思考，托马斯认为上帝与世界是一个阶梯状结构的整体。每个现实领域的形式超出质料越多，它所处的位置也越高。所以死亡的东西是最低级的存在，它们的形式从外部完全脱离了内容；更高一级的是植物，其形式也就是植物性灵魂，在植物内部；植物之上是动物，动物的灵魂不只是植物性的，而且有感知能力。动物的存在等级相对来讲也比较低，因为它们的灵魂随肉体的消亡而消亡。人类就不同，估虽然和植物与动物一样，也有一个植物性的灵魂和感知能力，但他的优势在于他的灵魂归根结底是精神的，因此是不灭的。但人类的灵魂，即便是精神部分，也是与肉体在一起，人类之上存在着完全没有身体的神灵，即天使。但天使也不完美，虽然它们是纯粹的神灵，却是被创造出来的。因此凌驾于万物之上的是完全不是被创造出来的精神即上帝。这是托马斯设计的现实图画，它的同一性与层次的丰富一样诱人。

上面描述的阶梯结构不是基督教哲学的典型标志。亚里士多德也曾把它作为自己世界观的基础，只不过他把天使换成了天神。与亚里士多德学派一样，托马斯不是静止地而是动态地看待这个阶梯结构。一切为了形式，远离没有形式的质料。这里重要的是，这一过程要藉助可能性和现实的概念来说明。质料只是被形式化的一种可能性，包含的形式越多，也就越现实。整个世界就是由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变的不懈努力。认为现实不存在于质料，而在于形式的观点，将古代思想与中世纪思想结合在一起，并将二者与近代思想区分开来。

托马斯的上帝概念也应当在这一背景下来看。既然整个世界是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变的不懈努力，那么它最终的目标就应当是不再有任何可能性的纯粹现实，纯粹现实最完善的形式就是上帝。这里又延伸出上帝的另一个本质。既然它是纯粹形式，远离了所有物质性，它就必然被理解为纯粹精神。托马斯又一次沿袭了亚里士多德。

如此紧跟亚里士多德会产生哲学远离基督教思想的危险。因为这样的话，上帝就以某种方式进入了尘世，即便不是作为尘世的一部分，而是作为不可动摇的最高原则，使一切都向着它运动。这将会导致对上帝概念的泛神论理解。在托马斯时代，阿拉伯和西方哲学的某些流派中已经在酝酿这种思潮。如果托马斯接受这样一种泛神论，那上帝超然世界之上的绝对尊严就会消失，也就是说，基督教的上帝概念中一个最本质的因素就会消失。

这时托马斯所特有的综合艺术又一次显示出它的高超。为了逃避泛神论的结果，他重新回到造物的思想。上帝不是亚里士多德认为的，只是作为最高目标让所有的追求延续，他是万物发生的开端，是造物主。但托马斯无法用哲学的方法证明这一点，尽管他也明了万物的本原在于上帝。因为现实的万物因分有了作为绝对现实的上帝而存在，但这一分有也可以被泛神化地解释。而严格意义上的上帝造物思想却有一个前提，即造物主与受造物中间有无边的距离。但自然理性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这一点。上帝造物的思想是托马斯从基督教传统中采纳的一个前提条件，他只能通过信仰的途径加以证明。

世界乃造物的前提一旦被接受，那么正如托马斯所言，就能够通过自然理性认识到上帝的存在。托马斯著名的上帝证明论从这里开始。他的证明与奥古斯丁的不同，不是从灵魂中的真理出发，而是从现实世界出发，这又是托马斯的与众不同之处。他要告诉我们，有限世界的基础不可能在于它自身，而在于上帝，也就是万物的原创者。比如，所有存在者都有—个存在的理由，这个理由又一定依赖于—个更高级的理由，但我们不可能在寻找理由的路上无限地走下去，那么一定有—个最初的理由，这就是上帝。

托马斯认为，通过自然途径不仅可以认识到上帝的存在，也可以了解上帝的本质。他同样是从现实世界出发，而且运用了类推法。人是上帝所造，创造则意味着赋予受造者他自身本质的部分，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受造物一定程度地推断出它的创造者，比如人类的善可以归结到上帝的善。托马斯论证这一点时非常小心。有限的人与无限的上帝之间的鸿沟如此之深，模拟时有限者必须被否定同时又要被抬高。虽然上帝之善类似人类的善，但它们又是完全不同的，上帝之善无限地高于人类的善。因此，人类用类推法能理解一点有关上帝的本质，但这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

只有信仰才能达到对上帝的完整知识，但这也不是完善的认知，人类只有在彼岸才能看到上帝的真实面貌。与此相比，哲学和神学知识显现的只是影子。“我们在现世的生活能够达到的对上帝的最高认识，就是他高于—切我们对他的想象。”

托马斯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明白了这一点，还在他的巨著《神学大全》完成之前他就搁笔了。其中最后的一句话至今广为流传：“我无法再继续下去了。在我看到的东西面前，我写下的仿佛都是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