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有時候，等待已久的事情像相聲里說的那另一隻靴子，永遠不落下來。有時侯，那隻靴子又會不請自來地砸到頭上。我坐在炕沿上呆呆地盯着手裡的信：

有一件事我和你媽媽一直瞞着你，蔣阿姨已經於前幾年去世。從通訊地址上看，你所在的連隊跟錢伯伯的農場在同一個縣，猜想你們之間的距離不是很遠。你跟錢薇曾經是好朋友，感情也還是挺深的。我們猶豫了很久，考慮你是不是應該與他們取得聯繫，好有個照應。

瞎貓真的碰上死耗子了！小時候沒人跟我玩，我會自己爬上高台階，然後一次一次地跳下來，看自己是不是比前一次跳得遠。這下可好了，一跳，正好落到老錢跟前。

宮苹和慶慶倆人提着一個裝滿水的“餵得羅”（俄式口大於底的鐵水桶）走進屋來。休息日是三個同學雷打不動聚在一起的日子，慶慶總是到我和宮苹的宿舍來一塊洗衣服，消磨時間。

“小麗，看訃告哪？怎麼跟傻眼兒似的？”慶慶大大咧咧地說。

我抬起頭，呆呆地望着她們把“餵得羅”放在地上。

宮苹輕輕推了一把慶慶，提醒她別亂說，然後問我：“怎麼啦？”

這才注意到我一臉的茫然，慶慶也慌神了，“喲，怎麼啦？怎麼啦？”

我說：“咱們連那趕馬車的老錢是錢薇她爸。姓錢的，又是個右派，我怎麼事先就沒想到一加一等於二呢？”

這回，輪到慶慶和宮苹傻眼了。我把手裡的信遞給她們。宮苹和慶慶一人抓着信紙的一端，兩個頭擠在一起，迫不及待地證實我的話。

宮苹說：“我說呢，那天你心神不定的，這事兒是不太好辦。”

“你爸給他寫什麼信呀？真是的，沒事兒找事兒。”慶慶替我抱怨。

“問題是，這就是那種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廟的事兒。不管寫不寫信，早晚得碰上錢薇。等一碰上不就都知道了？小辣椒，你出身好，趕情不用操這份心。可是我們這些人……你忘啦？殷向東說‘跟人接觸得小心點兒，問清楚背景再交往。’這是她的原話。”我滿肚子的懊喪。

宮苹無言地看着我。

慶慶建議說：“要不這麼着，你跟琴子說說這事兒，也許她能給你出點兒好主意。她不是跟排長、連幹部他們都挺近乎的嗎？反正她比咱們主意大，你倆關係也不錯。”

我說：“其實到連隊以後我就跟她疏遠了，或者說是她就跟我疏遠了。不過這也正常，人家是積極分子，出身好，又能幹，你說呢？”

慶慶說：“會哭的孩子有奶吃，她那是會來事兒。”

“我看呀，這事兒，你是得跟柳雲琴打個招呼。主要是，你們原來關係不錯，儘管現在疏遠了，也並不是因為你們之間產生了什麼矛盾。如果她從別人那兒先聽說了這事，是有點兒說不過去。”還是宮苹考慮周全。

我急忙去找柳雲琴，她不在宿舍。我想起，自從司馬當了炊事班班長，她經常主動到炊事班去幫忙。慶慶說：“瞧琴子那點兒出息，一看見司馬就走不動道兒，老跟食堂那兒蹭呀蹭呀的，也不嫌寒磣。”宮苹說：“人家業餘時間積極主動上食堂幫忙，你沒必要那麼刻薄。”宮苹如此袒護柳雲琴的行為，真讓人不解。這會兒，找柳雲琴心切，顧不上那麼多，我直奔食堂。

遠遠的，一輛馬車正緩緩地離開食堂，柳雲琴剛幫司馬把一個油桶從車上卸下來。柳雲琴和司馬面對面站在油桶兩側，一邊說着一邊比畫，大約是在商量從哪個方向把油桶挪轉進食堂。我往食堂走，跟往我這邊來的馬車碰個正着。

