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神学如此简明地表达出来：））

下边是他的见证：

ZT：信仰自传:“本于信，以致于信”

－王志勇－

祷告：全能的上帝啊，若不是你差派你的爱子为我们赎罪，若不是你差派圣灵使我们从罪恶过犯的死地中活过来，我们无论对地上的幸福和天上的永福，都没有任何的盼望。你呼召我们，乃是让我们在主十字架的旗帜下从事一个长期的争战。恳求地祈求你亲自地引导我们，让我们对你的慈爱永不怀疑，勇敢地面对各样的逼迫和患难，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直到我们藉着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得享那天上的荣耀。阿们。

基督对我们的呼召就是“舍己”，加尔文的名言是“看无自己”，笔者为什么初出茅庐，就为自己树碑立传呢？使徒保罗在为真道辩护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自己肉体的出身（腓3:4－6）。我自己在认罪悔改，蒙召信主之后，在短短八年的时间内，一边学习，一边事奉，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海南、山西、山东、湖南、江苏、浙江、辽宁、河北、河南、香港、俄罗斯、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证道、讲学，上帝在律法与福音的平衡上赐给我特别的恩典和托付。在这期间，除了来自外部仇敌的各种压力和逼迫之外，先后两次被所在的团契带领人拒绝，遭遇诸多人的误会。因此，决心简述自己的信仰历程，作为一个见证，目的就在于显明上帝在我身上特别的恩典，堵住仇敌的口，使圣徒得到鼓励，真道得以广传。此情此心，神人共鉴。

一．上帝的预备

“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诗90:2）。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民大国，中国农民一直处在专制的压迫之下，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是各种形式的横征暴敛的对象。笔者于1966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所以，我深知乡村农民的痛苦，后来靠上大学，脱离农村之后，仍然始终深深地意识到自己是农民的孩子。信主之后，在农村宣教，使农民得享上帝的慈爱，得享基督真理的光照，也一直是我的负担之一。

因痛感社会不平，饱受社会欺凌，遂在高中毕业填报志愿的时候，立志专攻法律，为使中国走向民主与法治国家作出贡献。1985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学习期间深刻地意识到法律本身的苍白无力。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工具性的东西，正如中国古人所言“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本身既无法使个人向善，更无法使整个社会臻达公平，而且法律本身也需要终极性的价值凭依，邪恶的法律本身就是立法者对人公开的掠夺。因此，理想幻灭，经历了深刻的信仰危机。于是，遍览群书，寻求安身立命与治国安邦之路。后来，蒙恩之后，研读上帝的律法，倍感“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解经，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诗19:7－10）作为一个法学研究者、工作者，和蒙恩得救的人，我确实敢于向人这样求问：“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呢？”（申4:8）

那时，我自己就开始在图书馆里接触奥地利经济学派熊彼特与哈耶克的自由经济理论和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给我们最大震憾的是哈耶克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这本书当时是禁书，属于内部参考之列。在这本书中，哈耶克深刻地剖析了以国民政府为中心的中央计划经济是如何导致全面专制，通向奴役之路的。在计划经济中，国家所扮演的是救世主弥赛亚的角色，试图通过计划和政策来对社会进行全面的系统的调控，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达成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国民政府也不过是由有限的人组成，哪怕是所谓的专家和精英，他们对于控制人心的变化、市场的起伏和资源的流通，也是一筹莫展。这些主张中央集权、精英治国的人，最初掌握权力的时候也许是提刀而立，踌躇满志，但最终则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从理想主义者蜕化、堕落为人人喊打的独夫民贼。因为他们本身所从事的本来就是他们无法达成的事，他们忽略了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全能政府的模式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是二十世纪人类的集体性癔病。所以，哈耶克在二十世纪中期，就预言了共产主义极权体系的崩溃。今天，在中国年轻一代崇尚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中，哈耶克保守性的自由主义思想成为他们政治理想的柱石。上帝在他奇妙的护理中，使我在大学求学的时候就洞悉了人本主义中央极权的愚拙。后来，我信主之后，在钻研基督教神学的时候，深受改革宗神学家范泰尔前提论与其学生路斯德尼所提倡的神律论的影响，而路斯德尼在社会、经济和法律领域中所推崇的也是奥地利经济学派，哈耶克则是其中的魁首，这更使我惊叹上帝护理的奇妙。

另外，迄今仍然给我深刻印象的一本书，就是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所著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现代中国人所熟悉的另外一位社会学家卡尔·马克思，始终强调的是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积累是通过充满血腥的掠夺达成的。然而在韦伯的书中，则揭示了基督教清教徒伦理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决定性影响。清教徒强调上帝的预定和拣选，所以他们工作起来大有动力。他们把工作视为上帝的呼召，视为人的天职，所以在工作中积极探索，追求卓越。他们把自己视为上帝的管家，所以克勤克俭，从不浪费，这才有资本的积累。像目前中国社会所流行的“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严重地破坏了商品经济正常发展所需要的道德与人文环境，是不会促成经济的长期而稳定的发展的。这本书深深地打开了我的视野，使我认识到基督教清教徒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也增强了我对基督教的好感和好奇。后来，在归信主耶稣之后，上帝引导我注重以上帝律法为标准的基督教伦理学，我所喜欢阅读的也是清教徒的书籍，他们所倡导的“纯正的教义，敬虔的生活”也成为我的座右铭。上帝的恩典真是奇妙，在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认识我们，预备我们了。

