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真:世界观的交锋
面粉卡片教

　　幼时家居台北近郊。对门有所小教堂，常见门口有人排队领袋装面粉、奶粉及罐装牛油。父亲说那是美国来的“救济品”。母亲是第三代基督徒，我们兄弟姊妹也跟去教堂上主日学。西国宣教士教我们唱诗歌、讲圣经故事，还发给我们亮晶晶、用过的圣诞卡片。邻居戏称我们信的是“面粉教”、“卡片教”。
　　在我心目中，西方人必都是基督徒。他们生活富裕，还有余力赠送“救济品”。父亲早年是留英美的公费留学生，自幼我们就被灌输：西方先进国家科学进步、人民守法、待人有礼等等。我们长大以後，一定不要辜负父亲的期望，到那遍地面粉、黄油、全是守法的基督徒国家去留学。

　　那时的台湾社会风气朴实，经济尚未“起飞”。大学四年，周末最快乐的事，就是到学校旁的“信友堂”青年团契（Friendship Corner）去聚会。至今我仍认为该团契的唱诗，是举世无双的。聚完会大家一面唱诗歌，骑车回家。那种享受，天堂也不过如此！这是我出国前“单纯”的“世界观”。

先民的习俗

　　毕业後，如愿到美国留学。学校外国学生顾问将国外来的留学生，分配给不同的美国人家，名之为“接待家庭”，以便于留学生们学习适应美国生活。在选择表上，我填选要住在“基督教家庭”。和我一道的一位泰国女孩，瞪我一眼：“还有不是基督教的家庭吗？”
　　我被分到卡洛森家，一个代表了大多数的“美国基督教家庭”的家庭。卡家男主人卡博士，是加州理工学院化学博士，在石油公司任高职。女主人明卡妈妈，是密西根大学护理硕士。膝下二男二女，金发碧眼，和电影明星一样漂亮。周五下班後，他们就来接我回去度周末。

　　主日，卡妈妈在教会司琴；孩子们和我去上各级主日学；卡博士自愿留守“看房子”。他们住的社区全是石油界的家庭。孩子们上同一学校，妈妈们去同一教会，爸爸们十之八九在家看球赛。周日大餐，餐具比盘中飧精美。饭前他们会安静地等我一个人谢饭，然後接上一句：“我们以为中国人都是信孔夫子教的。”

　　我宿舍室友的父亲是小镇的牧师，她还请我去她教会做过“见证”。但这位室友的私生活却是一塌糊涂。那时女生宿舍晚上进出要签名。宿舍保姆一脸慈祥，坐在签名桌後面一个个发避孕药。

　　渐渐地，我意识到基督教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先民留下的习俗，与重生得救、圣洁生活，完全没有关系。知识分子和卡博士一样，相信成败全靠自己，努力工作是为享受丰裕的生活，追求的是事业上的卓越超群。

　　美国人的“世界观”都是这麽样吗？我问我自己。

经济起飞後

　　研究所毕业、结婚、生儿育女，随著丈夫的工作南征北讨，其间也回过台湾，做了十三年的“归国学人”。当初回台湾，确实是怀著“传福音”、“报效国家”的热愿，在大学教书，带研究生，在教会辅导“社青团契”。
　　台湾在我们离开的十年间，竟然起了这麽大的变化。记得出国前一宗分屍案，吓得我一年不敢吃肉。十年後，枪杀、分屍、劫银行已不再是新闻。大学时同一诗班的姊妹，现任大学教授，生病时居然喝庙里求来的“符水”！“什麽时代了，基督教老早落伍了！”很多人说。

　　即使在政局不稳、国际空间被压缩的威胁之下，台湾仍高唱：“经济挂帅”，“庄敬自强”；相信自己，金钱万能，就这样追寻“更好”的明天！台湾本土上已“面粉黄油”遍地，人口中基督徒的比率却较我出国前更少。

　　再次回到美国，正好赶上“六·四”天安门事件过後。中国的学生学者，大量涌进这以“自由女神”把关的国家，一个比一个优秀。我家落籍波士顿，我旧业重操，继续在大学任教，带研究生，并任教会“年轻专业团契”辅导。

