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位同學，是我的好朋友－與我同樣有政治野心，在六四後後不久，反黨情緒瀰漫校園的時候，便寫了入黨申請書，很快便被批准了，並成了學生幹部。他常勸我放棄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面對現實。我是一個野心極大的人，做科學家的目標是牛頓愛因斯坦，搞政治的目標是出將入相。他說，不要想一步登天，我們這種沒有家族背景的人，按正常情況，做到一方諸候都是奇蹟，最重要的是能進一步是一步，進到哪一步，完全是機遇。不要以為自己水平高就要占據高位，水平固然重要，機遇才起決定作用。無論中國政局如何變化，加入共產黨都是只賺不賠的。

抱着這個態度，我開始重新學習黨史。以前看黨史，是抱着崇敬的心情，看黨如何犧牲自己救中國，人民如何嚮往黨，看得熱血沸騰。現在則是抱着審慎的態度看，力圖剝掉裡面的光環與形容詞。不過，我當時中然否定了現在的黨，還沒有否定從前的黨。我想也許這個黨變質了，不是原汁原味的。

我的教材是上大學時的教科書《中國革命史》，粗粗看了一遍之後讓我將過去的黨也否定了。我的邏輯能力豁然大開，發現了以前想都沒想過的矛盾之處。比如：紅軍長征，付出幾十萬從的代價，據說是為了北上抗日。但同時又說因為王明的錯誤，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假如沒有這個失敗，還會不會長征？長征的起因到底是軍事上的失敗呢還是崇高的愛國主義情操？另外，既曰北上抗日，當時日本人剛剛占領東北，正在蠶食華北，抗戰第一線應該是華北，紅軍跑到陝北幹嗎？這只是其中比較大的一處疑問，其中矛盾之處還多的是。

我們寢室里一位室友買了幾本書，寫遼瀋戰役的《血紅雪白》，西安事變的《雙十二》，淮海戰役的《紅土地黃土地》及朝鮮戰爭的《出兵朝鮮紀實》。這幾本書後來都成了禁書，但禁了之後反而更流行了，大批的人排隊找有這幾本書的人訂閱。寢室里十一點鐘要熄燈，我們當時幾乎每間房都買了蠟燭挑燈夜戰。

這幾本書破除了國共內戰史上的一些迷思有些事情我一直懷疑但對真相只能猜測。總的來說，這幾本書揭開的迷思有：（1)共產黨在戰爭是不是愛民如子的，在圍困長春是，導致了餓死60萬平民的慘劇；（2)內戰的局勢不完全取決於作戰雙方，國際勢力的作用更大：蘇聯占領東北對戰局有決定性的影響，而美國拒絕在渡江戰役前干涉導致蔣介石政權的最終失敗；（3)張學良抓蔣不是赤誠愛國，而是受蘇聯援助的誘惑；（4)共軍的勝利不是神機妙算，而是國民黨的腐敗與內部鬥爭；（5)中國出兵朝鮮不是自衛，而是國際共運的需要；（6)朝鮮戰爭中國傷亡慘重，最終結局是個平局──實際上它是一場不需要的戰爭。這些書本質上將罩在黨頭上的光環拿掉了，將所謂的“解放戰爭”還原為另一次改朝換代的戰爭，“人民軍隊”還原為黨的軍隊。我想這大概是它們被禁的原因，據說《血紅雪白》的作者還被抓起來了。

這些事情對我來說毫不奇怪，因為我早已將當今看作是歷史上的一朝，不會受那些頌讚之詞的當，但作者們所提出的許多事情還是讓我耳目一新，仿佛很多碎片拼成了一幅圖畫。這更堅定了我最新形成的信念：第一，奸詐殘忍是成功者必須具備的素質，正人君子萬萬做不得，這是歷史已反覆證明過了的；第二，投靠共產黨萬無一失。所以，我決定要做一個壞人。

主，神，全能者，從那時起我就變質了，從一個盼望為這個世界作出正面貢獻，痛恨不公不義的孩子，成為一個決心為了自己的前程，不顧手段，以惡為善，以曲為直的人。也許不是我變壞了，而是包裹在外面的畫皮被自己剝了個乾乾淨淨，露出猙獰的本我來。

天父，我當時並不覺得不對、害羞，反而認為很光彩、自豪，如同找到了人生的真理。若不是你後來通過環境變化將我帶到你的面前，如今的我可能還是那樣，處於黑暗中而自以為光明，身在死亡而渾然不知。主，感謝你將我從黑暗帶入光明，在從埃及到應許地的過程中，我仍然可能有很多不順服的地方，時不時會想起埃及的肉鍋和蔬菜。求你讓我看見你信實的大能，以信心渡過你賜給我的每一天，不為身邊的事情所動，向着標杆，勇往直前。

我們的主，放眼世界，我們發現往往是道德行為都很低下的人能身居高位，而高尚的人則備受壓迫。中國古話有“竊國者侯，竊珠者盜”的說法。做壞事被抓住了，不是因為做了壞事，而是因為做得太小。詩篇第七十三章的作者也發現了同樣的問題，他說，他們常守安逸，財富卻增加。我謹守我心純潔實在徒然，我洗手表明清白也是枉然。他疑惑地不知道該怎樣教導以色列人，說道：我思想要明白這事，我就看為煩惱。先知哈巴谷質問神：為什麼見行詭詐的人而不理，惡人吞滅比自己公義的人，你為什麼緘默呢？你竟使人像海里的魚，像無人管轄的爬蟲類。所以，這個世界在教導人們去做壞人，做壞事，因為壞人比好人亨通。苦難問題一直是困擾神學家和哲學家的一個主要難題。為什麼一個全能、全知又充滿慈愛的神不能制止世上的罪惡呢？到底是神並不慈愛，如老子所說的，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還是神並沒有制止罪惡的能力呢？對於基督教來講，這尤其是個難題，因為我們相信神的慈愛，同時也相信他的全能全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