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武装排以后，司马当了炊事班班长。这几天，我在食堂帮厨。

开完早饭，司马派活时说：“小江，你负责挑水吧。”

我愿意别人叫我小江。爸爸妈妈单位里的人一贯互相称呼老江、小黄、老胡等。这标志着，我真正走上工作岗位了。司马也许是无意识的习惯所致给了我近来像是结了冰的心一点点暖意，到目前为止，司马是全连唯一一个把我当作成年人对待的人。

从食堂到井台路过连部办公室，我挑着水桶来来回回，过电影般地看着连干部在忙碌：给集合在连部办公室外面房山头的各班排派完活以后，他们先是在和煦温暖的太阳底下开了个碰头会，然后指导员跟连长单独商量了些什么事；之后是指导员给文书潘淑英交代了些什么工作。与此同时，后勤排排长来找连长问事。这时，宋副连长跟机务排排长老姚大吵大叫地争论起来，指导员便转过头来从中协调。

听跟宫苹一块儿在猪号干活的本地青年刘兰香说，指导员是贫农出身，十八岁当志愿军赶了个抗美援朝的尾巴。参军前，他父母坚决反对，怕这根独苗死在战场上。他硬是报了名，可也觉得要是战死了对不住父母生养自己一场。于是顺从父母安排，匆匆娶了个傻大黑粗比他大十来岁的女人。他父母说那女人憨是憨可一点儿不傻，还说娶憨女人可以逢凶化吉，何况那憨女人勤快，会干活、会心疼人。当时的贺指导员虽心有不满，但父母之命难违，况且木已成舟，反悔不得，肚子里装着一股闷气开赴前线。在朝鲜战场，他真的死里逃生，才念到父母的高明。回国后，便把憨媳妇从南方老家接到部队，又带到北大荒，只可惜那憨媳妇一直到现在也没给他生个一男半女。

兰香说，指导员家属是个大舌头，说起话来慢吞吞的，真有点儿傻里傻气的。你还甭瞧，人家是往里傻不往外傻。你要上她家借个水桶、铁锹啥的，她老大方了，二话不说拿给你。可是还没等你出院儿门呢，她就跟在你屁股后头问：用完了没？怎么还没用完呢？兰香模仿得惟妙惟肖。

有的老知青用钦佩赞美的口吻说指导员是个大孝子，听惯了“资本主义的孝子贤孙”这组贬义词的我心里想：原来把‘孝子’跟‘贤孙’分开用，其实是个好词儿。可是又有的老知青说：别看指导员整天邋里邋遢，裤档磨得放个屁都能给蹦破了，其实老谋深算特有心计。这话又好像不是褒义，真是搞不懂。不过，一看见指导员，我就想到兰香说的他家属“往里傻不往外傻”，就忍不住偷着笑。

骑着自行车的团部邮递员来了，潘淑英跟邮递员一起走进办公室。不一会儿，邮递员从办公室出来，骑上自行车走了。

潘淑英是个二十岁出头的本地青年，中等偏高的个子，挺胸拔背的身姿配上合体的衣着让人感到她浑身上下透着一种灵气。一年多前，连里第一批老知青里不知是谁挑头叫她“潘姐”，现在无论是哪个城市来的知青，不管是比她大还是比她小，就都习惯了叫她“潘姐”。

等我挑着最后一担水路过连部的时候，潘姐在办公室的过道里头向外喊：“江瑞丽，你来一下儿。”

有我的信！我卸下肩上的扁担，架在靠墙放在门外一侧的两只水桶上，满怀期望地走进连部办公室。

在连队，大家最翘首以待的人莫过于邮递员，他像一条纤细的藕丝连接着知青与外面的世界。大多数时候，亲朋好友的信是公开的。宿舍里的人都知道谁的兄弟姐妹、表兄堂妹、邻居好友叫什么名字，在哪儿插队或工作。收到信的人会乘兴将有趣的部分读给大家听，没收到信的人也同时分享了快乐和见识。每当下起大暴雨或刮起大烟炮，大家首先不是为能安安稳稳地坐在炕上集中精力好好学习一天毛主席著作而振奋，而是为那一天邮递员能不能送信而担忧。好在，二十一连离团部较近，一马平川，即便是刮风下雨不能骑自行车，步行也就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一年四季，邮递员基本上会按时光顾二十一连。这一点让离团部较远连队的知青羡慕不已。