成功的代价

　　我的同事，均是来自世界各国的佼佼者。头衔是医生、博士加教授。在学术界竞争的急流中，深感“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压力。所参与的“核磁共振研究中心”，也属国际之顶尖。此方面研究的多个“第一”，都出自此中心。同侪间表面客气礼让，骨子里拚得死去活来。常为排论文作者的顺序，反目成仇。
　　每年一度的“国际核磁共振学术研讨会”，是世界各实验室，一争雌雄，发布鹿死谁手的时刻。有一年，本中心在研究会发表的论文数，与假想敌之比为六十六对六十八，以两篇之差称臣。简直是奇耻大辱！依惯例，会议最後一夜，大夥去城中心喝啤酒，吃螃蟹庆功。我无法忘记那年的那夜，由七点半喝到十二点，个个喝得酩酊大醉。有的跳到餐桌上，蟹壳乱飞，最後被赶出餐馆。

　　我和一位由芬兰来的女研究员，坐在午夜街旁的石凳上，冷眼看我们的宝贝同事们──这群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医生、博士、教授们，烂醉地躺在街中央，又唱、又吐、又骂地发泄那压抑了一年，因工作、研究经费、升等、外遇、婚变，所淤积的痛苦、怨恨。

　　等到计程车将我们带回旅馆，已是凌晨六点！

　　这些才华洋溢的同事（其中百分之四十是犹裔），当他们打上领带，站在大学殿堂的讲台上时，仍然是这个社会最优秀、最成功、最受尊崇、最被羡慕的偶像。而那背後“艰苦无人知”的辛酸呢？“人本主义”成功哲学的代价，是这麽高吗？

游子的心声

　　在波士顿，匆匆流水十年间，经由我们“年轻专业团契”进出的学生学者，岂止上百。许多坚毅面孔的後面，都有一篇令你动容、动心、动情的故事。
　　我们一齐经历他们在“进化”与“创造”间的困惑，“科学”与“信仰”上的挣扎，“实际”与“圣洁”上的争战。午夜救急电话惊醒也是常有的事。

　　但是，看到他们在团契中成长、成熟，有的成为教会的执事，有的到了别州，成为教会团契的领袖。每每想起和他们走过的青涩岁月，欣慰感恩的热泪，禁不住挂满了一脸。

　　有一对年轻夫妇来过团契几次，也参加过一次福音营。 丈夫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後来事业成功，就从团契失踪了。问起来，他诚实地承认：“我真正努力过，但圣经这本书，对我就是一大堆神话故事，童女怎能生子？我实在无法再勉强我自己。”

　　问他周五晚在家忙什麽？“油漆、修房子、加盖、好增值。等增值後，再换大一点的房子，继续增值。”我想告诉他：这是现代美国“人本”思想的世界观。转念之间，想想真是一言难尽，算了！

　　一位多年後信主的弟兄，回忆他的心路历程：“以前我实在不屑与你们这群无病呻吟的弱者为伍。天助自助，哪需要什麽‘倚靠’！马克斯不是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吗？”

　　这位弟兄是哈佛应用物理的高材生。像有这种“巴别塔”心态的学者，我们遇多了，见怪不怪。因此当时只是温和地拍拍他的肩膀：“当你有一天想法改变时，记得我们家的电话号码吧？”这位弟兄後来迁居加州，夫妇俩在团契帮助了许多年轻学者。

　　还有一对上海来的夫妇，郎才女貌、女才郎貌、温文儒雅，我们真是爱他们。连续来了团契两年，一天带了重礼来看我们，一副要辞行的态度，开门见山地：“您们带领我们这麽多年，我们在团契也得到弟兄姊妹无条件的关爱。”夫妻对望一眼：“但是我们就是不敢轻易地接受神。好多次讲台呼召我们都深受感动，但是怕站起来，只得赶紧往门外逃。”

　　做妻子的眼眶红红地说：“我们也曾经热切地信奉一种主义，结果失望得好惨。我的父母死在这个主义之下……现在我们选择只相信科学。至少科学不会令我们失望。”

　　他们夫妇都是从事分子生物研究的。我们于是为他们分析：我们的信仰，不是一种主义。而当他们所执迷的科学，走到极端时，反而会走回他们痛恨的那种主义。这对夫妻後来迁到纽约去做博士後研究，信了主，最近还添了个胖宝宝。

　　想到北美各团契里，多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国学生。肩负父老的期望，离乡背井，飘洋过海，来到这块民主自由的“机会之地”。幸运者靠奖学金，否则靠打工，看人脸色，辛辛苦苦地在这块土地上挣扎。为的是什麽？不就是盼望有朝一日，苦尽甘来，立业成家，五子登科，光宗耀祖吗？

　　可是，即使达到了我的同事、那些哈佛教授医生博士的名望与成就，若失去今生的平安和永生的盼望，又和浪迹街头的流浪汉，有什麽不同？说不定还未及他们快乐呢。每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

