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道德的有限性：从〈老子〉说起
转自网易广社宗教版
作者：李杜韩

帛书《老子》第一章（章次顺序为通行本的第三十八章）有云：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上礼屡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乃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句仁，失仁而句义，失义而句礼。夫礼者，忠信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厚而不居其泊。居其实而不居其华。故去罢而取此。

这里的“德”，是“道”于具体的物象之中的体现，“道德”原来幷不专指伦理言，乃指所有万物的本源本相而言。这种“道”与“德”的关系是：道统德，道高于德，德本来是道的“细化”“物化”。不过，在世界和人事的嬗变中，道于人是渐失，德高于道，但是更离谱的是德也保不住，德之后之下是每况愈下。
《老子》此章从人事社会的角度，“从道观察德、仁、义、礼四者不同层次，而以德为上，其次为仁，再次为义，最次为礼。德、仁、义、礼不谨递相差次，每况愈下，而且相继而生。”（高明语，见氏着《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而这个过程正是从“自然”“朴”向“有为”“人事”运动的过程。
“上德”就是“无为”，即非如人事那样的物化创造和老是以有所作为为乐，这就是“道”。道生万物，却不居其功，在人处显为“无”，它是所有善、真、美的本源和归宿，但从来不以此为功，所以说“不德”，这就是上德。
上德不德，所以是最大的德。《韩非子 解老》篇释为：“德者内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于外也。神不淫于外则身全，身全之谓德。”身全，就是没有污秽、没有亏损，即是我们说的“完人”，这种“完人”是什么人呢，老子认为：象婴儿那样的人。楚简《老子》云：“绝伪弃虑，民复稚子”（这句话帛书本发展为“绝圣弃智”），稚子就是婴儿。
人只要体悟到这种“道”的“厚德载物”“化育无声”“泽被万物”，当学无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发自然”，自然于人处就是纯朴的良知，先于的好的德行，纯朴得无法用语言去解说的，只好比喻为婴孩那样的生命意识，就是“无为”，这样“道”才会贯穿始终。所以说“下德失德，是以无德”，人居道之中，上德在上，有上德才有下德，“无德”才“有德”，才是真正的德，而不是伪德。世界信奉的是“伪德”。

《韩非子 解老》有云：“仁者，谓中心欣然爱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恶人之有祸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报。故曰：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见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就是说，“上仁”是因为心中有所喜恶，必形役于心，故是有为。
“义”是什么，《老子》没有明确，但是当时这个词肯定已经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和伦理要求范畴。《淮南子 齐俗训》云：“义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际也。”按这个意思，“义”就是社会生活负予人的角色本份。这种本份是理想性的，有一个模范的。既然有了模范，当按模式行，这就是“上义有为”。
“礼”。在先秦儒家的总结性著作《礼记 礼运》篇中说：“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在老子与孔子的时代，“礼”已经认为是社会的生活行为的规范，怎样的行为才算合于“礼”，孔子云：“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簿”（《左传 哀公十一年》）礼的精神基础，是“忠信”，即行事体现出来的德行意味，符合自己的身份。但是，在老子看来，礼是最末流的，因为它专事“应用”，离“道”最远。

《老子》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所谓道德是在人忘记和离开了“道”之后产生的。道德之与“天道”是越来越远离，这一点倒是得到西方伦理学的另一种和应。
伦理学，在希腊时期被认为与“品格”“社会习惯”“风俗”有关，罗马时期，西塞罗把用motalis,表示。这个词也表示是社会习惯中的品格。所以“伦理学与道德是同一起源，他们可以指体现在文化和历史传统中的、支配人们品格和行为的社会规则。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道德，同一个社会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道德，或在同一时期有相冲突的道德，但所有道德的最重要的目标是保持社会的和谐。”（见《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
道德，本质上幷不指向一种宗教维度，道德只指向人类社会的群体性生活。所有道德语境中的善与恶，皆以人群的生存习惯、风俗构成对应。
但是，与宗教不是直接对应，却可能与宗教幷行不悖。或者带有宗教情感的人，更有道德的强烈愿望，这要看这种宗教的秉性取向如何了，道德可能是宗教要求中重要的内容，但是不会是主要内容。到目前为止，没有一种宗教是以道德为根本追求的，因为道德幷不是人生中最深切的转变力量和精神需要。
著名宗教学家斯特朗在《宗教生活论》中认为：“宗教是一种实现终极转变的手段。‘终极转变’意味什么呢？终极转变就是一种根本性转变。这种生活能力容许一个人去体验最可靠或最深刻的实在——终极。”“一种宗教领悟激励着一个人从超越文化习俗或短期利益的生活观出发行事。”（见氏着《宗教生活论》，今日中国出版社，1991年）
从《老子》中，我们感到，只有“道”具有这种“终极”转变的能力，尽管，《老子》还未能深透地论证到这种宗教意义上的“道”，但后来中国的“道教”和“道家”，特别是魏晋时期以王弼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把“道”与佛教作了对读，而发挥了“道”的宗教意义。（参见汤用彤先生着《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反观“德”的型类，在中国思想史上，“忠、信、礼、义、廉、耻”等，从来没有获得宗教上的超越意义，它们仍然是世间性的，它很容易随着时代的不同装上新内容而为任何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所认同。事实上，这些东西，作为民族与历史的道德积淀，经过社会主义的改造，已经被现代道德观吸收了，具有了无神论的色彩。这就是说，“道德”离“宗教”还有相当的距离，谈“道德”可以完全不涉及宗教。反而，也可以，因为宗教最本质的论题，已经非道德所能说得透彻的了。

