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群教会，中国基督教教派之一，又被称为基督徒聚会处，聚会所，地方教会，召会等。从其教制形态，特别是其祈祷、团契、牧养和信仰表述等来看，是属于西方主流宗派教会之外的自由教会范畴。
1920年，原美以美会家庭背景的倪柝声在英国圣公会于福州南台开设的学校读书学习期间，受到当时中国著名女兴奋布道家余慈度（DoraYu，1873-1931）的影响，开始思考和摸索直接从圣经启示中领悟信仰的奥秘，而非承袭西方在华差会的布道和牧会模式，或者说以西方基督教的教义和教理传统为范式。
年仅17岁的倪柝声从此走上脱离西方差会，特别是大宗派教会传统而另建中国基督徒自立或自主型教会之路。1922年，倪柝声与海军军官王载夫妇三人第一次以新约教会的形态聚会掰饼，此可谓标志着中国基督教本土教会“基督徒聚会处”的萌芽。在随后的几年里，倪柝声与英国传教士和受恩等有密切的交往，完全认同她的信仰和实践的方式。接着，他两次访问英国，与英国本土公教会传统之外的英国兄弟会等自由教会传统的教会有很深的联系。特别是英国伦敦的“基督徒交通中心”的史百克(TheodoreAustin-Sparks，1885年－1971年)对倪柝声的认同和支持，决定性地帮助了基督徒聚会处在中国的全面兴起。
该教派在政教关系和基本教义传承上，类似于西方宗教改革前后的瓦尔登教派（Waldensianism）和源自瑞士苏黎世的重洗礼教派（Anabaptists）。史百克曾经师从的宾路易师母（Mrs.JessiePenn-Lewis，1861－1927），内里生命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属灵观注重宣扬主观十字架的经历和属灵争战，可视为影响倪柝声最重要的人物。因此，在当时西方差会一统全国基督教格局的情形下，小群教会的出现，以一种特别的精神方式，吸引了大量的中国信徒。在严格的教义学层面看，小群教会其实才是真正的“三自教会”，完全符合三自原则原创者HenryVenn和Anderson在1850年提出此原则的最初意愿。
该教派传统坚持圣经教会的原初形态，注重“属灵生命之道”，以家庭聚会为主，不装饰十字架、圣像和历史教会的圣礼礼仪，亦不注重圣经记载之外的复活节和圣诞节；无历史教会的圣职传统，无按立圣事等，成员皆弟兄姊妹平等相助。每年7次特别聚会。在基督教教会史上，基督徒聚会处与门诺会、贵格会、兄弟会等公理制教派传统，存在着极多的相似性。后来的发展史表明，在1949年之后漫长的政治运动阶段，小群教会受到的严酷的考验。除了创始人一代基本上都在各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整肃或脱离，在海外的发展也应着冷战时期中美关系中断和台海两岸持续紧张关系而受到影响。比如，大陆80年代农村地区出现的许多秘密的邪教组织，盗用了小群教会的许多团契形态，甚至名号，结果在许多地方，人们将这些异端邪教与在海外受到法律保障的小群教会（即召会或地方教会）联系起来。这样做，最终受到伤害的是海外华人教会与自己的祖国之间的情缘和情感，唯一得益的就是异端和邪教，或者梦想分裂和肢解中国的一些极端政治团体。
而目前中国新教教会中的非体制教会中，真正在教义系统上具有相对自主，并在公民责任上达成自律的只有小群教会和北京新兴城市教会。我们要从神学和法学的层面，明确关于源自基督教伟大的灵修传统并经过宗教改革和现代工业革命而获得极大尊严和自治权的非体制教会其信仰理解上的纯正性和公民责任上的可信性。
就中国的政教关系而言，我们要澄清围绕着倪柝声、李常受和召会（又称，小群教会LittleFlock，或地方教会LocalChurch）的三种误读，从而要做出相应的切割。可以说，甚至在很大的范围和程度上，这三种误解正在演绎成谎言和诽谤，并最终危及这一特殊的基督徒群体的声誉和基本权利。
第一种误读：倪柝声和李常受是小群教会的神、主和崇拜核心，因此，是基督教世界中的异端；
无论是从文本分析和诠释来看，还是从影像文献来看，倪柝声和李常受从未确立其个人为基督信仰中的神。从系统神学的教义体系来看，逻辑慎密谨严的论证与演绎都可以帮助我们去确认这两位历史人物的基本信仰立场。世界福音派系统最具严谨神学立场的富勒神学院（FullerTheologicalSeminary），从2003年到2007年在加尔文主义神学背景的时任院长RichardMouw亲自主持下，组织院内外一批最优秀的来自不同宗派传统的神学家、学者和教会牧长，多次研究、考察和探究这一堪称中国基督教史上的“土著”教派之基本信仰、教义学归属、教会牧养方式和历史遭遇中的磨难、误会和坎坷，最终得出严肃的学术结论：小群教会不是异端教派，更不是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因此，也不是任何类型的邪教。