這荒野中孤零零的連隊要說它小，它是很小很小。連里的大人小孩低頭不見抬頭見，沒幾個月，不用看臉，單憑衣着、走路姿勢、說話聲音和口音我就基本上把全連的人都認準了。可要說它大，它也真夠大的，自從那天夜裡老錢把我送回連部，我就再也沒和他照過面。這兩天，我像小孩子犯了錯誤，明知道晚承認不如早承認，可還是懷着能拖延一天就拖延一天的僥倖心理。然而不管一個人怎樣逃避，命運絕不會放棄對他的追捕。

過去我沒在意老錢，他也一直沒出現在我的視野里。現在真相大白，害怕見到他，卻躲不開了。儘管那次看見老錢是在幾個月以前，而且是在能見度很低的半夜裡，可我還是一眼就認出趕車的中年人是他。老錢中等身材偏胖，圓臉，鼻子上架着眼鏡、身穿中山服，儼然一副下放幹部的模樣。他也許是北大荒唯一戴眼睛的車把式吧，真看不出來是個右派。咳，其實我也沒見過別的右派，不知道右派應該是個什麼模樣。

“吁——”馬車停在了我身邊，老錢一手撐着車轅一手撐着車幫子跳下車來，眼鏡片後面滄桑的眼袋裡隱藏着他身心俱疲的人生。

我迎着老錢的微笑，“錢伯伯，我……”

老錢和顏悅色地打斷我，“老錢，老錢……叫我老錢好了。”

“我剛知道您是……”

老錢又打斷我，幾乎耳語地說：“我收到你爸爸的信了，不過，不是我不歡迎你，你還是儘量不要到我那兒去。你應該明白我的意思。”他的話說得很快，顯然這裡不是說話的地方。

“嗯，我明白。”我點點頭，鬆了一口氣。

老錢的語氣恢復正常，“你跟薇薇是同學呀？等我告她，她會很高興的。”

於是，我也就坡下驢，“聽說她住院呢。等她回來，您叫她到宿舍來找我們玩兒吧。”

“好，好。”老錢趕着車走了。

我朝柳雲琴和司馬走過去。柳雲琴正幫着司馬把油桶往廚房挪，她莽莽撞撞地用力過猛，油桶眼看要把司馬擠在門框上。柳雲琴見事不妙，又試圖往回拉。可她的力氣不足以制止和改變油桶的慣力，我一個箭步上去幫她一起拽住了撞向司馬的油桶。

柳雲琴不好意思地承認，“呵呵，我使勁兒太大了。”

司馬故作輕鬆地安慰她，“沒關係，沒關係，我知道半路上會蹦出個及時雨來。”

我笑着說：“那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啦。炊事班長能給咱們點兒什麼好處？吃香的還是喝辣的？”

司馬笑嘻嘻地說：“沒香的也沒辣的，整兩碗大餷子粥沒問題。”

“你跟老錢說什麼呢？”柳雲琴打斷我和司馬一來一去的玩笑話。

“你記得上小學的時候臧海凝他們班的錢薇嗎？她上這兒來了，老錢就是她爸。”

“你們院兒那個咋咋呼呼的小胖子？”她還真記得。

司馬接茬：“喲，你們認識老錢頭他閨女呀？”

“你說有多巧。”我有點兒興奮，“聽說她住院呢？”

“你消息還挺靈通的。”柳雲琴毫不掩飾“我還不知道呢，你怎麼就知道了”的疑問。

我解釋說：“剛來那會兒聽殷排長說的，只不過那時候不知道她說的就是錢薇。”

“那孩子有肺結核，目前還算是早期，老錢頭拼命花老本兒讓她住醫院治療，這不是又住了快一年了。老錢頭就剩下這麼個閨女，別提多疼她了。”司馬一口一個“老錢頭”，一點兒沒有劃清界限的意思。

