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天：我的信仰之路（二）

文/苍兰

我就读的高中的前身是张学良在东北执政时创办的同泽男中。校园内松柏郁郁，灌木葱葱。北方的春天，在经历了漫长的寒冬之后来得总是那么仓促。桃花，樱桃，丁香，迎春争先恐后的次第开放。这是我最爱的季节。只要没有课，我就会躲到花丛下背书。阳光透过树枝斑斑驳驳地洒下来，时而花瓣飘落带来阵阵香馨，一切是那么温暖宁静。

然而这一年的春天，却多出很多动荡和不安。学校三令五申不让我们加入外面的游行队伍。尤其是对于高三的学生，校长反复强调“你们每一个人毕业都要有一个政治鉴定，这个鉴定会跟着你们一辈子。千万不要因一时糊度毁了自己的前程。”

校园的高墙关得住人，却关不住我们的心。袖珍收音机成了我们这些住校生接通外界信息的来源，而心情也随着形式的变化而起伏。五月末，局势日趋紧张。担心的同时，我还有一些盼望，觉得最坏的情形不一定会发生。毕竟，我们是在 “人们军队人民爱，人们军队爱人民”，“军民鱼水情”等口号下长大的，想象不出人民和军队会发生怎样的冲突。然而，六月初那个最黑暗的夜晚还是被刻在了历史的长河中，而那夜留下的伤痕因为没有得到任何医治，至今依然不断地发炎，成为一个民族不可触摸之痛。

谈到那场风波，少有人提及对当时高中生的影响。只有亲历的人知道，我们这些高三生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之一。自从五月份事件不断升级开始，老师们就提醒我们要做好高考延期的准备。事件发生之后，校长甚至告诉我们今年的高考可能取消，我们被解散回家复习，等候学校有关高考的通知。六月中下旬，又被召回学校，补习政治。在此之前，我们政治复习的重点是赵紫阳在十三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国有企业的股份化等等。而这次补习则将赵紫阳的一切抹去，重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感谢老师们的苦心，高考的时候确实出了一道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的题目。只是，经过这一次折腾，我终于看清了“政治”这们学科的意义。那道曾经围绕着政治和政体的光环也从此脱落。

在恍惚不定中，我们终于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试，高考。但是伴随成绩而来的不是录取通知书，而是招生名额被裁减三万的通知。为此，我们必须要重新报志愿。八九届的高考生，应该是历届考生中唯一一届有机会两次报志愿的考生了吧。而受害最大的，就是文科生，因为他们的师兄师姐是学潮的主力。这年，文科生的招生名额被裁减幅度了超过了1/3。我所在的高中，多年来以高考录取率在95%以上而骄傲，但是那一年，文科班的录取率只有70%左右。我的几个文科班的好友因此落榜，她们的人生因此改写。

与她们比起来，理工科学生是幸运的。虽然录取名额也有调整，但影响并不太多。我以第一志愿被录取到故乡的一所医学院。迎接我们的是超长的新生军训。说是军训，实际上是军训和政治学习的混合体，目的是“严肃纪律，统一思想”。每天上午是列队，操练；下午和晚上便是看“平暴纪实”，讨论，表决心。六月份留下的伤痛，到九月份入学时伤口还正新鲜，每天确要被迫地看那些录像，看那些被烧焦的战士们的尸体，听那些我曾经尊重的政治人物们的高调而虚伪的表白。我终于明白了鲁迅先生所说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然而，我是必须是要沉默的，不但要沉默，而且被迫发言的时候还要按要求发言，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够留在学校里学习完成学业。这一过程中，我感觉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窒息感在压迫着我，让我无法呼吸。

我不相信这就是人生，我不要每天生活在谎言中，我不要每天都被迫说违心的话。我要出国，我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要到外面去呼吸一下正常的空气。这个念头就是在入学后的无休止的政治学习中形成了。这也直接影响了五年后临毕业前我的一个选择——放弃临床，考基础医学的研究生，为了能够申请奖学金出国。放弃临床是一个遗憾，但是我并不后悔当年的选择。在当时技术移民还不是一个选项的情况下，想要出国读书就必须申请到全额奖学金。还有，在医院做实习医生时我深感医生所能作的实际上非常有限，很多慢性疾病根本无药可医，医生能做的只是对症治疗缓解症状，不能根治疾病。这种作为医生的无奈，是促使我选择放弃临床，改修药理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我希望通过科研能够开发出一些真正能够治疗疾病的药物出来。现在，在饱尝了科研的艰辛后，回头看这一愿望，是有些理想主义的天真，不过，至今我仍无怨无悔。

三年后，研究生毕业时，我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加拿大一所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于是，在北京机场辞别了父母，来到了远在海角天涯的加拿大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