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徒当如何看孔子？

—“信仰与文化讲座”简报

杨爱程(首刊于《真理报》加西版2010年9月号) 

由北美浸信会信友堂与温哥华短宣中心合办，加拿大中国福音会协办的“信仰与文化讲座”于2010年9月3日晚举行，讲员洪予健牧师以《教化与拯救:中国基督徒如何看孔子》为题，陈述了自己的见解，笔者亦应邀在他演讲之后作了一个简短的响应。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5fbed70100ksaw.html

不同的孔子像(相信并无孔子写生画像传世) 

孔子（Confucius）于主前551年出生在春秋后期的鲁国(今山东省境内)，是世界最知名的中国文化巨人，儒家学派的创始者。两千多年来，他在中国历史上所得到的奇特礼遇和遭遇堪称世所罕见 。 

在礼遇方面，自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奏本，“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中国历代统治者为彰显对孔子的尊崇，不断追封追谥，各地纷建孔庙予以敬拜。例如，西汉汉平帝刘衎追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主后元年）；唐朝玄宗李隆基封孔子为“文宣王”（主后７３９年）；宋朝宋真宗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主后 1012 年）；元朝元成宗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主后１３０７年）；明朝明世宗封孔子为“至圣先师”（主后１5３０年）；清朝清世祖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主后１６４５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主后１９３５年），等等。 

“祭孔大典”则是在孔（文）庙举行的隆重祀典，在古代被称为“国之大典”，自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后，祭孔开始升格。元、明、清三个朝代皇帝祭孔的主要场所在北京孔庙，在清朝达到了顶峰，仅干隆帝一人就先后八次亲临曲阜拜祭孔子。甚至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自80年代中期恢复民间祭孔活动后， 2004 由民间祭祀转为政府公祭，由清代模式转为明代模式。“为弘扬中华文化”，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成立以来，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已在全球８７个国家建立了５８３所孔子学院和课堂，到２０１２年将达到１０００所。(百度百科) 

在遭遇方面，秦始皇于主前２１３年接受丞相李斯主张，焚毁除《秦记》以外的所有史书，并在咸阳坑杀了４６０名儒生。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废孔运动。在近现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打倒孔家店”的旗帜，认为中国的贫弱不仅因为器物落后，更是因为政治与文化的落后。旧的传统文化要为落后的现状负责，于是孔子便成了替罪羊。当时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左翼学者对孔孟之道的批判自不待言，连温和的右翼自由主义学者胡适都这样说：“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 

试图彻底清除孔子学说的另一次运动，就是毛泽东所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中的“破四旧”运动（１９６６）和“批林批孔”运动（１９７２），都把矛头指向孔子，认为他是一切旧文化、旧思想、旧习俗、旧习惯的总代表。在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又把孔子跟林彪绑在一起批判，为了发动全国中小学生批判孔子的“反动言论”，著名文学家巴金还受命编写了一本连环画:《孔老二罪恶的一生》。很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这一代学生恰恰是借着这次运动，对孔子的思想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可算是一次特殊意义上的传统文化启蒙教育。 

孔子学说集中展现在“四书五经”之中(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诗、书、礼、乐、易，加上春秋，又称“六经”)。由于篇幅所限，在这里就不再转述洪牧师对孔子学说所作的简介了。至于基督徒应当如何看孔子及其学说的问题，洪牧师认为圣经中《罗马书》第二章第14，15两节是钥匙: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据此，洪牧师认为，孔子其人及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是：（１）上帝普遍启示在华夏文化中的明证；（２）上帝普遍恩典对中华同胞的眷顾。 

宋朝大儒朱熹叹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朱子语类》卷九十三）。梁启超称《论语》为“两千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泉”(《国学入门书要目》)。这些都是有道理的，因为孔子的德行、品格、修养、智能、才能均杰出无比，世所罕见，“高山仰止”。他谦恭好学，敬天尊人，安贫乐道，设坛讲学，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奔走呼号，宏扬仁义，克己复礼，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孔子无权、无势、无财，人品、学问感人，深得众弟子敬仰、爱戴，虽述而不作，但其言行被记载，奉为圭臬。从《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所领悟到的已经达到了世人对上帝普遍启示所作响应的最高峰。例如： 

（１）敬畏上天的旨意（对照圣经罗马书１１：３３）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１６：８）“获罪于天，无所祷也”（３：１３）“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１４：３５） 

（２）强烈的是非价值自觉（对照圣经马太福音７：１２）

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４：１５）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４：１６）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１５：９） 

（３）执着的人生使命感（对照圣经马太福音６：３1 -３３）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4：8）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１５：３２）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８：７） 

（４）难能可贵的谦恭自省（对照圣经诗篇５１：１７　）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７：２２）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４：１７）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１５：３０）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７：１７）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７：34） 

虽然如此，无论孔子在世人中如何鹤立鸡群、表率群伦，但他只是人，有人被造的限制，也有人罪性的限制（对照圣经罗马书５：１２）。因此，孔子的论述和教导，也不免打上人被造的限制及罪人陷入黑暗里的印记。孔子《论语》中最被现代人诟病的是：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８：９）似有帮助执政者施行愚民政策之嫌（但是有些学者认为是断句错误而造成的误导）。“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１７：２５）似有歧视妇女，认可男女不平等之嫌。 