看着他倆，我忽然後悔來得不是時候，好像成心要在他們中間插一槓子似的。正想找個藉口走開，司馬說他有事，先走了。

我這才抓住機會對柳雲琴說：“哎，琴子，我有點兒事兒跟你說。”

“什麼事兒？”

聽完我簡短的敘述，柳雲琴立即表示要向指導員匯報這件事，這時候我才意識到自己本是抱着得到相反結果的希望來找她的。

“你真覺得有必要匯報這事兒？”我對她的建議表示懷疑，“不過是一封信。我不會去主動找老錢的。他要是找我，我不理他不就行了嗎？”

“這可不是個輕描淡寫的事兒。老錢是右派，右派就是反革命。你們家人跟他有聯繫可是件大事兒。”柳雲琴鄭重其事地說，“你最好還是跟組織上交代清楚。不然，運動來了，你有口難辯。”

我還是覺得沒這個必要，“如果潘姐已經跟指導員說過了，我再去說不等於畫蛇添足嗎？如果潘姐沒跟指導員說，我又何必沒事找事，引起指導員的注意，把我和老錢拴一塊兒。”

柳雲琴一本正經，“你應該及時向黨支部匯報任何異常情況，你們家人跟老錢聯繫肯定得影響你。尤其，你連武裝戰士都不是。”看見我還是不以為然的態度，她說，“當然了，匯報不匯報由你。”

“我只不過不想讓你從別人那兒聽說這件事。至少咱們原來是同學，我……”我不想說下去了，“算了，就當我沒跟你提過這件事。”

柳雲琴不肯放棄，“要不然你去跟殷排長匯報這件事兒。”

我不解，“幹嗎跟她說？她又不管我們非武裝戰士。要說，我也得跟‘老大’說，他是我們排長。”

柳雲琴特有把握：“這你就不懂了。指導員信任殷排長，她在指導員那兒說得上話。連長和指導員不對付，‘老大’是連長的人，你跟他說也沒用，他幫不上你什麼忙兒。”

“什麼幫忙不幫忙的？不就是一封信，什麼大不了的，何必小題大做？”我不耐煩了。

“你真沒政治頭腦，我是為你好，要不，我才懶得管呢。”柳雲琴撇了撇嘴。

我想趕快結束對話，敷衍說：“我想想再說吧。”

柳雲琴挺熱心，“這麼着，我替你跟殷排長說吧。”

我心想：餿主意真不老少。嘴上搪塞：“不麻煩你了，要說，我自己說去。”

“隨你便。你要是不願聽我的話，找我幹嗎？”柳雲琴不大情願地扭頭走了。

望着柳雲琴背影，到達連隊那天的情景浮上了心頭。她能預先為在關鍵時刻表現進步做好準備，能把一封普通家信跟指導員、殷向東、連長、老刁甚至政治運動等複雜關係聯想在一起，這就是柳雲琴的政治頭腦。政治這門學問對我來說太費解，太沒吸引力了。忽然之間，柳雲琴變得陌生了。是我，是柳雲琴，還是我們倆同時把曾經的友誼留給了過去？不管是誰的原因，未來的路已經在我們腳下分岔了。此時，十分懊腦自己主動來找柳雲琴，真是多此一舉，我埋怨着自己。

又是一個停電的夜晚，軍人俱樂部里老職工煙捲的火光，像墳地里孤寂悽惶的熒火倏忽而逝。指導員總算結束了沒完沒了的訓話，人們拖着倦怠的身子走出軍人俱樂部，在茫茫夜色里散去。

司馬像個幽靈似的出現在我身邊，“小江，你現在要沒事兒，帶你去看一個人。”

“誰？”