　　这几年，我们有机会去欧洲宣教。欧洲是非移民国家，国内来的学生学者，要在彼处立命安身，要克服的语言、种族岐视、异族通婚、居留与工作，等等障碍，远超过北美的留学生。每次由欧洲回来，心痛的感觉，像是海浪冲击岩石，一次比一次激烈。人们是如此需要福音，我们能做的竟是这麽少！

真是无憾吗？

　　去年暑假，卡妈妈心脏开刀，我赶去德州陪她。四个金发碧眼的洋娃娃均已长大成人，全都离开了幼年时的信仰。其中两位新近离婚，正好中了美国百分之五十的离婚率。
　　入手术室前，我要求卡博士和我一道，为卡妈妈祷告。他想了想，勉强同意了。在等待室，我认真地和他谈到主耶稣及十字架的救赎。八十五岁的卡博士，一脸困惑地：“我从未感觉有灵界的事啊！我一生都靠自己，凭良心做事，也没有什麽遗憾……”我们同时望向手术室的门，顿时，他的肩膀开始颤抖。我托住他的肩：“真的没有遗憾吗？卡爸爸！”

　　知识分子，无论中外，认为基督教给予人的印象是温和消极的；而基督徒又是一群软弱无能，与世无争，赶不上时代的次等族类。他们总是低声下气地邀请你去聚会，真心地帮你解决困难，耐心地向你传讲天国的福音，嘴里总是挂著“感谢”、“赞美”的话，这哪像是可以扭转乾坤的时代精英？社会国家靠这样的人怎麽有希望？做“後现代”人的目标，不就是要丢弃传统的包袱，从宗教的桎梏中挣脱出来，肯定自己，进而超越自我，追求卓越吗？

　　这种要肯定自我，追求卓越的精神，绝对是好的。问题是：如何实现？现代西方的主流世界观，早已从中世纪的“神本”思想，演变为科学至上，重理性，强调人自由的“人本”思想。在“人本主义”的世界观里，个人的命运操纵在自己的手中。五百年来科学的进步，似乎证明了“人定胜天”──靠著大家的努力，以及健全的政府组织，必能解决目前的一切社会问题，建造美好的明天！

　　西潮东渐，这种世界观当然也吸引年轻的中国人，相信人性本善，追求乌托邦理想国，却很少想到、也不介意背後的无神论自然哲学与物质主义。更不明白，一旦离开了真神力量的泉源，所有的努力只是一个闭锁系统里的恶性循环，不仅无法求到卓越的人生，反倒在道德伦常上迷失了。

痛定再思痛

　　我痛定思痛，遂将过去廿年在国内外与年轻学者、学生，共同讨论的有关“世界观”的资料，做了一个系统性的整理，成书，名之曰《世界观的交锋》。目的有三：
　　一、重申科学只是追寻知识的方法之一。并以物理学及生物学的实例，与研究科学的学生学者，重新复习科学方法的运作；了解其在“自然主义”的“基本假设”下所受的限制；以及“科学主义”的由来。

　　这为的是和从唯物论、无神论背景来的朋友，一同驻足思考、认识宇宙知识的浩瀚。要探索真理，必须勇敢地跨出科学所无法涉及的范围。

　　二、从希腊哲学思想开始，分析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如何由中世纪的“神本”哲学，经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社会变迁、演变到以“自然主义”、“物质主义”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哲学。

　　“人本”思想渗透到社会、政治、教育，甚至宗教层面，不仅控制了卡博士那一代的“世界观”，亦蚕食吾侪一辈，更会鲸吞下一代中国年轻的学者。

　　三、例证那促使西欧“科学革命”，及点燃西方民主自由火炬的，是中世纪基督教“经院哲学”所教导“神的启示”，及圣徒对神的“直觉信念”(Instinctive Conviction)，以及自神所赐“自由意志”而有的“天赋人权”。

　　而表面看来极具诱惑力的“人本主义”世界观，一旦走偏了路，离开了上帝的“绝对道德标准”，成为“无神人本主义”时，它的哲学精神，就和共产主义背後的马列思想，只差之毫厘。

　　在我的这本书中，我亦引用圣经中雅各的故事，来讲述基督教所传的，不是一个主义，而是一种生命。在上帝启示之下，在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中，我们的世界观是积极、理性、有方向的，生命是和谐、丰盛、且有盼望的。这就是基督教世界观。

　　圣经中的雅各，很有现代“人本主义”的思想。他志得意满之余，走到了自己能力的尽头。在伯特利见到了上帝耶和华後，终于“醒”悟过来，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我们纵然背离了上帝，上帝却永不失信。他一直在向我们启示，启示我们如何肯定自我，如何追求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