潘姐问：“你们家人认识咱们连老钱？”

“不认识啊。”我回答，有些摸不着头脑。

办公桌上摊着一堆信件。潘姐指着最上面的一封问：“这不是你们家的地址吗？怎么是写给老钱的？”

全连来来往往的信件全都经过文书的手，她知道连队里每个人的家庭住址不足为奇，更何况寄给右派的信会备受关注。

信封上确实是爸爸的手笔和干校的地址，奇怪的是，收信人是钱之钟而不是我。我懵了，不但家书的收信人是他人的名字，而且从潘姐的问话里，我还听出了准确无误的弦外之音：你们家跟这个大右派是什么关系？我盯着爸爸的手迹，一头雾水。他怎么会知道这儿有个钱之钟？我写信从来没提到过那次从江边走丢了，叫老钱给领回来那件事呀。

潘姐毫不掩饰地仔细观察着我布满疑云的脸，“你仔细想想，没准儿你爹妈认识他。”

我说：“真的从来没听我爸和我妈提过钱之钟这名儿，这叫什么事儿啊？”

潘姐建议：“你去问问老钱吧。也许他知道怎么回事儿。”

“我才不去问他呢。他是右……”话说半句噎住了，倒吸了一口气：右派！钱！难道世上真会有这么巧的事？

潘姐显然知道我没说完的话是什么，说：“右派怕什么？老钱在咱们连老职工里人缘儿老好了。”见我没吱声，她又说：“那要不，你写信回家问问。”

我紧闭着嘴“嗯”了一声，生怕胸中的狂涛巨澜从嘴里汹涌而出。我来北大荒为的就是找钱薇，到连队以后很快就发现，这里的世界有多大又有多小——兵团有六个师，几十个团，无数个连队，每个连队又是那么小又那么与世隔绝。北大荒还有不少农场，有的离得近，有的离得远，想找到一个小小的钱薇无异于草堆里寻针，得下大功夫。我还没来得及盘算怎么计划找她呢。在我的憧憬中，找到她以后，俩人偶尔见见面，大多数的时候是通信，谁也不会知道我跟一个右派的女儿有来往，做梦也没想到钱薇会跟自己在一个连队！

现在……钱薇很可能近在咫尺……这事儿反倒变得复杂了。简直是乱弹琴！咳，没准儿，这姓钱的右派不是钱薇她爸。老钱有个病女儿，钱薇不可能生病。还有，老钱他媳妇死了。蒋阿姨死了？这更是不可能的事儿了！可是……要不是的话，爸爸给老钱写信作何解释？我觉得嗓子眼紧得透不过气来。

开完中午饭，炊事班的人互相招呼着回宿舍休息，司马还在厨房里忙这忙那的。

我转了两圈看不出还有什么该干的活，心想：怪不得人管他叫“无事忙”。

我问：“司马，用帮忙吗？”

“不用，不用，你去休息会儿吧。”司马头也不抬地说。

我转身正要走，司马忽然停下手里的事，问：“小江，你怎么情绪有点儿低落？家里没出什么事儿吧？”他关切地看着我。

“没有，没有。没事啦？我走了。”我像逃跑似的离开了食堂。

宿舍窗户上趴着两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红通通的小脸布满皴裂的灰色细纹。他们踮着脚，前额贴在玻璃上，笨拙地将缩在袖口里小拳头遮在头顶上向里张望，全不理会寒冷从棉袄下摆趁虚而入。

这说明宫苹在屋里。

“嗨，看眼里就拔不出来了。”我不耐烦地吼了一嗓子。

两个孩子蹦蹦跳跳地跑了，身后留下一串嘻嘻的笑声。

相貌不凡的宫苹在少有新鲜事物出现的小屯子里招来无数好奇和探究的目光。到达连队那天，“欢迎会”还没结束，人们就开始争先恐后地抢着看“二毛子”。不像我们是来扎根的，倒像是他们怕过了这村没这店。好些日子，凡是宫苹干活的地方，老职工最不出活儿，一个个跟傻了似的不错眼珠地盯着她，眼神射出的光束像极具穿透力的X射线。家属们看见她时则带着一脸的猜忌和敌视，似乎她的来到犯了二十一连什么忌。