“錢薇出院了。”司馬小聲說。

“真的？！”我抑制不住興奮，停下腳步，拉住身邊的宮苹。

“不行，我得上豬號。”宮苹立刻意識到我想叫她一起去看錢薇。她每天晚上要去餵一次豬，就連宣傳隊晚上排練完大家都回宿舍休息了，她也無一例外地要去餵她的豬。我經常陪她一起去豬號，幫她一起把該干的活幹完。這並不是因為活計多宮苹忙不過來，也不是有話要背着人說，只不過是兩個人都喜歡有這麼一個單獨在一起的機會，“你也別待太久，然後上豬號來，咱們一塊兒回宿舍。”宮苹加上一句，她總是這樣蔫兒有準兒。

宮苹絕對不是一個出賣朋友的人，但經歷賦予她謹小慎微的性格。小時候，宮苹雖穩重但並不乏活潑天真。“文革”開始以後，她變得老成了。到了連隊，宮苹繼續不斷地修煉她的“慎於言”，而我在任何人面前永遠是一本攤開的書。直爽的人容易被誤解，這苦頭我嘗過不少回卻積習難改。我常常嘆息要是能像宮苹那麼老成就好了，無奈本性難移，只能慶幸至少身邊還有宮苹這麼個好朋友。

“沒問題。我盯着時間，半個小時，頂多四十五分鐘。”司馬說。

我有一種像做地下工作似的感覺，刺激而興奮。遺憾的是性質相悖，我不是搞革命的地下工作，而是背着人去一個右派分子的家。一個人在決定做一件不光明的事情時總能找到自圓其說的理由：第一，是全連上上下下最受信任的司馬主動提出帶我去的。第二，我是去找錢薇，不是去看她爸爸。第三，就算錢薇是反革命的女兒，如果我爸爸真是個五一六分子，我也就跟錢薇一樣是個反革命的女兒。反正已有是“一丘之貉”的可能，就破罐破摔吧，還能破成啥樣？！

老錢家的狗認識司馬，它搖着尾巴向司馬乞憐，得到了拍腦袋頂的親昵回報，又搖晃着尾巴湊近我，嗓子眼裡發出一陣低沉的嗚嗚聲。

“啊……啊……這狗……啊……”我無助地叫起來。

司馬說：“別怕，虎子不咬人的。”

我緊張得兩隻手舉在胸前不敢邁步，“啊……啊……它不讓我走。”

司馬招呼說：“虎子，過來。”

虎子順從地丟開我，轉向他。我驚魂未定，還沒有來得及抑制住突突的心跳，屋門開了，傳來錢薇的聲音：“別害怕，我們家虎子不咬人。”那熟悉的自信語調沒變，只是多了小時候沒有的粗獷。

第一眼看到久別的髮小，我愣了一下，差點兒以為錢薇的聲音是從一個陌生人的口中發出的。不待我開口，錢薇將手指放在嘴上做了一個不要說話的動作，然後用本地人的口氣說：“來，進屋來，上炕熱乎熱乎。”冷靜得就像我們前兩天還在一塊聊過天兒。

屋子裡很暖和，陳設跟其他老職工家基本一樣。右手是一鋪炕，炕梢擺着紅漆炕琴，上面堆着被褥。正對着門橫跨屋地是個紅漆帶花的長柜子，上面整整齊齊地擺着書、茶具、兩個暖水瓶和一盞馬燈。燈芯擰到了最大，屋裡仍然是昏暗的。柜子上方是一個大鏡框，裡面裝着大大小小的照片。一般老職工家屋裡的地跟知青宿舍一樣是泥土地，可老錢家屋裡的地不但鋪了磚而且掃得乾乾淨淨，左手靠窗戶擺着一張書桌和一把椅子。我暗自首肯：百分之百的知識分子！沒飯桌可以，不能沒了書桌。

虎子也搖着尾巴跟着進了屋。它到書桌下面，在顯然是為它預備的幾個摞在一起的麻袋上蜷臥下來，長長的下巴放在向前伸出的兩個前爪上，眯起眼睛開始打盹兒。

老錢站在屋地當間，向我伸出手來。他還是知識分子的習慣——第一次見面要握手，雖然不是第一次見面，今天算是正式見面吧。如此文謅謅的車把式，真有意思。

“巧得很哦。”老錢笑眯眯地說。

看得出錢薇是繼承了她爸爸的自信。

“錢伯伯，對不起，到現在才來看您。”

