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打打方舟子的“假”（1-2）
作 者: 李杜韩
网易广州社区宗教版
再次拜读了《方舟子谈基督教》一文（这个坛子里有）。越觉得“精彩”，越有话想说。方舟子的学养和性格的某些特征，在此文中可以说体现得淋漓尽致。于是，欲草就一篇“打假”之文。这几天到搜狐的“学术打假”上逛了逛，那边发文之后，修改不容易。也曾被删了一次，那就要这个老地方再发一次，以供批判阅读。在我看来，也算是一种“打假”：因为不实者，不真；不真者，不实；非真非实，即假也。
一、原文“我对基督教的激烈态度，跟生活的环境有关。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恐怕没有哪一位不曾被软硬兼施地传过教，而这些以中国人为传教对象的团体，偏偏又都是基督教中最愚昧、保守的派别。基督教一直是西方社会的一个毒瘤，曾经给西方社会带来了无数的灾难，经过了几百年的思想启蒙、政教分离、科学发展，才总算遏制了其势力、减轻了其毒性。现在这个毒瘤有向中国扩散之势，而且还是最毒的部分。信基督教在许多中国人当中，特别是知识分子中，成了时髦。基督教将会是中华文化的一大威胁。我们必须注意，对基督教的反理性、反科学、反人道的本质加以揭露和批判。”
————————————————————————
评：方先生这里说用了“软硬兼施”来形容基督教徒传教的手段，呵呵，好恐怖啊！仿佛基督教徒用的是我们从前在类似《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红岩》那样的“红色电影”中看到的“国民党反动派”或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待被捕共产党员的手段，先是“糖衣炮弹”“美色钱财”，不灵了，就是“酷刑折磨”。“软硬兼施”后一句是“威胁利诱”，于是基督教会成了人类最大的“恐怖组织”了（不排除方先生正是这样认为）。
不错，我个人也认为基督教的传教、宣讲福音的方式有待改进，动辄言地狱之劫，往往会令一些有个性有知识文化的听者反感，这是事实。但无论如何，断不到“软硬兼施”的地步。
在方先生这里，基督教就“一直是西方社会的一个毒瘤”，是“反理性、反科学、反人道”的。这是不是事实呢？方先生本人并非是历史学家，并非对西方历史有特别深厚的研究（起码迄今为止，我们未能拜读到方先生研究历史的独出心裁的大作，除了科学史部分之外，我个人感到他的历史知识，全部是从无神者已有的言论中直接移过来的），那么我们可以随便翻阅一下二十世纪世界史学界所公认的（不包括前苏联冷战时代和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官方组织编撰史着，因为这些著作，已经被公认为带有“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对历史事实研究的明显粗糙。参见许冠三先生着《新史学九十年》中评郭沫若的部分，特别是第五小节，岳麓书社，2003年版）关于世界文明史、基督教史的权威著作。恕我孤陋寡闻，我还没有发现一本与方先生是持同一观点的！如果方先生或其它朋友发现有的，请举出，我也好加强学习，端正思想，提高认识。
基督教对人类文明，可以说是既有极大贡献，也犯下过巨大错误，正确与错误，皆影响至今，如果说基督教历史是好坏参半、一言难尽，我倒不反对，甚至还相当认同。但问题是，方先生在缺乏对历史的专业的、总体的把握的情况下，凭借着局部的、不无夸大的个别历史时期的特征就全盘否定基督教，我不知其科学思维到了哪里去了。
最荒谬可笑的是这一句话：“基督教将会是中华文化的一大威胁。”看来，方先生真的要上书中央，要求“禁教”才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明确写着“宗教信仰自由”，这自由包括了信仰基督教的自由，那看来我们中央的国策有误了。不过，请问，先生说的“中华文化”到底包括了哪些部分，包括了哪些时期的产物？当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也有人大叫“共匪毁我华夏”，而事实上，从最高理想看，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共产党，其信仰是要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那时“中华文化”存在不存在，也是说不定的事，那时的世界是“大同世界”了，其文化价值观可以肯定与我们今天生存于阶级社会中的不同，中华文化还有何要“保卫”之价值，一切还是未知之数，但可以肯定，共产主义不会出于个别国别与民族的利益，而特定地保卫某种文化。在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我们对祖先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例如我们对“封建主义”要实行彻底的批判和否定，对人治传统要逐步地扬弃，这已经是对原有“中华文化”的一大批判与改造了，不知方先生如何看待之？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华文化之中，“共产主义信仰”算不算是对中华文化的“一大威胁”呢？
