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北大荒已經天寒地凍。清晨，漫天的雪片飄飄灑灑不由分說地占據了天地之中的所有空間。幾步開外，面對面也難認得出誰是誰。日光晦暗卻白得晃眼，陰沉沉的天氣給人些許心如死水的壓抑。

早飯後，宋副連長手縮在棉大衣袖筒里，站在連部門外鼓着腮幫子吹哨，羊剪絨帽子和棉大衣上落滿了雪，尖銳的哨聲催趕着知青和老職工到軍人俱樂部集合開會。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百餘名轉業軍人從大連來到建江農場，他們被統稱為“六五八”。其中，八十餘名轉業軍人來到建江農場新建點九隊——現在的二十一連。二十一連的軍人俱樂部是“六五八”到達之後給新建點做出的第一個貢獻，它是連隊裡最“雄偉”的建築，是二十一連的驕傲。外連的人都說，二十一連軍人俱樂部的“雄偉”規模僅次於團部的大禮堂。可是按二十一連人的說法，團部大禮堂不過是個民間建築，而我們的軍人俱樂部具有名副其實的部隊風格：紅磚白瓦，大門上方的白色長方形橫匾中央嵌着一顆放射光芒的紅五星，下面是“軍人俱樂部”五個端莊大字，再下面鐫刻着具有紀念意義的竣工時間“１９６5”。俱樂部正面紅磚牆壁上刷着氣派的白色大字：“團結、緊張、嚴肅、活潑”，背面牆上的標語是“堅決貫徹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可二十一連的軍人俱樂部是百分之百的驢糞球外面光——進門一看，徒有其表。

軍人俱樂部是二十一連的主會場，用來舉辦各種大會，包括一般性全連大會，各類大會戰前的動員會和政治運動中的批判會，電影隊下連放電影、逢年過節連隊宣傳隊和團宣傳隊演出也都在這裡。

集合起的隊伍按班排就地而坐。前邊的知青每人屁股下墊着磚頭，後邊的老職工則坐在從家帶來的形狀不一的小板凳上。老職工們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着孩子用過的作業紙或廢報紙卷制的關東煙，女知青們被辛辣的煙霧嗆得咳嗽聲此起彼伏。

透過棉褲、毛褲和棉毛褲，我能感覺到屁股底下的磚頭涼冰冰硬梆梆的。早聽人說，女孩子不能老坐在冰涼堅硬的地上，不然會長痔瘡或者得婦女病。可是不坐這兒，坐哪兒？況且，坐不坐由不得我。

孔連長宣讀了“瀋陽軍區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師團黨委關於從兵團戰士中評選武裝戰士的決定”。文件簡短，精神明確。蘇修亡我之心不死，珍寶島衝突之後，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要準備打仗！為此，團黨委決定各連隊要評選革命立場堅定、表現突出的兵團戰士為“武裝戰士”，配發武器，擔當保衛祖國、保衛毛主席的任務。

接下來，指導員賀長江代表連黨支部進行講解和動員：“同志們，我們二十一連地處反修前哨，與蘇修只有一江之隔，形勢非常緊張！我們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要打仗，要打大仗。既然是打仗，就不能用燒火棍，就要用槍桿子。‘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嘛！當然了，我們只能把槍發給黨和人們信得過的同志。那麼，誰是能讓黨和人民信得過的同志？這就是團黨委文件中說的‘革命立場堅定、表現好’的同志。那麼，什麼是‘革命立場堅定’呢？要我看，首先是‘紅五類’出身，就是‘工人、貧農、下中農、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出身的同志。他們根紅苗正，只有根紅，才能苗正嘛……”

為講這番話，指導員顯然做了認真準備。平時，他不擅言辭，大會講話囉囉唆唆，時常詞不達意。而今天他講得流暢自然，胸有成竹。對如何進行評選作了具體指示：全連兵團戰士自報公議——自己報出身，從爺爺輩開始報，大家公開評議誰夠條件。指導員講完話以後讓殷向東給大家領個歌。

