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来以为，中国的文化充满仁爱信义和平，是受孔子的教导。后来细看历史才发现，孔夫子其实满有性情的。不是一味的温良恭俭让之辈，也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弱者。老先生曾经任鲁国大司寇。支持过齐鲁两国的夹谷会盟。结果鲁国国务卿孔丘和国防部长曹刿一文一武，红脸白脸齐上。迫得齐侯退还了鲁国的失地，签订平等条约而还。创了以弱国而外交成功的黑马。后世秦赵渑池大会，蔺相如迫秦王击缶，也算一回。再其后，燕国遣荆轲劫持秦王，气概有余，实效相反，算是不成功的一例。

自夹谷之盟后，孔子删诗书定礼乐教下七十二弟子，百家之中儒家号为显学。而曹刿则为后世侠客之祖。

春秋战国转折时代，故事多多。齐鲁之争交错着吴越争霸。齐侵鲁，吴援鲁，越袭吴。孔子的学生子贡周游列国一圈就造成了齐国换主，鲁国幸存，吴国倾覆，越国称霸的局面。不过除了学者之外，子贡的名声事迹远远被一位女子西施盖了下去。甚至也不如另一位女子越女有名。

红颜救国和红颜亡国的故事始终比正经严肃不夸张的历史要来得浪漫有情趣。多少男子汉的不幸。时光流转，两千余年后，中国又面临礼崩乐坏的巨变。大一统的天朝置身于天地间大春秋大战国更广泛的舞台上。这时又出现几位奇女子。红颜救国和亡国两者兼有无定论的纳兰姑娘。红颜救国的珍妃姑娘和赛珍珠姑娘。

其实，西施姑娘能亡吴国凭得不只是天生丽质，也靠自己的胆色见识。吴王夫差并不是普通的王国之君。算的上是位有领袖才能的国主。和南齐南陈南唐的后主昏侯们不属同一层次。

赛珍珠姑娘和番，据说如此。其实无关大局。如一妓女有如此胆识智慧能保全灭亡之国，那么南明有四大名妓陈园园，柳如是，李香君，董小婉，应足以推翻鞑虏，恢复中华。轮不上孙黄等辈两百多年后搞兴中会同盟会了。

楚庄王曾有绝缨会。高瞻远瞩不究查酒后对宠姬失礼的部下。立意不过是不为显女子之节，伤士之自尊。后世人相反，惯于显女子之气节，贬国中无士。久而久之，国中志士也就男不和女争。救国时让女士优先的习惯一成，也就自甘堕落了。

再者说古来可以百计破敌，也可将计就计。刘备先生就是破美人计的高手。所以救国不以士为本，迷信美人计的威力，实在堪忧。反正女权主义者肯定不承认红颜误国。所谓十万男儿齐解甲，妾在深宫那得知。红颜误国是假，红艳救国也非真。都是神话。

珍妃姑娘大概是我国历史上古往今来唯一一位享有国际国内崇高声誉的奇女子。百年来任凭政局变换，主义叠兴，仍保持了近于完美的形象。百日维新虽不成功，有珍妃姑娘则更增浪漫。日本明治维新虽成，功利有余，品味格调就差得远了。百年后来看，还是上帝关顾中华，赐下一位奇女子。帝国虽亡，中华不衰。韩国的什么什么妃的就差得远了。

纳兰姑娘祖先诗写得好，大清第一。谁知后人胜前人，又出了位国母。垂帘听政，开洋务，破太平天国。清国危而复存。算得上是古往今来的女中豪杰。汉吕后，唐武后之流争权夺位，对国家没有丝毫建设性的功绩，不能和纳兰姑娘相提并论。

可惜的是红颜救国的纳兰姑娘害死了同样红颜救国的珍妃姑娘。毁了自己的晚节。近代的政治人物如此不理智将一生英名付之东流的也就前有纳兰，后有小平。

救国暂且不论，先说亡国。欲亡一国，尤其是从内部灭亡。除了执国政者天生昏庸无能外，如果执政者是有中等智慧或偏上智慧，那就要废尽苦心引导其进入理性的误区。所以红颜亡国推西施为首就是因其心理战施展的成功。并不仅靠外在姿色条件的优势。

纳兰姑娘身为女子，年轻时且绝色。所以无中红颜亡国各种招数的可能。不过晚年走如思维的误区，所以误国不浅。

自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军，新练陆军在朝鲜一役全军覆灭后，洋务运动派失去政治势力。纷纷自中央下放南方各省。结果是失去洋务派这一缓冲的中立政治势力，保守派和维新派水火不相容，以政变收场。维新派彻底失败，领袖或慷慨就难或流亡海外，连皇帝都作了瀛囚。

后人眼中，保守派荣禄等人都是卖国的。可是当年的保守派是理直气壮地以爱国的名义讨伐卖国的维新派甚至洋务派。他们自认是国家的中流砥柱，支撑将倾的大厦。痛恨不平等条约，视城下之盟为国耻，仇恨列强的心理不在今人之下。

珍妃姑娘和纳兰姑娘的不相容，也是两派的集体潜意识冲突的体现。

维新派学夷治夷，有日本变法成功的先例。保守派力图维护千年传统，民族特性。救国如果以牺牲国族特性，是否可行，两方互不相让。历史证明，没有选择，必须走最不愿意的一条道路。

