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部辦公樓坐北朝南把守在一條寬闊的土路的西端。這是一棟紅磚白瓦的建築，頗具蘇式風格。雙扇大門之上鐫刻着“１９５８”字樣，門前的四根水泥柱子使這棟並不宏偉的建築略顯威嚴。向東，路兩側散布着服務社、招待所、氣象站、醫院、大禮堂等單位，一律紅磚建築。牆壁上無一例外紅底白字：“要準備打仗”“提高警惕，保衛祖國”。土路的另一端通往一號戰備公路。

三百多名同學按照在學校時的規矩，以班級為單位，列隊走進辦公樓左側的大禮堂，主席台上高高地懸着一條“熱烈歡迎新戰友”的橫幅。

團長致了簡短的歡迎詞之後，宣布說，團部食堂為歡迎新戰友準備了特殊的午飯。這時我才注意到，主席台的一側擺着幾個碩大的藤條筐子，上面蓋着原本是白色但早變得灰了吧嘰的棉被。團長還說，午飯後，由賈參謀長公布分到各個連隊的名單。

突然意識到，很快就要被分開，奔赴不同的連隊了，同學們頓感分外親近。我們班的七個女生，面對面地坐在兩排長凳上，吃着到達北大荒後的第一頓飯，心照不宣地壓抑着難捨的情緒，嬉笑着互道：“這也許是咱們在一起吃的最後一頓飯呢。”

我向男生那邊瞥了一眼。他們面對面坐着、吃着、玩鬧着，只有臧海凝正襟危坐、冷眼旁觀。從頤和園遊玩以後，他對就我視而不見，我卻管不住自己的眼睛，老往他那兒瞟。

甜絲絲的烤餅既有點兒像麵包又有點兒像饅頭，卻比麵包和饅頭都好吃。大家吃着、誇讚着。慶慶戲說，她應該再去要一個烤餅留着，等餓了再吃。

柳雲琴一臉正義，批評慶慶自私自利，想多吃多占。

慶慶的臉一耷拉，“又沒多吃多占你們家的，管得着嗎？”

“當然管得着。”柳雲琴義正詞嚴，“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行為和言論誰都管得着。”

慶慶更沒好氣兒了，“琴子，除了給人上綱上線，你還有什麼本事？”

柳雲琴猛地起立，氣勢洶洶地回嘴：“仗你出身好就老虎屁股摸不得啦？你有什麼了不起的!”

慶慶蹭地跳起來，“就是老虎屁股也輪不到你摸！”

聽見這邊的爭吵，坐在旁邊長凳上的男生轉過身來看這邊發生了什麼事情。

見勢不妙，宮苹和另一個女生趕緊拉慶慶坐下，“算了，算了。”

我和其他幾個女同學也把柳雲琴摁回原座，一邊勸解道：“別吵了，別吵了，影響不好。”

在火車上，我和宮苹、慶慶就商量好了，到了北大荒，無論如何也不能讓人把我們三個人分開。我們多慮了，午飯後公布分到各個連隊的名單時，同班來的十五個同學以及外班的六個同學一塊兒被分到二十一連。

慶慶對跟柳雲琴分在一個連隊又是搖頭又是撇嘴又是斜眼得老大不滿意。

宮苹小聲安慰她說：“知足吧，至少咱們仨在一起。”

我也勸她：“琴子就是這麼個人，你跟她計較什麼勁兒？”

二十一連派來接知青的女排長殷向東儼然一副公事公辦不苟言笑的幹部模樣，同學們一個個畢恭畢敬輕聲慢語，連最調皮的陳勇都中規中矩，不敢造次。

點過名以後，柳雲琴問：“排長，咱們二十一連在黑龍江邊嗎？”

殷排長指點着方向說：“咱們連隊位於團部東北五公里的一號戰備公路北側，離黑龍江不過二三里地。”

我和宮苹、慶慶互換了一個欣喜的眼神。

臧海凝問：“那咱們連有在江邊巡邏的任務嗎？”

“有。每天通宵都有巡邏小組在江邊執勤，這是咱們連隊抓革命促生產、屯墾戍邊保衛祖國的任務之一。”