从神在基督里的特别启示中看，孔子虽然敬天畏命，却并未真正认识真神，也不寻求祂(这不能怪他，因为他没有从上帝而来的直接启示)，所以只能感叹:“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１７：１９）因不认识真神，也就无法真正认识人，因而孔子的伦理教导便缺失了重要的根基。他虽然看见人性之败坏(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９：１８）)，却仍然相信人本自足，可以自我完善(通过教育和自我修为)。孔子关心国事，却不知如何使掌权者受到制衡、监督，以解除“苛政猛于虎”之苦难: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１２：１）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２：３）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正业，子帅以正，孰敢不正？”（１２：１7） 

洪牧师主张，摆正孔子及其学说的位置，是中国基督徒的福音及文化使命的内涵之一。(对照圣经罗马书８：２８)要正确分辨孔子在中国文明和民族意识形成过程中所起的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更要深切反省、悔改包括我们在内的国人同胞在孔子问题上表现出的种种罪性是何等抵挡了上帝的主权与恩典，亏缺了上帝在中国大地上的荣耀。 

１．我们为神在祂的普遍恩典里对华夏民族的眷顾，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兴起孔子这样继往开来，奠定中华文明道德价值的伟大先贤而感恩。孔子所代表的儒学体系，展现了人在上帝普遍的启示下，对仁爱公义、伦理秩序宝贵的道德自觉。其率性修道的人文精神，有助于使中华文明的主流较早地摆脱泛神主义偶像崇拜的低级迷信状态。 

２．我们虽然敬仰孔子在上帝普遍启示下所表达的，常人难以企及的道德良知高度，但是孔子与我们一样，生在亚当里，也犯了罪，也需要耶稣宝血的拯救。 

３．因着神的特殊启示未能临到孔子，所以孔子第一，不认识三一真神才是创造天地、生命，掌管一切的主宰。他使国人的心灵从超越外在的宗教探求(道)，转为只关注人面对实际事务中的良知运用(德) [天命之谓性]。

第二，不知晓世人，包括他自己，都处在普遍堕落的罪性中，以为一切仁义良善都从人的本性而来（率性之谓道），最大的理想是靠着贤明君主的德治而天下归仁，结果其学说反被统治者利用，成了专制统治的帮凶。 

第三，更不知晓只有耶稣的十架救赎，才是世人的出路。孔子用心良苦，设坛教学，诲人不倦，期望由此能教化世人，使人固有的良善发扬光大（修道之谓教），可惜我们罪人都是朽木不可雕也。此种教化两千年来虽绵延不断，但除了凸现出人性的虚伪、冷漠、狡诈、残忍，是知罪犯罪，如同以色列人在律法面前站不住脚一样，并无能力从实质上改变中国社会两千年来苦难与愚昧的黑暗。 

第四，我们既反对从古至今任何将孔子封为至圣先师，对其顶礼膜拜，或由朝廷政府将儒学尊奉为国教的行为，也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将中国一切的不幸与黑暗归罪于孔子及其学说的声讨运动。 

第五，我们要反省、悔改国人因奉孔子为偶像而兴起的民族自大感。儒学从明、清以来直到五四运动，都成了抵挡基督福音来华的主力。近代新儒家运动的兴起，表明了国人依然不能摆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陈腐的价值之争模式。 

第六，我们要感谢神，借着五四运动，推翻了儒家学说在中国的道统偶像地位。但是我们也看到正是借着国学价值体系的崩溃，为马列主义得以进入中国作了最好的准备。而文革中对孔子的批斗，更加显明了若没有基督真理的指引，任何人追求的革命和进步，根本是越走越黑暗，表明了现代人在罪恶的道路上走得比古人更远。 

第七，中国基督徒不能将自己关在教会的四面墙壁里，中国基督徒要借着圣经的真理在中国的重大文化价值上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不是一场中西文化价值之争，而是神的普世真理进入中国文化、更新中国文化的一场属灵争战。 

笔者在响应中尝试澄清一个误会，即因孔子说过“敬鬼神而远之”，也有“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记载，就误以为他有“唯物主义的倾向”，或认为他没有对超越性价值的追求。其实，孔子当时的语汇与今日的截然不同，我们不能把现今的概念“读”进那个时代的词语之中。比如，在孔子的时代，“鬼神”的“神”并不包括“上帝”、“皇上帝”、“天”、“上天”这些“至高神”在内，而是指商、周时代人们普遍相信的山神、水神、雷电风雨之神，等等，尤其指“祖宗之神”，即祖先死了，他们的灵魂便是子孙要敬拜的神。“鬼神”属于同一类别，可以互换，鬼是神，神也是鬼。而孔子所说他「五十而知天命」，是指他到五十岁时才领会天意，学习尊重天意。孔子敬天畏命，而不事“鬼神”。他的观念来自殷商的“上帝”和周人的 “上天”，这才是比较接近圣经中的“造物主上帝”的“至高神”，即大写英文词语God所代表的那个“神”。这一点在他对尧帝的评价中得到了清楚的印证:“巍巍乎!尧之为君，唯天为大。”这简直就和圣经对大卫王的评价如出一辙:大卫随时随处，尊主为大。如果认为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神”也包括“上帝”或“天”，那么上面这句话就讲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