当然，在我看来，最关键的地方是：方先生得要证明，基督教或者已经宣布自己要在中国大地上彻底地与中华文化对立，或者是拿出那些在中国大地上已经信仰了基督教的人，都已经举起了“反华反中国文华的大旗”的证据，这样才是有理有据的批判和声讨，才会让人信服先生所言。可是，方舟子先生的文字中有吗？
既然基督教的本质是“反理性、反科学、反人道的”，请问：
1、离开基督教的传统，西方两千多年的道德伦理基准如何安放？不要忘记，其中基督教占据了大多部分的时光，而且它是有一套完整而且丰富的道德伦理学说和统治形态，在罗马之后到十七世纪左右，整个西方的社会生活基准仍然是基督教为主导的，离开这1500年的历史谈西方文明的深层精神中有什么“善”的标准的话，那请方先生提供一个可行性方案出来。如果基督教就是毒瘤的话，毫无正面作用的话，那西方文明的“善”为何能延续至今，这种“善”如果只与希腊有关，基督教是完全起反面作用的，那它早该“夭折”了，但我们的西方伦理学史并没有向我们提供这样的结论，“善”：独特的基于人道的善，仍然通过中世纪流传下来了，基督教是恶的话，这真是匪疑所思了。
人道主义、自由、平等、个体、爱、善，离开基督教的历史作用，我们就寻找不到其于今天含义的传统成分中还活着的那部分因素。在二十世纪，基督教内部产生了许多与时代境遇相结合的政治、神学和福音传教上的新探索，如有学者说：“在新教，20世纪的一个基本趋向，就是对社会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的关切。面对当代世界的变革和危机，一些神学家将内省的、思辩的和个人的神学转向立足实践、注重批判和关注政治和公共生活的神学，其表现是各种具有激进性质和实践性质的‘政治神学’的出现及其影响的扩大。这些政治神学包括新教社会伦理思想、希望神学、革命神学、解放神学、黑人神学，女权神学、平民神学、进步神学、生态神学。‘为社会主义的基督徒’等等。…….基督教自诞生以来，经历了从古代社会、中世纪到现代社会的巨大变迁，特别在20世纪，它经受了现代化浪潮的严峻考验。伴随着社会的嬗变，基督教自身一方面保持了基本的传统，另一方面也进行了巨大的变革。世纪末，基督教它的基本取向是更趋向世俗化，更关注现实，推动教会更进一步的革新”（见徐大同主编《现代西方政治思想》，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十一章）。
目前，基督教仍然是西方乃至整个世界，信仰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全世纪的基督教徒1996年的调查是19亿（见上卓新平着《宗教理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而美国可以说是基督教为主导信仰的国家，1988年一项盖洛普抽样调查表明：美国人中有56%的人选择基督教新教、28%选择天主教、2%选择犹太教、2%选择摩门教、2%选择其它宗教、10%未作任何选择，这项调查表明，无神论者在美国是少之又少。1996年关于美国议员的宗教归属的，属于基督教新教的占56.4%，天主教的占28.2%，犹太教的占6.5%。摩门教的占2.8%。也就是说，参众两院的议员均以“信仰上帝的人”占了绝大多数！（转引自徐以骅《美国宗教的“路线图”》，见氏主编的《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一辑，时事出版社，2004年）
我不认为，当今世界上还有一种现代社会有比西方社会还更加人道、更加理性的，而西方社会如果没有了基督教，那种人道将会是什么样的一套体系，真是无法想象了。只有极少数人认为基督教是“反人道”的，尤其面对今天之基督教！
在基督教徒中，产生了象康德、谢林、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德兰修女那样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如果基督教是反人道的，如何可能产生这样的人？更不要说耶稣了，即便是最严荷的学者，也把耶稣、释迦牟尼、孔子并称为人类三大最伟大的精神导师。我不知道一个完全没有人道的宗教，怎么可能出现这些人物？
至于说到方先生最乐于称道的“科学家”，就我有限的了解，不见得科学家们，特别那些表明自己是不信神的科学家，其身上所发出的人道主义精神，比一个基督教徒要高，起码没有证据显示普遍情况会是这样。恕我直言唐突，在科学家中，我还没有发现于人道主义上的贡献是超越了德兰修女的。
2、至于反理性，我想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基督教是“双希”（希伯莱的先知精神与希腊的理性精神）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至今仍然是人类所有宗教中最突显理性的一种，这种结合仍然是影响人类自我认识的一条最基本的思路。基督教的内省特征，使思辩哲学在思想自然与人的希腊哲学的基础上，大大地深化了自我的认识和把握生命的深度意志。其代表，就是早期教父哲学到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尼古拉.库萨的经典基督教思想、从帕斯卡尔、克尔凯廓尔、康德、谢林、施莱尔马赫到现代的卡尔.巴特、保罗.蒂利希、莫尔特曼、汉斯.昆等的近现代基督教思想，一大批杰出的基督教哲学家及其思想高居于人类的思想史、宗教史和科学史。其中的理性成分，任何一个有学术功底的人，都会看得出来！