像林子裡突然飛來一群唧唧喳喳的小鳥，同學們七嘴八舌地議論開來：

“那就是說，咱們有槍可扛啦。”

“真要開打，咱們連肯定首當其衝啊。”

“嘿，不但來到了北大荒，而且還在祖國的邊防線上安營紮寨！”

“哎呀，沒治了！”

“太來勁兒了！”

殷排長提高嗓門：“來，大家把行李搬上馬車。”

隨着這一聲令下，同學們雷厲風行，很快就放好了行李，三輛三套馬車一輛接一輛地走出我們還沒來得及熟悉的團部，走向蒼茫的原野。

九月下旬的北大荒，綠色已然褪盡。原野平展得一望無際，地連着天、天連着地，無限廣袤、無限遼闊、無限深遠。走在這天與地之中，三輛馬車顯得單薄渺小，我們這些新來的知青顯得更微不足道。

到達二十一連時已是夕陽西下。沒有電影裡看到過的貧下中農歡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熱烈場面，也沒有老知青歡迎新戰友的手足情深，連在團部看到的諸如“要準備打仗”“提高警惕，保衛祖國”的大標語也一幅不見。營區靜悄悄的，靜得讓人不敢大聲出氣，靜得使人懷疑這裡是否真有生龍活虎的兵團戰士。可是，一排排柴火垛後面，模樣大同小異的土坯房、茅草房頂上，煙囪里裊裊上升的炊煙分明告訴我們：到地方了。

雖然並沒指望走進一座沸騰的軍營，但也太死氣沉沉了，這也能稱得上是個“連隊”？

慶慶顯然與我有同感，俯身貼在我的耳邊說：“我怎麼覺着還沒到冬天，這地兒已經開始降霜了？”

我不置可否地搖搖頭，不知說什麼好。

馬車停在一排低矮的房子前。謝天謝地，我和宮苹、慶慶幸運地分在一個屋，算得上是個小小的天遂人願吧。屋裡沒人，正中間的上方，一根孤零零的電線吊着一隻赤膊的燈泡和細細的燈繩，我過去拉燈繩，燈沒亮，不甘心，又拉了幾下。

慶慶嘲弄我：“傻不傻啊你？沒電再怎麼拉也是沒電。”

我沒理她，打量了一下昏暗的房間：進門左手是炕，炕頭一側留出夠放三個鋪蓋的空間，然後是五個並排的鋪蓋。對面是一個從牆這頭到牆那頭的雙層箱子架，留下的空當也正好放我們仨的箱子。炕和箱子架之間是大約兩米來寬的空地，擺着臉盆、小板凳什麼的，有人已經為我們的到來把一切都準備好了，可是人呢？

指揮搬箱子的時候，殷排長叫我們五分鐘之後集合，帶上餐具去飯堂吃晚飯。不敢怠慢，從行李里掏出餐具，立馬出去集合，出門便見柳雲琴已經在集合地點跟殷排長聊得火熱了。

黑乎乎的飯堂里，憑聲音隱約可辨就餐的人們圍站在十來張大圓桌旁，說話聲、喝粥聲、咀嚼聲混成一片。啊，原來人都在這兒呢。

沒有誰注意到我們這一行魚貫而入的新知青。這樣反而好，我想。不然，眾目睽睽的，多彆扭。

不知是燈芯質量有問題還是燈里的煤油將盡，打飯窗口的煤油燈營養不良似的把窗口周圍照得昏慘慘的。我們學着殷排長的樣子打開飯盒，一手托盒，一手托蓋，將盒與蓋一齊伸向發飯的人。發飯的人無言地往每個人的飯盒裡盛一大勺溫乎乎的棒子麵粥，然後在盒蓋上放一塊沉甸甸的月餅、兩筷子鹹菜。我們走到離打飯窗口最近的兩張大約是專門留給我們用的大圓桌邊。稀溜溜的棒子麵粥香香的，跟在家的時候自己做的味道不太一樣。可那“月餅”一口咬下去才知道，是瓷瓷實實不帶餡的棒子麵蒸餅，根本就不是什麼月餅。