“咱們唱個《反帝必反修》吧。”殷向東清嗽喉嚨起了頭，各種嗓音、各方口音、各式音調一齊怒吼起來：

反帝必反修，砸爛蘇修的狗頭！

反帝必反修，砸爛蘇修的狗頭！

蘇修老混蛋，睜眼看一看：

膽敢來侵犯，砸個稀巴爛！

這種時候，再生硬的歌也能唱出氣魄，唱出威風，唱出心境。會場內，歌聲激昂，群情振奮，熱氣騰騰；會場外，風卷着雪，雪裹着風，寒氣逼人。

評議工作以班為基礎，全班人馬隨排長殷向東來到男生宿舍。男生脫鞋上炕，女生坐在炕沿上，班長老刁、兩個老職工和殷向東面對大家坐在地上擺着的小板凳上。

班長老刁就是到達連隊那天晚上緊急集合時，我們碰上的那個黑大漢。事後我和慶慶都怪他：要不是他自作主張，叫我們回去休息，哪兒至於一到連隊就挨剋。

連里的人都叫他“老大”，其實他是“六五八”這批轉業軍人中間最年輕的，也就是二十六七歲。他長得人高馬大、虎背熊腰，沒有領章帽徽的特大號軍裝緊巴巴地裹在他身上。不管是掰苞米還是割大豆，每當我手忙腳亂地落在大家後面，就能感覺到老刁疏而不漏的目光，我對老刁有一種莫名的畏懼。一個二十歲的青年和一個三十歲的青年在一起，精神狀態的差別有時候並不明顯。同樣相差十歲，一個十六歲的少女和一個二十六歲的青年之間的差別則是顯而易見的：倘若十六歲的我還在學校讀書，我得管二十六歲的老刁叫叔叔呢。

老刁他們坐的這幾個小板凳是司馬利用業餘時間跟連隊的木匠學着做的。連里人都說司馬是個無事忙，手裡沒活心裡難受，總愛沒事找事干。從表面上看，如果說老刁是匹強悍的大種馬，又干又瘦的司馬則是匹連駕轅資格都夠不上的拉套馬，不過，他是一匹勤快的拉套馬。

男生宿舍里充斥着濃重的汗、鞋和煙的混合味，地上七零八落地攤着帶黑乎乎油膩圈的臉盆，炕上團着皺皺巴巴髒得洗不出原色的被褥，炕沿上方橫跨整個房間的行李繩上參差不齊地掛着灰不溜秋乾魚似的毛巾。在男生宿舍開會這不是第一次：鬥私批修，學文件，學毛選……大家在這炕上炕下把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石頭是天然的還是勞動創造的之類的話題，翻來覆去地討論過許多回，到了兒也沒得出個所以然。

老刁重複了黨支部的精神，然後叫大夥開始自報公議。實際上，在連隊，誰出身好，誰出身不好，誰的父母正在接受審查，不但連領導瞭如指掌，全連上下人人心裡都有數，自報公議不過是落實黨的方針政策的一種形式。

司馬帶頭髮言。他操着濃重的東北口音說：“我出身工人。我家從曾祖父那輩兒就在鐵路上當工人，我曾祖父和祖父受的是沙皇俄國和日本帝國主義鐵蹄的蹂躪。直到父親這輩兒，工人階級才成為中國鐵路的主人。珍寶島事件證明了蘇聯修正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兵團領導關於以連隊為基礎成立武裝排的指示十分重要，也十分必要。要保證祖國邊疆時時刻刻有所防備，不受新沙皇侵犯，沿江的連隊武裝起來能發揮巨大作用。我希望能夠成為一名過硬的武裝戰士，為反擊蘇修、捍衛領土完整站在祖國的最前線。”

這一番話說得誠懇，大家聽得認真。老刁頻頻點頭，司馬無疑是指導員所指的那種“信得過的同志”。

其他出身好的人紛紛心無芥蒂大大方方爭先恐後的報了名。他們根紅苗正無可非議。隨後，出身稍差一點的人不失時機地申辯解釋也好，美化開脫也罷，反正目的是替自己壯壯腰杆子。

小黃操着天津腔，“我爺爺那輩兒劃成富農，不過是比人家劃成中農的多了幾畝薄地。地里的活兒都是自己家人干，頂多農忙的時候找一兩個短工幫幫忙。後來，地賣的賣，被人占的占，到父親這輩兒，成分劃的是下中農，是勞動人民。”

大家舉手通過。

小蔡說：“我父親參加過國民黨，那時候，是為了掙口飯吃，所有的問題都早就跟組織上交代清楚了。”

老刁表態：“小蔡積極參加各項政治運動，幹活也總是不怕苦不怕累，我看夠得上當武裝戰士資格。”

沒有異議。

陳曉辰低着頭說：“我的父親是個惡霸地主，解放初期，家鄉土改的時候被鎮壓了，母親帶我離開了老家到了上海。那時候，我還不懂事，沒受過父親的影響。到了上海以後，我母親一直是紗廠工人。她出身貧寒，是被我父親霸占的。這些情況，組織上都了解，大家也看到我平時的表現了，你們說吧。”