在这些人中，不乏对近代自然科学与数学有卓越贡献的人，例如帕斯卡尔、笛卡尔、莱布尼茨等在数学史上的关键性贡献，牛顿、康德等在物理学、天文学上的贡献，甚至首先提出“宇宙大爆炸假说”的就是一位天主教罗马教廷的人！
基督教没有理性？哪来的话！
就算是中世纪，理性主义仍然是基督教内部的主流性世界观与方法论。说到中世纪，不得不重点引述一些最家最新的观点多说几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们对中世纪哲学的评价有失公允，一提到中世纪就会联想到‘黑暗时期’。然而，中世纪的黑暗时期（约400—1000左右）并不是基督教的过错，产要原因为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灭亡，文明被一扫而空所造成的。实际上，教会虽然伴随着世俗化对社会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不良影响，但是最初对于保存文明的火种还是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如果没有教会对蛮族首领的感化，没有教会对希腊文献的保护，文明很可能会付诸东流。在当时的情况下，或许只有宗教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那时的日耳曼各民族尚处在不十分开化的原始状态，不用说书写和阅读，甚至有些民族还没有形成文字。因而希腊文明的哲学、艺术、科学和思辩精神是很难为人们所接受的，然而福音说教却以其崇高而朴素的力量在情感上深深地打动了他们的心弦。不仅如此，而且也是从宗教的感化出发，欧洲各民族吸取古代文明包括哲学和科学的过程才得以开始。通过教会，新世界才有可能进入旧世界的大门。当然，新旧世界的交融以基督教为中介，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古代文明中只有那些被纳入宗教的部分才能得到保存和传播，因为教会理所当然地要排斥被认为是异教和异端的东西。不过，甚至这种局限性在当时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使这些未开化的民族处在幼稚状态的心灵不至于迷失在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理论学说之中，那是他们还不可能理解和消化的精神养分。所以，教会的确阻碍了哲学和科学思想的传播，造成了不可诂量的损失，但是对于欧洲各民族来说也起到了循序渐进的教化作用。”（见张志伟主编《西方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二编“中古哲学引言”。此书是近年出版的“国家教委九五重点教材）
关于早期基督教到中世纪的理性精神，就我所及的范围，可以参考下列中文著述：
1、《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逻各斯基督论》，章雪富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2、《信仰与理性：古代基督教教父思想家评传》，王晓朝主编，东方出版社，2001年。
3、《宗教与文化：早期基督教与教父哲学研究》，陈村富主编，东方出版社，2001年。
4、《神性与人性：上帝观的早期演进》，翁绍军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5、《记忆与光照：奥古斯丁神哲学研究》，周伟弛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6、《圣经和希腊主义的双重视野——奥利金其人及神学思想》，章雪富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7、《早期基督教的演变及多元传统》，章雪富、石敏敏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8、《教父学研究：文化视野下的教父哲学》，王晓朝着，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
9、《信仰与理性——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兴衰》，田薇着，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
10、《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贡献》，杨昌栋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1、《基督教哲学1500年》，赵敦华着，人民出版社，1999年
而现代基督教有没有理性精神，可以读到的中文著作，有不少都是原著翻译过来的了，略举几种：