纳兰姑娘的政治智慧料想不会低到相信义和团的神拳可以破敌。她相信的是百万拳民的忠义之气。千万拳民甚至亿万拳民的忠义之气的道德救国论。一是迷信道德，二是迷信数量。

结果正如刘坤一，张之洞等预料的。自古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拳民运动之后，又是一堆不平等条约。

弱国不愤强国欺压，回天无术，往往会采取自杀性的方式解决问题。齐鲁会盟就是好例子。竟然可以一雪多年战败的国耻。后来荆轲仿效不成，人都可惜他失败在于剑术不精。也许可能。曹刿的剑术牛，或齐主武艺不如秦主。但是侠者大勇如此，鲁国仍然是弱国。无关大局。

近代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依靠神风攻击队，精神可嘉，效果可怜。连荆轲都比不上。和义和团水准是不相上下。本来训练有素的职业军队打出落到乌合之众都会使得招数的地步，也够丢脸的。不过人到绝望的时刻，心里反映都是同样的。日本人刚刚面临一次战败就如此表现，中国自一鸦二鸦后半个世纪连连战败，签约赔款割地。国民心理面临失去耐性理性的临界点也不稀奇。

同治中兴的名将曾国藩之子曾纪泽曾论中国的国情问题，洋人不讲公理，国人不明时势。曾纪泽论到了时势的问题，再往下谈下去就是英雄和时势的问题了。毛泽东和林彪在庐山著名的争论。人民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呢。

纳兰女士大概被群众创造历史的论点说服。群众就是英雄，英雄造时势。恐怕曾的意思正相反。他认为国人多半不明时势。结果也是如此，国人不明时势，洋人正好不讲公理。毛泽东虽然认为自己的成功来自依靠民众，可他似乎不明白，自己从民众中带出来的拥护者，久经训练，觉悟思想都非普通人了。毛泽东的成功在于成功的在民众中训练出一大批精英。后来毛试图以文革反精英，也不过造就了另一批准精英。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最大的胜利者是珍妃姑娘。纳兰女士彻底全面向珍妃的思想投诚。史称丁未新政。孔子学说治理中国千余年，至此正式退出国家官方学说的政治舞台。历史学家曾经评论元兴宋亡，称宋朝亡，纲常不亡。宋人的精神学术不灭。清末的历史也可说是清国亡，中国不亡，科举废，仁义道德难废。

在历史的长河中，义和团的组织是一现即没得漩涡。但义和团带给基督教的无形压力是持久的。很久很久以后，基督教都将持有义和团情结的心理。

基督为将犹太人狭隘的血统宗教中唤醒过来，遭到宗教贵族的诬陷，受难在十架上。粗暴的权力不能消灭的信念，却被人性的罪行扭曲。狭隘的自大从一族信仰蔓延到普世信仰。爱罪人重悔改的教导已经变为教导罪人悔改，抗拒者从严的教条。

千年的正统国教，在中国直到义和团之变才发现自己在中国从上到下，没人不烦的。虽然官方主流向来理性的考虑不表现对这位不受欢迎，不从门里进来的客人。可是当理性有限性的弱点暴露出来时。基督教所谓的超理性优势也就挽救不了什么了。何苦平时对理性主义耿耿于怀，视作信仰的敌人呢。

强大的八国联军的军事实力也只能替传教士平反冤案，索取家属抚恤金什么的。要想预防义和团事变可是万万办不到。所以传教士不约而同怀念起耶稣基督的谦卑忍耐。且不说基督的人品在中国圣贤之邦会安然无恙，就是遭难，死于基督之道总比死于不平等条约要强。

人到绝域原拼命，事到临头万般空。荆轲的自杀性攻击虽然不成功，也让秦王政的心理就此不平衡。哪怕统一六国之后，仍然去除不了荆轲后遗症。如齐侯就比较明智，选择了有限让步，以退为进，虽迫于武力，仍保持风度，信守诺言，一劳永逸解除了对手的攻势。比起蒋先生潼关遭兵谏后的心态要大度得多了。

教会发现，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伞已经成了自己的催命符。结果催发了教会本色化运动，也就是教会中国化。和当年的目标基督教征服中国，或中国基督教化相差甚远。

欧人的历史上骄傲的自称，八国之役后，中国开始学会公正的对待基督圣教。其实没有多少年，毛泽东就将基督教连同其他牛鬼蛇神一同送入牛棚去了。倒是不分彼此，满公平的。

不平等条约之下的中国，如何能平等对待基督教。我欲平等，彼不平等。孙中山数十年奋斗只为一寻求平等待我民族的理念。结果是在冬宫开了第一炮的列宁首先以平等姿态对中国招手，引无数志士仁人竟折腰。

基督教的不幸呀。原本基督就是以平等对待选民和外邦人为理念的。基督教传了两千年，其中学问经验原本是不可小窥。可惜的是多了些自大少了些自信。

也许孔夫子是可以和耶稣他老人家坐下来好好谈谈的。他们的后人也应该好好谈谈。动刀动枪，图穷匕见的是政治之盟。真正的神圣之约那里用得着这般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