大家沉默不語。

殷向東說：“自從來到連隊，陳曉辰同志在工作上還算肯干。但是他不夠靠攏組織，各次政治運動中表現消極。我認為，由於他的家庭出身和階級烙印，目前還不夠當武裝戰士的條件。”

“我來表個態。”司馬說，“自打曉辰來到咱們連，他一直跟我在一個班，我比較了解他。曉辰在工作上積極肯干，平時能夠吃苦耐勞。我舉個例子吧，夏天上江邊兒上卸煤咱們都幹過，都知道這活兒很艱苦。要是煤裝在船艙里，在下面裝麻袋熱不說，空氣里全是煤灰。曉辰每次都主動待在船艙里，一干就是好幾個小時，卸完了爬上來，整個人比非洲的黑人還黑。對此，大家都有目共睹。我個人認為，他在改造思想方面很努力，家庭問題也已經定性了，武裝戰士可以考慮。”

雖然到連隊才兩個月，我已經聽好幾個老知青講過，夏天上江邊兒卸煤是所有的活兒里最讓人怵頭的。昨天，我們班跟車去拉煤，才領教了他們為什麼一提卸煤就談虎變色。我們的蹦蹦車停在江邊小山包般的煤堆前，小得像個玩具車。這麼多煤，得多少只船運來！多少人一鍬一鍬地裝進筐里、麻袋裡，又得多少人一筐一筐，一袋一袋地從船艙里運到岸上呀！

老刁微微點頭，但沒吱聲。

殷向東沉着臉反駁，根本不在乎陳曉辰的感受：“我還是保留我的意見，陳曉辰同志應該更加努力改造思想，認真脫胎換骨，給咱們連所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做出一個榜樣，早日達到做一個武裝戰士的標準。”

評頭論足的事通常是在背後進行，當面這樣做本來就讓當事人難堪，副班長當着全班人的面跟排長頂牛更是少見。屋裡本來已經是嚴肅有餘的氣氛此刻更顯緊張了，沒人說話，沒人出大氣，大家似乎不約而同地屏住呼吸等待着，看誰第一個背過氣去。

我揣着一顆忐忑的心，坐在靠門口的炕沿上。從屁股一沾炕沿，我就像是一隻被突如其來的車燈照得受了驚的小鹿，傻呆呆地釘在路當間不知所措，顧不上周圍發生了什麼。“文革”以來，爸爸像盪鞦韆似的一會兒悠下來一會兒悠上去——先是革命對象，然後成為造反派成員，現在又在幹校被關押。由於爸爸的問題，我勉勉強強來到北大荒。本來以為一切順利，剛到連隊就肩扛步槍，巡邏在祖國的邊防線上。哪知道，還沒來得做出任何成績，就讓一個右派給領回連隊。從家庭出身到個人表現，用不着心存僥倖抱有幻想，我沒有一絲能當上武裝戰士的希望。真倒霉，子彈還沒上膛呢，槍就被繳械了。最倒霉的是，不是被蘇修而是被自己人繳械的。

一起來的同學裡，柳雲琴不但當上了武裝戰士，還當上副班長，臧海凝是連里唯一出身不好卻當上武裝戰士的知青，只有我和宮苹沒當上武裝戰士。我被分到打雜班，宮苹一到連隊就被分到後勤排豬號，沒挪窩。早就有人戲言天女散花的時候走神兒了，把二十一連最美的一枝花撒到豬圈裡去了，宮苹聽了照舊只是莞爾一笑。

每天早上，武裝戰士排着齊刷刷的隊伍，唱着豪邁的歌曲，呼着激昂的口號，要麼是武裝訓練，要麼是上江邊刨反蘇修坦克的冰壕。打雜班卻被拆得七零八散，有的人去馬號軋草，有的人上豆腐房磨豆子，有的人跟車拉豆餅，有的人幫豬號掃豬圈，還有的人上凍得五顏六色的廁所糞池裡刨大糞，再就是到伙房幫廚。沒有零散活兒的時候，我們就跟家屬排一起，稀拉鬆散地上場院搓老玉米，或是下大地收拾苞米秸。像秋末冬初清理場院那樣，武裝戰士就像那些好草苫子，被挑出來，認真卷好，整整齊齊地摞起來，人看着也舒坦，知道是有用場的東西，要好好保護。我們這些非武裝戰士則猶如扔在場院邊上的壞草苫子，自生自滅無人問津。

不知是因為非武裝戰士一個個耷拉着腦袋打不起精神，還是連家屬們都不待見這幫牛鬼蛇神子女，雖然一起幹活，非武裝戰士跟家屬們離心離德，頗有些老死不相往來的架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