1、《现代基督教思想》上下卷，詹姆斯.C.利文斯顿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2、《当代西方宗教哲学》，迈尔威利.斯图沃德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3、《俄国哲学史》，H.O.洛斯基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4、《当代西方新教神学》，卓新平着，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5、《当代西方天主教神学》，卓新平着，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6、《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张百春着，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7、《西方20世纪宗教哲学文选》，刘小枫主编，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
如果要读完整的原著的话，中译的公开出版部分，例如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宗教与世界丛书”、刘小枫主编的“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新近由许志伟主编的“维真基督教文化丛书”皆有许多质量上乘的基督教思想著作，其中不乏一流的基督教理论大师的作品。还有上海三联书店出的“20世纪思想家文库”，在已出的几套中，居然属于信仰基督教的思想家以及本身就是以神学家的身份为世人所共许的学者超过一半！他们是保罗.蒂利希 、马克斯.舍勒、马丁.海德格尔，如果连属于犹太教的胡塞尔，信仰上帝的20世纪顶尖的思想大家在目前已出的选集中明显占优。这并不奇怪，他们在二十世纪哲学史上的地位是众所周知，无可置疑，其学说至今不但毫无不过时，还影响日远，而基督教或犹太教的信仰背景，成为他们学说一个挥不去的背景乃至是主要的“场所”。上海三联这套丛书收入了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
至于说到科学，我推荐阅读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约翰.H.布鲁克的近作《科学与宗教》（中译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作者主观点如下：
“本书的主要目标是要揭示科学与宗教之间过去所发生过的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对于这种关系的流行概括，不管是以战争的字眼，还是以和平的字眼表达出来，都是经不起严格探究的。在科学与宗教之间不存在确定的关系。它是由不同的个人和群体在大量不同的处境之下造就的。不仅它们之间的分界是成问题的、随时间变动的，而且，把早先几个世纪的科学与宗教抽象出来，看它们如何发生关系，这种做法也有相当的人为性。”（见该书附录“20世纪的科学与宗教”）
此书被科学史界一直好评，另一位著名的科学史家林德伯格认为《科学与宗教》此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彩的、敏锐的、微妙的、层次丰富的分析，它将永久地改变学者及有知识的普通公众看待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方式”，而著名的科学史家能伯斯则认为此书是继十九世纪怀特发表的《基督教国家科学与神学之战争史》之后，最重要的科学与宗教的历史分析。（见中译本“译者前言”）此书的观点和展视出来的材料，远远较方舟子先生说的要深刻和全面，当然也更真实可信。在这方面，我个人不太信任方先生的眼界，因为他的心态是典型的“自以为是”的。
好了，我想说到这里，已经有足够的份量来回应方舟子先生的“反理性、反科学、反人道”的说法了。
我不否认在基督教曾经甚至今，仍然存在大量的反理性、反科学的观念和行为，这一种比较集中和典型地体现在十八十九世纪，欧洲教会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上，这一个世纪，总体来说，彼此是处于对立状态的。在当代，这种反理性、反科学的观念，方先生判断得对的是，绝大多数来源于最保守的教会或文化水平不高的一群，这的确是事实。我并不讳言。
问题是这不是事实的全部！即在基督教内部还有一个强大的同样传统攸长的理性传统，它们理解科学的本质和作用，并给予相当的支持，乃至参与。这股力量由于来自高层或发达地区的知识人，所以其影响力不仅不在反理性传统之下，而且是起中流砥柱作用的。基督教未来的发展，它们仍然是带动性的力量。
至于说基督教的反人道，我想除了中世纪的异端裁判所、火刑和对异教徒的大规模之外，基督教史上没有出现过更广泛的反人道现象，相反，基督教融入社群，服务人群的精神，在当今所有宗教中是最突出，成效最卓越的。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相比，无可置疑，是远远不及。这就是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