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宫苹还常被一帮拖着鼻涕目光纯滞的孩子追着围观，搞得她无所措手足。她当然不愿意被人当“西洋景”看，要是我，早就会想辙回敬这些少见多怪的乡巴佬了——人嘛，都得会保护自己。可宫苹宁愿躲在屋里不出去，也不会对任何人抱怨、发脾气，她连瞪人一眼都不会，我对她的超强忍耐力算是佩服到家了。当人们好歹对这个沉静美丽的混血姑娘在二十一连的存在习以为常时，她就被“藏”到猪号去干活了，现在只有些小孩子还时不时地来骚扰她一下。

宿舍里只有宫苹一个人趴在炕上写信，见我无精打采地进屋来，问：“吃枪子儿啦，冲人俩小孩儿发脾气？”

我没吭气儿，屁股沾了一下炕沿，马上又直起身来，说：“心里特乱，我出去走走。”把还攥在手里的棉帽扣回头上。

“这么大冷的天儿，你上哪儿走去？我跟你一块儿去吧。”她显然不放心，套上笔帽，从炕上爬起来。

“不用，不用，我一会儿就回来。”一只脚已经跨出了门。

宫苹在身后关照我，“别走太远啦。”

有人说宫苹自私，说她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倒觉得这种超脱是宫苹最大的优点——她尊重别人：既不管闲事也不强人所难；她尊重自己：既不讨人嫌同时不卑不亢。小时候，宫苹和钱薇性情迥异，简直可以说是两个极端，而我，是个容易受感染的人。跟精力旺盛的钱薇在一起，我便振奋；跟四平八稳的宫苹在一起，我则平静。可是今天，宫苹的那份平静却没有感染到我。

我低着头、侧着脸，顶着刺骨的寒风朝江边走去。除了耳边呼啦呼啦的风声和脚下咯吱咯吱的踩雪声，空荡荡白茫茫的原野万籁俱寂。站在高高的江堤上，脑子里像原野一样空旷干净，大自然用它神奇的手抹平了我心中的狂澜。

西伯利暴躁的劲风驱赶着江岸和江面上干燥的雪，被严寒征服了的黑龙江苍白无力地仰视着蓝天，任凭风魔为所欲为。凛冽的风吹透了我身上厚厚的兵团战士服，刚才走得汗浸浸的内衣现在冰凉地贴在身上。我想起连里在江边盖了个地窝子，供夜间巡逻休息时用，便朝那儿走去。

靠近地窝子了，下坡时，我才看见一股烟从地窝子的门里冒出来。倒霉，有人。我正想走开，臧海凝咳嗽着从里面走出来。红通通、圆呼呼的脸上抹了几条灰印子，羊剪绒帽子歪戴在头上，向上翻着的帽耳朵呼扇呼扇地支棱在两边，我不由得愣住了。

自打在颐和园闹过别扭以后，臧海凝一看见我就摆出一副倨傲鄙夷的样子，连宫苹都注意到了。她问我是不是跟臧海凝闹别扭了？我搪塞说，我跟他有什么别扭可闹？她应该去问臧海凝是不是跟我闹别扭了，天知道宫苹问过他没有。关键是，此时此刻，我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窘迫地钉在臧海凝面前。

臧海凝诧异地问：“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我刚才上江边来着。有点儿冷，想到这儿来避避寒，不知道你在这儿。”我像是做错了事，被动地回答。

臧海凝蹙起眉头煞有介事地盘问我：“一个人上江边干吗？”

我找回了镇静，以攻为守，“你怎么在这儿？”

臧海凝回了一下身，说：“这地炉子不好使，昨儿晚上黑灯瞎火的看不见没法修。我反正觉不多，睡上四五个小时足够了。来看看怎么回事。”

“修好了吗？”

“修好了烟儿还会从门儿往外冒？”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了一眼地面上不冒烟的烟囱，不自然地笑了笑。