2007年1月27日，在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CGST）和香港浸会大学，以“华人教会的正统信仰”为题，北美、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一批优秀的学者聚集三天专题讨论和研究后，一直确认倪柝声、李常受等所代表的世界范围的基督教召会（即小群教会）不是传言中的异端。“根据大会现场派发的富勒神学院声明，指地方教会（LocalChurches）及其成员的教导与实践，在每个方面都体现（represent）那真正的（genuine）并合乎历史与基于圣经的基督教信仰。声明指，该院一批高层曾经与地方教会以及其出版机构水流职事站（LivingStreamMinistry）的代表进行为期两年的详细对话，并全面审视其主要实践与教导，特别是倪柝声与李常受的教导，而得出此结论。杨庆球指出，基督教信仰的范围不能超过圣经，而圣经来自使徒的教训；而历代教会的传统甚至教父的说话并不绝对正确，但只要仍在圣经的规范中，都值得尊重。而福音派信仰的特质是肯定信仰的对象是客观、真实、普遍的。他说，福音派并不拥有全部真理——他并补充说“因而有对话学习机会”——但肯定“这”真理，并有系统地趋近它。杨庆球说，在教义上教会绝对有权定违反圣经者为别异宗派，但这是消极做法，积极而言应以圣经为基础彼此沟通，寻出合一的真理。但他慨叹所谓“别异”者亦自视为“正统”，不与其他“正统”对话，结果对立持续，“这是主再来前的无奈”。”与会者中绝大部分都是拥有各自有别于地方教会传统的不同宗派背景的牧师和学者。如时任香港中神院长的周永健牧师（改革宗背景），美国洛杉矶CLE（美中教会人士交流协进会）总裁余国良博士（浸信会背景），美国圣公会会友和中国事务专家DavidAikmann，芬兰信义宗背景的富勒神学院教授Prof.Veli-MattiKarkkainen等。
第二种误读：小群教会内部最重要和最隐秘的部分就是呼喊派，因此，是法律层面和社会学层面的邪教；
据严格的考证和亲历者见证，晚年的李常受非常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在中国大陆被一批违法犯罪集团冒用为教主。他多次公开明确反对一切形式的非法团体打着地方教会和他本人的旗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得到确实的消息，说你们弟兄姊妹在你们那里把我当做神拜，称我为主称我为王。这话我实在觉得极不妥当。照着圣经的教训，你们绝不可把任何人当作神来敬拜。在圣经中从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一至十八节说：「众人看见保罗所作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于是称巴拿巴为丢斯，称保罗为希耳米，因为他说话领首。有城外丢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向众人、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作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脱离这些虚妄，也就是拜偶像的事，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时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二人说了这些话，仅仅拦住众人不献祭给他们。」所以圣经在这里清楚地给我们看见，即使是那样把恩典带给人的使徒们，人若把他们当作神来拜，使徒们也是非常不许可，禁止拦阻他们的。因此我借着这一点的话语，请求你们把这件事完全停下来。绝不可以把任何人当作神来拜，或称他为主、为王，这实在是等于拜偶像，更是亵渎神、得罪神的。我请求你们接受这一点的话，把这件事完全停下来，不可以再作了。并且请你们也为此费神转告，也许别处可能也有这种情形，请他们也停下来。这样在神面前有一个改过，才能讨神的喜悦。但愿神恩待你们，祝福你们，我也多多谢谢你们。再见！”(1991夏季李长受录制)。
从历史发展的形态学层面来看，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文革”，可谓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结合东方专制主义最现代的悲剧时期。除了极端的西方政治传统中的意识形态外，其它所有潜藏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恶与邪，都在短期内爆发出来了，其残酷、极端和非人性混杂着非常态的领袖崇拜和神话，构成了当时唯一的精神性和信仰性景观，并且独具政权的合法性与强制性。