当然，我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探讨信仰的问题，所以大学时期三分之二的时间都用在了阅读哲学和宗教典籍上。那时也曾阅读过圣经，中文英文都阅读过，当时只是觉得是一本很好的宗教经典，并没有真正的看见，更没有悔改的意识。1986年开始接触属于西方新时代主义运动中坚之一的“奎师那知觉运动”（Krishina Counciousness movement），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印度教修习，学习印度吠檀多“即一即异”哲学，并参与其经典的中文翻译，直到1996年归信基督为止。十年苦苦修行，研习异教哲学，增加了我对异教的敏感性，后来信主之后在灵恩派教会中服事，目睹某些极端的灵恩派说方言、唱灵歌、跳灵舞等种种异教的作法，就深自警醒，详细考察圣经，研读神学书籍，就快快地摆脱出来，这也是上帝奇妙恩典的保守和带领。

一九八九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学界对八九学运给中国文化与思想的造成的冲击到现在还缺乏充分的认识。对于我自己而言，八九学运使我更加深思个人的信仰和中国的命运。那时，我正在北京上学，血气方刚，积极投入和平的游行示威，至今头上仍然留有警察非法毒打的标记。六四前后的血腥使我心中积聚了大量的苦毒，后来我母亲告诉我，六四之后我的眼神都改变了，有一种可怕的成分在内。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目睹各样人性的败坏，暴力的血腥，使我在政治上突破性地清醒过来。信主之后，遇到一位曾经参加学运后来信主的挚友，谈及他的体会，他说，如果他不是因着主的恩典悔改信主，就很有可能成了“恐怖分子”！我自己也深有同感。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经常爆发大规模的暴力革命，发生残酷的政治性报复事件，就是因为缺乏来自上帝的爱，从而导致以暴易暴，以恶胜恶，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政治运动并不是按理性的逻辑进行的，那时虽然不知道圣经上所说的属灵的黑暗权势的存在，但确实深深感受到圣经上所说的“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凄惨处境（赛60:2）。经过当局审查，我在学运中并没有过分的举止，平常又有诚实好学之名，所以还是顺利地毕业，回山东参加工作。

纵观近现代中国之历史，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戊戌变法，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清朝末年的君主立宪，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共产党的暴力革命，毛泽东的文化革命，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在百年中国启蒙与救亡的旋律中，始终没有解决一个“权威”与“标准”的问题。不管是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是邓小平“不管黑猫白猫花花猫，捉住老鼠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等，所试图解决的都是一个权威与标准的问题。政治不是我个人的呼召，但政治和社会问题始终是我的一个关注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直是中国士林传统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后来信主之后，对于灵恩派那种天天“打魔鬼”，对于一般福音派那种“信耶稣，升天堂”，对社会问题规避三舍的作法，我始终不满意。后来读赵中辉老先生翻译的改革宗神学家巴文克的《基督教神学》，顿时被改革宗那种源自圣经的恢宏的神学架构所吸引，就由此起行，继续探索，深深地为高举上帝主权，把上帝的话语应用到方方面面的改革宗精神所吸引。一次在山西讲授《基督教神学十论》，因为我反复强调改革宗神学的这一突出特征，就有同学善意地称我是“方方面面”，这也是上帝给我的恩典和尊荣。我从改革宗护教学家范泰尔之前提论护教学著作中学到：惟独圣经所启示的自有永有的上帝才是唯一的权威，惟独上帝所启示的自证内证的圣经才是唯一的标准。中国的命运在上帝的手中，上帝作工的方式是圣灵的更新，基督徒不要试图以革命的方式从事社会的变革，而是完全相信上帝的大能，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作光作盐，遵行上帝的话语，藉着上帝的恩典就会逐渐替代那些不忠不义的人，“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诗1:6）我自认是范泰尔先生的学生，虽然我与这位上帝兴起的改革宗神学大师并无一面之交，但我确确实实为他所阐明的改革宗神学和前提论护教学所折服。后来阅读、翻译他的著述《普通恩典与传福音》、《护教学》、《为信仰辩护》等，更是灵犀相通，定志把范泰尔的作品和思想介绍给国内的弟兄姊妹，愿上帝保守。