那么《圣经》中的道德训诫又当如何观？旧约中的社会是一个上帝管理下的社会，表现了人与上帝关系的种种相形：有合一的时候，有对抗矛盾的时候。“十诫”包括了道德的诫命，第一二条是完全纯信仰的，它意味这是道德的根基，是上帝对人的要求。这种情况，的确是一种道德的类型。
耶稣所有的道德训说，全部建立在“对上帝的信仰”上，就是说他是对着那班有上帝观念的人而说的。所以，他无需解释为什么道德是上帝的要求，因为旧约时代早就说了许多了。道德在此是对上帝信仰的必然构成部分，但是却还是非本质的部分。耶稣说：“你们祷告要关起门单独向上帝祷告”，原因是那些自认为有道德的“义人”，是当街祷告，以让人知道他们是如何的爱上帝，他们是如何道德地生活，因为上帝讨厌他们的虚伪，问题是虚伪不构成道德上的过失，一个虚伪的人同样会是紧守道德的人，象法赛人，就是以严守旧约律法而著称的。这只能解作这是信仰上的要求——上帝希望人的生活是真实的，而不是在行为上表明自己的“善”，关起门来，没有人知道你如何“善”，但你的主知道。这就是外在的“道德”行为，不可能比信仰更本质的思想。
还有，“我喜欢怜悯，不喜欢祭祀”。这里的“怜悯”不是道德上的概念，而是十足的信仰上的概念：即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怜悯是什么？怜悯是无条件的爱！再深一层就是对着全人类的爱！是拯救人类的灵魂的救赎。
这种怜悯，在日常生活，我们也感受到了，“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这就是怜悯！
这种怜悯是人间的道德所得触及的？非也，只有信仰，纯粹的信仰，才会明白，才会有动力去学习。
如果把这个怜悯解为道德，那显然，是把无限者的无条件的爱，降低为“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的受环境限制的行为”，因为道德正是这样一种行为。
耶稣多次表扬违反律法的行为，如他提到大卫吃圣殿中的食物，他本人在安息日治病，他不治淫妇的罪等等。
他更加说：“有人拿你的里衣，你连外衣也让他拿”，又说：“要爱你的仇敌”，又说：“见到妇人动了淫念，就是犯了奸淫罪了”，又说：“人不象孩子那样，断不能进天国”。所有这些，都说道德的吗？不是！因为道德没有必要这样的要求人。这样要求是“不合理的”，试问，有哪几个男人没有“看见女人动过淫念”？如果这就算是奸淫罪了，这不是不近人情吗？连以色列人都做不到。但是，耶稣极为严肃地提出来了，显然，这“奸淫罪”不是道德上看，而是信仰上看的，是上帝的绝对圣洁所必然要求的。这种要求，只要在信仰中才得到理解。
于是，有人说，这是谁做得到的，基督教徒都不定做到吧。是的，肉身的人是难于做到。但是，上帝有怜悯，有爱，有赦免。所以，耶稣说了“八福”。在绝对的超越的全能的圣洁的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不义”，没有值得夸口的，我是个罪人，我是个骗子，是个伪君子，我无法做到主要求的“义”，求主怜悯，神必倾听，神怜悯。唯有爱可以遮盖许多罪。唯有神能更新我。
这就是信仰永远高于道德，也比道德的价值要大得多的原因所在！
在绝对的神面前，人的那一点道德，算什么？

不过，这只是人类道德模式中的一种。而且，从《圣经》载的情况看，道德仍然是指向人群，而非必然地指向上帝。这在耶稣对法赛利人的批判中有强烈的表露。更有力的证据是，耶稣所要求的道德才是真正基于信仰的纯正上所要求的道德，而旧约的以色列时期，到最后的情况，在耶稣看来恰好是相反。
而更甚者，在西方发展史上，这种道德基于信仰的情况，已经在文艺复兴之后，迅速衰弱淡化。现代西方的道德观，基本是社会型的东西。

在结束本节讨论时，我再回到非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时空之所，从另一个侧面再提供一下其他地方的信仰与道德的关系形态来作个旁证。
在希腊时期就把道德与信仰完全分离了，亚里士多德幷不把道德的高尚性与人的虔诚直接放在一起论述。这意味，西方是有两种模式。再看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各种人文思想风起云涌的时期，到两汉统治思想的官方独裁形态出现，道德与信神，也颇大距离，在士绅和官僚那里，也不是必然地有彼才有此的关系。圣经的生活模式，在人类历史中就幷不代表，人类普遍认为道德生活与信仰生活必然地联系一起。中国人从来没有绝对地否认有神，“天”是神圣的，“天人合一”是人的最高境界，但是，这种追求幷没有产生象犹太教那样的一神教。中国人文化没有多少“罪感”，“得救”的概念在原生中国文化中是没有的，只是到了佛教东来，才有了“解脱”概念，这不是因为人觉有罪，而是认同了世间的非真实性，又摆脱“业力”。佛教就没有把道德与解脱混起来说，本质上佛教要解决的不是世间的缺德问题，而基督教也不是要解决世界的道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