慶慶嘟囔說：“中午還是教工食堂的伙食呢，晚上就成了民工食堂的配給了。”

我剛想笑，一下咬了舌頭，疼得捂着嘴，狼狽不堪。

一個高個子身影從我們桌邊匆忙走過，到打飯窗口打了飯，轉過身，停了下來，大聲地吸溜了一口飯盒裡的粥，那聲音之大，顯然是餓得不善。他抬起頭，在黑暗中巡視了一下，發現了我們這批新來的。

“哎，歡迎新戰友啊！”他說着走到我們這邊，他的嗓音比他喝粥的動靜柔和得多。

鑑於初來乍到的靦腆，沒人應和他。令人費解的是殷排長只管吃飯，也不主動介紹。對此他似乎並不介意，繼續說：“新戰友們一路風塵僕僕，辛苦啦。很抱歉，雖然到家了，可沒有好東西歡迎你們。上個月，咱們團的麵粉廠失火，把整個廠房和倉庫都燒了，現在咱們吃的是兄弟團支援的糧食。不過，今兒晚上大家可以好好休息休……”

他的話還沒說完，飯堂里霍地大亮，來電了！不知道什麼時候，飯堂里已經只剩下我們這幫新人、不苟言笑的殷排長和這個穿着一身洗得發白的藍制服、膝蓋上打着大塊補丁的老大哥。

“老大哥”一頭蓬鬆的軟發，細眉長眼，嘴角帶笑，讓人感到此人面善。他又瘦又高，可又不像很多高個子的人那樣習慣性駝背。他用溫和的目光巡視着我們每一個人，隨意自如，我們也都新奇地觀察他。這是到達連隊以後，第一個主動向我們打招呼的人。他自我介紹說是從哈爾濱來的，叫司馬建平，“大伙兒都叫我司馬。”

從來不失時機的臧海凝臉上一副“考你一考”的神氣，問：“請教司馬兄是中國古代哪位同姓先賢之後？”

司馬頭一歪，笑道：“哎，你這個問題有意思啊。嗯……即便祖上與哪位先賢曾有淵源的話，頂多不過是個給錯將公當馬弁的小廝啥的，大約活幹得好，賜了這麼個姓兒。”

司馬的話讓大家忍俊不禁，儘管我敢肯定，在場的大多數人跟我一樣，並不知道他說的“錯將公”是誰，只有殷排長和柳雲琴沒笑。臧海凝的表情略顯不自然，正要再說什麼，殷排長插進來，催促同學們趕快把飯吃完。

看了看手裡的“月餅”，黃澄澄的，印着一溜牙印，實在咽不下去，我把剩下的半個“月餅”放回飯盒蓋上，只把飯盒裡稀溜溜的粥喝了。

殷排長說馬上就要開全連大會迎接新知青，叫我們把飯堂里所有的圓桌都挪到牆邊，騰出中間的空當。沒等我們動手，一陣有節奏的哨音劃破營區的寂靜，殷排長和司馬趕緊跟我們這幫手忙腳亂的新知青一塊兒把圓桌都搬開了。

不多時，全連老知青和老職工都擠進飯堂，耀眼的五百瓦大燈泡映襯着一張張陌生的臉。我們新知青在會場前排席地而坐，還沒來得及洗刷的飯盒捧在手裡不是，放在地上也不是。司馬把大家的飯盒收到一起，暫時堆在離我們坐的地方最近的一張桌子上，站在一邊繼續狼吞虎咽地吃他的“月餅”。

飯堂里熱鬧起來，很多人在我們背後走動，嗡嗡的說話聲越來越響。我不敢回頭，怕被人注意到。一個中等身材、穿着沒有領章帽徽的軍裝的人，站在會場前方的一側，靜觀亂鬨鬨的會場。此人壯實、粗糲，標準的長方形臉盤，沉重的上眼皮下射出嚴厲的目光，狹窄的額頭上擠出幾道又厚又深的溝壑，年齡嘛，可能在三十歲和五十歲之間。

我把身體探到宮苹和慶慶之間，小聲說：“瞧那人，像不像范進的老丈人胡屠戶？”