1989年到1991年，我在山东老家一个外贸公司上班。在这期间，主要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我父亲因为我在六四期间的经历而坐卧不宁，受到惊吓，得了癌症，于1991年5月去世，这是最让我伤痛的。我父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曾经当过国民党的兵，也曾经在共产党的海军服役，还担任过共产党政府的乡村干部，并在三反五反中被冤枉，受批斗，后来虽然平反昭雪，却因失望而对生活失去了积极进取的盼望和勇气，从此抽烟、喝酒，一生潦倒。但他很爱我，一直无条件地支持我在困苦的条件下完成学业。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传福音给他，相信上帝在最终审判的时候必然给每个人公平的答复。另一件事情就是认识我的爱妻朱素云（信主后，我给她一个新名字，“朱恩典”，她确实是上帝惠赐我的恩典。）我当时是一无所有，她爱慕我好学，就接受我的求婚。在老家那些枯寂的日子里，她带给我着诸多的慰藉和鼓励。我们在1991年10月结婚，迄今算来已经是十年的夫妻生活了。我在不认识主的时候，一意孤行，刚愎自用，给她带去很多苦楚。信主之前，我们的婚姻渐趋死亡。信主之后，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的婚姻得益逐渐重建，如今我们一同服侍上帝，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爱情，共同完成上帝给我们的托付。上帝不仅使我自己从过犯罪恶的死亡中死里复活，也使我们的婚姻死里复活，并且我家三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全家也都在我信主之后，先后蒙恩信主，上帝的恩典是何等地浩大啊！

1991年我考入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学习，专业是法律哲学，方向是比较法，导师是我一直比较景仰的沈宗灵先生。在北大三年期间，一是完成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另外主要就是继续修习印度教，同时继续自己的心路历程，研读各派哲学和儒教、道教、佛教、基督教的一些典籍。那时，北大已经成立了宗教学系，经常邀请国外的专家举办基督教文化讲座。如今记得比较清楚的就是新加坡三一神学院钟志邦教授讲授新派神学家蒂里希《信仰的动力》一书，把宗教界定为“终极关怀”，完全不提圣经的无谬性和主耶稣的死里复活等基要信仰。所以，在上帝奇妙的护理中，我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就开始接触新派神学了。后来信主之后，读改革宗神学家梅钦的力作《新派神学与基督教》，对新派神学的毒害更有深刻的认识。

1994年硕士毕业，本来已经以高分考取社科院民法专业博士，但见到社科院负责招生的人施行种种刁难，欲行勒索之事，深深意识到中国当代学术界的败坏，就愤然而回山东老家，潜心从事印度教经典的翻译工作。后来，在上帝的奇妙引导下，归向既注重生命的敬虔，又注重学术的卓越的改革宗神学，心志上对真理的追求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加尔文先生对信仰的界定是：信仰就是对上帝的慈爱的认识和确信。加尔文指出：“知识好比是灵魂的向导和统治者，而意志无时不尊重知识的权威和判断”（《基督教要义》，第1卷，第15章，第7节）。范泰尔以前提论为利器，揭穿了人本主义学术的虚浮，使我的心大得满足。惟独建立在上帝在圣经中的无谬启示基础上的哲学和神学，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学术。任何自以为是、以人为本的思想都不过是异教的自我崇拜而已。“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林后10:12）。

我在1993年取得律师资格，1995年在翻译之余在当地律师事务所挂牌执业。1996年在北京与人合伙开办律师事务所。中间经办过经济、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参与商业谈判，法庭辩护等。以前只是在理论上研究法律，律师业务的实践使我对中国法律界的运作有了第一手的认识。我在法律方面所受的训练，所从事的研究与实践，使我深深地认识到人本主义的法律的虚幻性和欺骗性，根本不存在“中立性”的法律，中国共产党对法律的传统定义就是“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施行阶级专政的工具”。法律失去了上帝律法的约束，本身就是“非法”、“无法”，是强者借助权力对弱者的公开的欺凌和掠夺。所以，后来阅读改革宗神学家路斯德尼的名作《圣经律法论》，使我茅塞顿开，对人本主义法律深恶痛绝，对上帝的律法叹为观止。我心中暗暗在上帝面前许愿，既然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上帝的恩典得了生命，要毕生致力于研究、遵行上帝“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雅1:25），传讲“上帝恩惠的福音”（徒20:24），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我对基督教会内部的反律主义思潮有特别的负担，力言“反知识”、“反律法”是危害中国教会的两大毒瘤，我自己对此就有深刻的经历和体会。大部分人反对上帝的律法是因为无知，但也有一部分人刻意反对上帝的律法，“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但的运动”（帖后2:9）。撒但在伊甸园中就怂恿夏娃违背上帝的律法，在旷野中也曾借助外邦的先知巴兰为异教的君王出谋划策，就是引诱以色列人违背上帝的律法，与外邦女子行奸淫之事，遂使律法的咒诅自动降临到他们的身上。今天这反律主义的“巴兰的教训”（启2:14）在基督教会中肆无忌惮地发动，使上帝的选民倒闭在旷野。愿上帝兴起更多的人，“守上帝诫命，为耶稣作见证”（启1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