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教皇约翰保罗二世1992年10月31日在教皇科学院全体会议闭会上的演讲，英文联结：

http://bertie.ccsu.edu/Phil135/Cosmology/GalileoPope.html

这是皇上正式代表大公教会为历史上的伽利略案件进行调研并作出正面肯定的公开评价，以此为例界定宗教与科学及其相互关系;尽管他老人家只字未提罗马的宗教裁判所。嘻，嘻！)

各位德高望重的阁下, 女士们，先生们,

1. 教皇科学院全体会议结束之际，我有机会在我的主要随从和梵帝冈外交部领导面前会见会议的杰出人士。为此我向你们大家致以热烈的欢迎。

在此我要向Marini-Bettolo 教授问候, 由于生病的原因他没能出席。我保证为他祷告,表达我期待他恢复健康的强烈美好的愿望。

我同时也向那些第一次进入科学院斑子的(新) 成员问候; 我感谢他们把他们崇高的品格带入您们的工作。

另外, 我很荣幸地在这里看到Adi Shamir教授, 他来自以色列Rehovot的魏兹曼研究所, 教皇科学院授予的Pius XI金奖获主 , 在此我向他致以热忱的祝贺。

今天，有二个主题特别引起我们注意。它们最近才由Paul Poupard红衣主教和George Coyne神父向我们提出, 在此我向他们表达谢意。

一

2. 首先, 我想向教皇科学院表示祝贺。因为教皇科学院在其全体会议上选择了这么一个重要的与今天息息相关的问题: 即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的复杂性的产生的问题。

复杂性主题的产生可能标记着自然科学史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与和伽利略名字相关的那个时代一样重要, 因为在伽利略时代，一个清楚的模型或秩序似乎是明显的。复杂性精确地表明, 为了解释丰富多采的种类或现实, 我们必须求助于大量不同的模型。

这种认识向科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们如何，在承认"整体大于部份的总和“这一事实基础上，给这个世界(始于基本粒子和现象层次) 一个统一解释?

科学家在努力对实验数据进行严谨地描述和规范时, 往往由于逻辑程序的需要，得求助于超科学的概念。精确地说明这些概念的本质是有益的，以避免那些把科学发现和与之根本无必然联系的世界观，意识形态的或哲学的肯定做紧密相连的过度推测。在此我们看到哲学的重要性，因为哲学同时考虑现象及其解释。

3. 举个例子，让我们想想为了解释生命的产生, 科学水平上的新理论是如何产生的。在一种正确的方法中，生命的产生是不能只在科学的框架内立刻得到解释的。特别是当生命的问题是人和人脑时, 就不能说这些理论本身肯定或者否定了精神灵魂, 或者理论提供了创造论教义的证明, 或相反, 理论证明创造论教义无用。

进一步的解释工作是必需的。这正是哲学的对象，即研究实验数据的普遍意义, 因而也是现象搜集和分析的科学研究。

当代的文化要求一种对综合知识和统一学问的持之以恒的努力。当然, 我们看到的成功归因于研究的专业化。但除非这种努力与界定不同知识分支的反思取得平衡, 我们就有冒 "疲软文化"的大风险，这实际上是对真实文化的否定。没有人文和智慧，一种真实的文化是不可想象的。

二

4. 我在1979 年11月10 日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诞生一百周年记念会上为相似的关怀所激动, 当时我在同样的教皇科学院表达了这样的希望： "神学家， 学者和史学家们, 为真诚的合作精神所激励, 将更加深入地研究伽利略事件，无论哪一方错了都得承认，这种坦诚(的态度) 将会消除 在许多头脑里仍然存在的抵制科学和信仰之间有效地一致(的观点)". 在1981 年7月3 日为此目的成立了一个研究会。在我们庆祝伽利略逝世350周年的今天，作为工作的总结，该研究会呈交了大量的我高度评价的论文。我想向Poupard红衣主教表达诚恳的谢意，他被委任研究会结束阶段的协调研究工作。对与那些在本会议中以任何方式参加指导这项多学科研究的四个小组工作的所有专家们, 我表示我深深的满意和感激。这项已经进行了10 多年的工作是对第二届梵蒂冈委员会建议的一个指南的反应，给我们在这问题的许多重要方面带来更多亮光。未来将不可能忽略研究会的这些结论。

有人可能会惊讶于我在教皇科学院就各种科学的复杂性产生的问题的研究周末重新回到伽利略事件。难道这个案件被长期搁置了，并且还存在没有承认的错误吗?