宮苹悄聲說：“掌嘴。”神態嚴肅。

慶慶問：“誰的老丈人？”

沒待我直起身來，“胡屠戶”走向會場前中央，我趕快換上一副鄭重面孔，正襟危坐。“胡屠戶”大聲地叫大家靜一靜，並宣布“歡迎新戰友”。這個標準的北方漢子，一張嘴卻帶着濃重的南方口音。

會場很快安靜下來，原來，他就是二十一連的指導員，叫賀長江。賀指導員說連長到團部去開緊急生產會議，還沒回來，他代表連長和連黨支部歡迎從祖國首都來到黑龍江邊的知識青年。接着，他自我介紹說是一九六五年八月隨轉業大軍來到北大荒的，組建兵團後被派到二十一連當指導員。現實生活畢竟不是電影，有時候，好人還真不見得都就長得順眼。

接下去，發言歡迎新戰友的是個叫陳曉辰的上海知青。他用了幾個排比句和一個挺形象的比喻，頗顯文采。其他發言的人，有的羅列口號；有的強調屯墾戍邊保衛祖國，有的突出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指導員顯然體諒我們遠道而來，一路風塵，需要休息，沒有安排過多的人發言，但在宣布歡迎會結束前，他問：

“你們新知青，誰想說幾句，表表決心？”

指導員話音未落，柳雲琴就舉起手，落落大方地說，她想表個態。

指導員說：“好，好，到前邊來，到前邊來。”

柳雲琴一面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一面轉身面對大家，然後展開手裡的紙，像小學生朗讀課文一樣大聲念道：

“我叫柳雲琴，家庭出身，城市貧民。我是響應毛主席‘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偉大號召，自願來北大荒，建設邊疆，保衛邊疆的。我決心向貧下中農學習，向老同志學習……”

我吃驚地看着柳雲琴，又看了一眼宮苹，她的目光里跟我一樣流露着意外和驚訝，再看慶慶的表情是慣有的不屑。

那天晚上，躺在炕上還像是在晃動的火車上，我很快就墜入了一片空白。

有人在推我，“快起來！有情況，緊急集合，快起來！”

蒙矇矓矓聽見一陣陣哨子，刺耳又急促。勉強睜開眼睛，黑暗裡，老知青們在忙而不亂地打背包，我還沒鑽出被窩，她們就已經都跑出去集合了。我和宮苹、慶慶摸索着穿好衣服，又磕磕絆絆地從黑洞洞的屋裡出來，走進茫茫黑夜。啊，伸手不見五指，一下就清醒了。心怦怦地跳、神經繃得緊緊的，即害怕又興奮，我使勁兒一邊一個挽着慶慶和宮苹的胳膊，深怕一不小心就會掉進無底深淵。

三個人深一腳淺一腳地朝印象中隱隱約約的一條路走去。集合隊伍呢？其他的同學呢？是蘇修打過來了嗎？怎麼沒有槍聲？蘇修會不會趁虛而入，抄連隊的家？剛一到連隊就掉了隊，這可如何是好？

黑暗中，都快撞上了，才看見一個黑呼呼的巨人，手裡提着根棍子，至少在我聽來是惡聲惡氣地，喝問：“什麼人？”

慶慶戰戰兢兢地回答：“新來的。”

這時，兩個同來的男生也跟上來了，問：“是蘇修打過來了嗎？”

那人的口氣緩和了許多，說：“這是演習拉練，你們坐了好幾天火車，挺辛苦的，回去休息吧。”

早上起來一打聽，昨晚，同學中只有柳雲琴和臧海凝跟上了演習拉練隊伍。除了我們幾個沒跟上隊的，其他同學一覺醒來，夜裡發生了什麼，根本就不知道。

早飯以後，指導員把我們新來的這幫同學召集在一起，開門見山：“同志們，不能因為是新來的就放鬆警惕啊。你們是毛主席的兵團戰士，他老人家把你們派來屯墾戍邊，不是叫你們來睡大覺的……”

指導員表揚了柳雲琴和臧海凝，批評了其他的新知青。

從北京出發時還是“同學們”的我們，就這樣完成了從同學到同志，從學生到兵團戰士的過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