尽管如此，中国最普通的民众出自本性的宗教信仰却从未完全被消灭，或者被清理出人性的心理、意识和精神深处。外在的有形的宗教组织自1949年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国家唯一合法的精神和价值系统以来，宗教组织也按照“人民团体”被列入国家政治体制内，享有干部编制、特权福利和政治身份等一系列党和政府类型的特征性待遇。在这样的背景中，一切民间的、非共产主义的和异质的价值、理念、精神和宗教信仰都试试受到国家公检法和党务、政务及“人民团体”等全权政体的监督、控制和禁止。1949年之前所有的涉及到国家混乱、民族蒙羞和天灾人祸都被定性为违背“人民利益”的结果，从此，革命和人民，等于党的原则和利益，就成为排斥与镇压所有异己的崇高和正当的利益。党因此而高于国家和政府，并绝对地指挥和支配所有专政机器。历史文献表明，这一时期，大量的悲剧其实都是恶劣的人性以崇高的意识形态作为合法性借口和外衣得以实施和完成的。
于是，基督教，这种越是劣境和迫害，越是显示其顽强和非凡之生命力的宗教信仰和真理系统，同样也出现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两千多年的基督教历史证明，最具真理的精神系统，特别是信仰系统，往往最易成为异端邪说和邪恶思潮的目标，或者伪装物，或者攀附物，或者直接的毁灭者。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1949年以来，以基督教为掩护的各种异端邪说从未真正地彻底地被清除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绝对统治下的社会各阶层。相反，几乎所有这些被通缉和围剿的邪教和非法精神团体都可以享有美国宪政体系内的一切权利保障系统，似乎美国社会和政府具有某种特质免于所有异质精神和价值系统的侵蚀和毒害。而中国似乎相反，任何异质的思想、念头、主张和个人审美、情感与直觉表达形态，都会被绝对地定义为有害人民利益和国家政权而遭遇到来自国家专政机器的绝对打击与毁灭。前者似乎总是络绎不绝地容纳和善待层出不穷的异端邪说，而后者则从未停止对所有一切异见的担忧和剿灭，但，总是越来越多。
第三种误读：召会所使用的恢复版圣经不是基督教伟大传统中的圣经正典，而是倪柝声和李常受语录和被他们篡改过的圣经。
从严格的学术考证来看，目前世界各地召会（或聚会处）传统所使用的圣经（恢复本）其实是诸多种的汉译圣经正典之一，根本不是什么以讹传讹中的倪柝声和李常受语录。打开恢复本圣经，在首篇简说中，主译者如此写道：“本新约圣经恢复本，乃以华语中最通行的国语和合本为参照，尽力保留其语体、节奏以及人地名音译，各面的优美，并以英语中所有权威译本，以及华语中所有寻得的其他译本为参照，不但为得借鉴、启发，也为避免偏见、误断、凡较佳辞句，无不尽力采集，务求圣言中的启示，能在华语中，得到差异最少，达意最准的发表。”
那么为什么在国内外围绕着这一特殊的属灵团契会产生那么多纷争、误会，甚至争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召会完全有别于基督教历史上所有的信经型教会传统，与大公教会的信仰原则完全脱离。即使与内里生命会等英国和欧洲的极端避世的小教派有关系和渊源，也因着其在中国特殊历史情境中而更加强化了封闭发展倾向有关。他们内部完全是按照弟兄会的传统，形成圣洁、诚实和敬虔的弟兄之谊，完全脱离大公教会的等级制度和教义制衡体制。
严格地说，一个法治社会和宪政体制下，对这样的家庭聚会式的圣洁小团体是绝对的包容，根本不应该将之视为政府的威胁，同样，也绝对不会影响那些处处与国家政权相关联的其它大教会组织的实际利益和名誉。至于在中国许多地方兴起的新兴宗教中存在着打着倪柝声和李常受名号去敛财违法的灵恩小团体，那就应该另当别论，而不宜简单地将之一律划归入聚会处的名下。无论是教会论神学，还是圣礼神学，召会都演化出一整套完全有别于西方基督教传统的理解方式。若中国政府主管宗教事务部门真正能够从维护宪法制定的公民信仰自由权利，那就应该尽早地为倪柝声恢复名誉，或者，至少应该允许全国两会及其属下的神学院校将倪柝声作为中国基督教史上的先贤予以研究，其数十卷之巨的著述应该同意在中国教会公开发行和研究。
关于倪柝声所创建的聚会处传统，作为教会自治的实验，将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原本地方教会就拒绝成立省市和全国性的领导组织体制，即使国宗局鼓励他们这样做，也不会改变他们独特的信仰实践之准则和方式。因此，勿用担忧聚会处（召会）有朝一日会威胁“全国两会”和任何一个政府扶持的宗教组织和团体。但是，必须看到，对于这样一种追求圣洁和成圣的小团契型教会组织的任何打压、中伤和排斥，最终受到损伤的只能是我们的中国政府。越早认识到这一点，越有益于国家形象和执政党威望的建立和维护。
本文作者王艾明牧师：金陵协和神学院教授、金陵协和神学院副院长。文章节选自《自治——中国基督教唯一合理的教制设计》，蒙作者许可使用，转载自 共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