答案是肯定的。但是隐于该案之下的问题涉及到科学的本质和信仰的信息。因此不能排除我们哪天将会遇到相似的情况, 这种情况要求双方对彼此的领域和各自能力的极限都有所了解。由复杂性问题所提供的方法能给该案提供一个例证。

5. 围绕着伽利略案有两个引起争议的中心问题。

第一是认知论的程序问题，这与解经有关。就这方面, 有两点须要重新提出。首先, 伽利略象他的许多对手一样,没有把研究自然现象的(科学)方法与该方法一般要求的对自然的哲学程序的反思区分开来。那就是为什么尽管缺乏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他拒绝那些把哥白尼 系统作为假说的建议。这倒是由他启发而建立的实验(科学)方法的一个权宜特例。

第二, 世界的地心说表达在当时的文化中是被普遍承认与圣经的教导完全一致的, 在圣经中某些表达被字面地采纳似乎肯定了地心说 。因此，摆在那个时代神学家们面前的问题是日心说如何与圣经兼容。

因而，新科学，以其方法及其所暗示的研究自由, 迫使神学家察考他们的圣经解释标准。而他们中大多数是不知道该怎么做的。

似乎很矛盾的是, 伽利略, 作为一个真诚的信徒, 在这方面表现似乎他自己比反对他的神学家们更具有洞察力。"如果圣经是不可能错的“", 他给Benedetto Castelli 写到，“它的某些翻译者和评论者却能用许多方法(解释) 。"。我们也知道他给 Christine de Lorraine (1615) 的象一篇短论文的关于解经的信。

6. 由此我们可得出我们的第一个结论：一种研究自然现象的新方法的诞生要求对所有学科领域的部分进行清算。它迫使学科更加清楚定义它们自己的领域, 研究方式, 方法, 以及它们结论如何精确得出。换句话说, 这种新方法要求各个学科变得对自己的本质更加苛刻。

由哥白尼系统所引起的不安要求对圣经科学进行认知论的反思, 这种努力后来在现代注释(圣经)工作中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这已得到认可并且给第二届梵蒂冈委员会的”教义宪章法“带来新动力。

7. 我刚才谈到的危机并非对圣经解释的唯一反应。在此我们要牵涉到第二方面，即牧养方面的问题。

教会因着她自己的使命,有责任对圣教的牧养效果不懈努力。首先得弄清(圣经的) 教导必须与真理相应。但这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判断一个看起来似乎与信仰真理相矛盾的新的科学结论？只要地心说似乎是圣经教学本身的一部份，就很难做出哥白尼理论所要求的牧养论断。这同时就有必要克服习惯性想法而发明出一种能向人民启迪上帝的教学。让我们这么说吧, 一般地说, 牧师应该表现出真正的胆量, 避免陷入犹豫态度和仓促论断的双重陷井之中，因为二者都会导致极大伤害。

8. 另一个与此相似的危机也可在此提及。在上个世纪和我们这个世纪初期,历史科学的进展已经使接受一种新的对圣经和圣经世界的理解成为可能。这些(历史) 的材料经常地被理性主义地表现出来似乎对基督徒的信仰有危害。某些人, 因着他们关心捍卫信仰, 认为有必要拒绝有牢固基础的历史结论。那是一个仓促而令人不快的决定。象Lagrange神父这样的先驱者则能以可靠的标准为基础进行必要鉴别。

在此有必要重覆我上面说过的话：神学家们有责任使自己经常保持对科学进展的了解以便检查是否有必要, 有理由在他们反思或者改变他们的教学内容时对这些科学进展加以考虑。

9. 如果当代文化是以科学主义为倾向标志, 那么加利略时代的文化视野就有一致性并且带着一种特殊哲学形态的印记。这种文化的单一性, 就其本身来说是正面的并且甚至在我们这时代也是激动人心的, 正是加利略备受谴责的原因之一。大多数神学家看不到圣经和圣经解释之间有着形式上的分别, 这使他们过分地把一个实际上属于科学研究的问题强加到信仰的教义的领域。

实际上根据Poupard 红衣主教的回顾, Robert Bellarmine, 在真正地看到辩论中的生死攸关时亲身感到, 在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可能的科学证据面前, 人们应该"十分小心地解释" 每个似乎肯定地球是固定的圣经段落"宁可说我们不理解，而不肯定(实验)展示出来的是假的". 在Bellarmine 之前, 同样的智慧和对圣言的尊敬引导圣奥古斯丁写道: "如果刚好圣经的权威与清楚而肯定的推理相冲突，这必定意味着解释圣经的人没有正确地理解圣经。这不是圣经的意思(本身) ，而是他想要加给的意思与真理冲突,。那与圣经冲突的不是圣经里的东西而是他自己放(进圣经)那里的东西".一个世纪以前, 教皇Leo XIII在他的“百科全书” 里回忆这忠告时写到："真理是不会与真理相冲突的, 并且我们可以肯定某一错误是在解释圣经或在辩论本身中产生的“