为了掩盖尴尬，我没话找话：“听说我和宫苹参加咱们连宣传队是你上指导员那儿推荐的？”

年前，连里组织宣传队本来没有我和宫苹。据说，宣传队名单公布以后，臧海凝到指导员那儿说宣传队名单上落了两个文艺细胞，指导员这才叫宣传队队长司马把我们补充进了宣传队。这件事勾起我讨论“纳新”红卫兵时没有勇敢地站出来替宫苹说话的愧悔，也使我更加佩服臧海凝。

“咳，小事一桩，咱们同学之间还谁跟谁啊。”

我鼓足勇气，“那……你不生我的气啦？”

“生你什么气？”他明知故问。

“你知道我说什么呢。”

臧海凝假装想了一下，然后承认说：“嗯，当然生气，有你那么伤害人的吗？没头没脑想都不带想的，一点儿也不顾及别人的情绪。”

“我一点儿都没想伤害你。真的！给你道个‘对不起’行吗？”我诚心诚意地说。

他故作姿态地抱怨：“把人伤害得够不够的，还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你以为我约你一个人去玩就是为一花一草一水一桥呀？真幼稚！”

我说：“谁料到你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哎，这词儿我用得对吗？”

“不准确，可我明白你的意思。”他说。

“我真的没想到。你那么……”

他追问：“那么什么？”

“那么聪明，那么傲。我要是像宫苹那么聪明，那么漂亮，还好说点儿。我觉得……在你面前，我太渺小了，根本没往那儿想。”

“你对宫苹有一种盲目崇拜，根本没必要。”他哼哼地说，“我要是看不起你还会约你上公园？真缺心眼儿。得了，那件事怪我操之过急，欠斟酌，就当没发生过吧。毕竟是老同学，我不应该对你要求过高。朱丽叶十三岁就为爱情奋不顾身，你比她大好几岁还这么不开窍儿，算我误识人也。”

听那口气，错在他。但是他慷慨大度，原谅我了。要是庆庆在场肯定得说：好个倒打一耙的猪八戒。算了，我不想跟他计较。

臧海凝的话倒是叫我想起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从书架上取下《罗密欧与朱丽叶》问爸爸好看不好看。爸爸说，莎士比亚的剧本不好懂，等我长大点，至少得上了中学，才能看。我不知道那是描写一对少男少女爱情的不朽之作，更没整明白我和臧海凝之间发生了什么情感上的纠葛。确实，每当看见他，不管是多阴多冷的天，我心里的天都是阳光明媚的。这就是爱吗？在连队，大家都心照不宣无师自通地知道：知青，至少我们这批年龄小的知青，谈恋爱无异于犯政治错误。所以，懂不懂爱情都无所谓，反正也不能谈。眼前，谁对谁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不再拒我于千里之外了。

我不想走开，便换了个话题：“你挺棒的，出身不好还当上武装战士了。”羡慕之情溢于言表。

“谁说我出身不好？”臧海凝就是听不得人提出身，“我要出身不好，那就没出身好的人了！我们家老爷子干过地下党，蹲过国民党的牢子，是个百分之百出生入死的老革命。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党，相信组织，老爷子的问题肯定能澄清。”

“那当然了。可在澄清之前，你是‘可教子女’里的凤毛麟角。照这么稳扎稳打的，你肯定能在北大荒混出个人样儿来。”我的话透着奉承的味道。

他略微地点了一下头算是承认我言之有理，“你也别灰心。记住：‘在命运的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

“真是挺灰心的。”我沮丧地确认。

“根本用不着。咱们才来这么几个月，遇上这么点儿小事儿就灰心，还怎么干大事儿？你和宫苹，你们俩都一样，根本没必要那么垂头丧气的。”

“我可不像你似的想当拿破仑，只不过是……咳，说你也不明白。”我又想到了那封信，情绪一落千丈。

“没那么严重。生活刚刚开始，有的是希望，好好干吧。”他这话虽然苍白，毕竟是勉励。

虽然一只破碗锔得再好也不可能不留下疤痕，虽然我不知道臧海凝说的“希望”具体指的是什么，我却忽然有个新发现：知足常乐。原来，“知足”并不一定非要百分之百的心满意足。有百分之二十，也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