Poupard 红衣主教已经提醒我们, 1633 年的判决并非不能平反的, 而且这辩论一直延续到1820才因Canon Settele的努力被授权中止。

10. 从启蒙时代开始下至我们今天, 伽利略案一直有点儿"神秘", 这种人造的("神秘")形象把事件带到离现实甚远。从这方面来看, 伽利略事件是教会抗绝科学进步的标记, 或是"教条"蒙昧主义反对自由寻求真理的标记。这个神秘担当了一个很大的文化角色。它使许多有良好信仰的科学家们持守这样的思想：即在科学精神及其研究法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存在一种不协调。一种悲剧性的相互不理解被解释为科学和信仰之间根本对立的反映。由最近历史研究所得的阐明使我们能宣布这种可悲的误解现在已属于过去。

11. 从伽利略事件中我们能学到的教训对今天发生的以及将来可能发生的相似事情依然是有效的。

在伽利略时代, 所谓的以缺乏一个绝对物理参照点的方式描述世界是不可想象。并且因为当时所知的宇宙只能在太阳系之内, 这个参照点只能是地球或太阳了。今天是在爱因斯坦之后的时代而且是在当代宇宙学的光景之中, 这两个参考点都失去了它们曾有的重要性。这种观察, 不言而喻, 并没有直接反对在辩论中伽利略地位的有效性； 它只表明, 经常在持对立观点的双方之外, 存在着一个更宽广的的视野：那包容双方并超越双方。

12. 我们得到的另一个教训是知识的不同分支要求不同的方法。伽利略以一位卓越的物理学家的直觉并依靠不同的论据, 实际地发明了实验方法, 他理解为什么在当时所知的星球系统中只能是太阳行使世界中心的功能,。那时的神学家们坚持地球为中心，他们的错误在于认为我们所理解的对物理世界的结构在某些方面是按圣经的字面意思强加的。实际上圣经并不关心这个物理世界的细节, 对它的理解是人的经验和理性所能及的。存在着两个知识领域，一个来源于启示，另一个是理性本身能发现的。特别地后者属于实验科学和哲学。这两个领域知识之间的区别不应该被理解成对立的。两个领域并不完全彼此陌生; 它们有相交点。对各自领域适当的方法学使得现实的不同侧面呈现出来成为可能。

三

13. 教皇科学院就是依着这构想工作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在梵蒂冈明确承认的宪章保证的科学的 合法的自由下促进知识的增长。

对科学或哲学理论至关重要的应该是真实, 至少是有重要而坚实的基础。教皇科学院的目的正是辩明并传达科学的现状，并在其适当的限度内，说明什么可能被认为是已获得的真理或至少有多大可能性拒绝它是不明智和不合理的。这样一来无必要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

因此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将是教皇科学院的最佳贡献，因为教皇科学院确切地规范并解答了重要问题。这些重要问题是教会，因着她特殊的使命, 有责任对那些不仅只是与天文学, 物理学和数学, 而且与新学科譬如生物学和生物能学有关的问题加以密切关注。许多最近的科学发现及它们可能的应用，就其似乎威胁人类赖以存在的基础而言，其对人的影响远比人的思想和行为直接。

14. 在人类面前有两种发展方式。第一种介入了文化、科学研究和技术, 也就是说，任何属于人和受造物水平方面的(发展), 这方面正以飞越的速度增长。为了使这种进步不完全在人之外, 它预设了一个同时出现的良心及其驱动。第二种发展方式介入人类的最深处, 当人超越世界和自我时, 他转向那个所有的创造者。只有这种垂直方向(的发展) 能给予人的存在和行为完全的意义, 因为这把人与其起源和终结相联系。在这个水平和垂直的双重方向发展中, 人充分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精神的存在和作为一个叫homo sapiens的物种的全部意义。但我们看到 发展不是一致和线性的, 进步也不总是有序的。这表现为限制人类状况的混乱出现。意识并考虑到这种双重发展的科学家会对和谐的恢复做出贡献。

致力于科学和技术研究的人承认, 作为发展的前提, 世界不是混乱的而是一个"宇宙"; 也就是说, 存在着秩序和自然法则，这些秩序和自然法则可被掌握和检验, 由于这个原因，也就和精神有着某些亲合力。爱因斯坦过去常说: "世界上那永远不能理解的东西就是那可以理解的"。这种可理解性, 为大量的科学和技术的发现所证实，最后把我们的分析带领到那印在万物之上的超越而原始的“思想”(之中)。

女士们，先生们，作为结语, 我衷心祝愿您们的研究和反思将有助于为我们的当代提供一个有效的指南，以便在世界上建立一个更加尊重人类的和谐社会。我为您们为梵帝冈付出的服侍表示感谢, 并祈求神以他的恩赐充满您们。

发自梵蒂冈, 1992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