“別客氣，別客氣。要不是你爸爸寫信來，咱們還知人知面不知親呢。”他說。

轉過頭來，迎面看見錢薇愉悅的笑臉，我倆不約而同伸出雙臂笑着抱在一起。在我的臂膀中，錢薇瘦骨嶙峋的體型猶如一個營養不良的孩子，使我不禁暗暗吃驚。

“上炕上炕，你倆好好敘敘舊。”司馬搓着兩隻手，像主人一樣。

我倆爬上炕，面對面膝頂膝手拉手坐在炕頭上。我目不轉睛地看着錢薇。眼前的錢薇跟小時候判若兩人，原先紅紅的小圓臉瘦得走了形，兩腮深陷，突出的顴骨像是硬安上去的，蒼白的臉頰上泛着兩片小小的潮紅，本來就大的眼睛和嘴顯得更誇張了。

我說：“你可不知道，我來北大荒就是為了要找你。到這兒以後才知道，一個個的連隊太閉塞了，覺得特渺茫。看來，還是該着的。”

“看來，小麗是個挺重感情的人吶。”

“感情”這兩個字像個老耗子在我心頭撓了一下，一陣反感。這右派分子，說話真不順耳。用不着他提醒，我當然知道自己對錢薇懷着的不能算是無產階級感情。不過，什麼感情不感情的，我才不想去仔細琢磨呢。我轉過頭瞥了老錢一眼，只見他滿面笑意地看着我。他哪裡知道我的心思，又嘟囔了一句外語：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爸爸，您又說洋話，啥意思呀？”

司馬顯然沒覺得老錢的“重感情”一詞有何不妥，在一旁給老錢當翻譯：“‘患難中不棄不離的朋友是最珍貴的朋友’。”到底是高中生，肚子裡有墨水。

“想死我了。”錢薇一隻手拍打着我的手臂說，她的手很小，像是還在發育中，也缺乏年輕人皮膚特有的細膩和柔軟，“自打有這麼多北京青年來咱團，我就覺着咱倆又能見面兒了。嘿，我的直覺太對了！我也在琢磨怎麼打聽你的下落呢。得了，鐵鞋用不着了，扔一邊兒去吧。”錢薇跟開關水龍頭一樣自如地變換她的口音，一會兒東北話，一會兒北京腔。

錢薇的話音還沒落，坐在炕沿上的司馬就貓下腰，提起我和錢薇的鞋假裝要扔出去，引得大家都笑了，錢薇笑得咳嗽起來。

“你身體怎麼樣？”我關切地問。

錢薇無所謂地說：“反正就這樣，時好時壞。咳，沒事兒的。”

我說：“咱們小學的宮苹、小辣椒、臧海凝他們也來了。”

“嗯哪，聽說了，還有那個姓柳的蹲班生。”

我說：“你還記得琴子？”

錢薇說：“當然了，你們舞蹈組的，有一次我擱她們班窗戶底下過聽見她朗誦。那會兒，她還比咱們高一年級呢。她把‘大清政府與地方府台衙門互相勾結’什麼什麼的，讀成‘大清政府與地方府台街門互相勾結’，你說我能忘得了她嗎？哎，不說她了，你爸媽都好嗎？”

“我爸和我媽上幹校了。現在不是查“五一六”嗎？我爸被隔離審查了。我媽拒絕揭發我爸，也被隔離了。他們的問題到底嚴重不嚴重，能不能過關，我也不知道，所以當武裝戰士沒我份兒。”說着，我瞟了司馬一眼。雖然當沒當上武裝戰士跟他無關，可當時在一個班，我的狼狽像全被他盡收眼底。一提起來，當時那個難堪勁兒又來折磨我。

老錢一直沒說話，臉上始終笑盈盈的。這會兒他收起笑容，嚴肅地說：“這麼多年了，過五關斬六將可謂英勇善戰，消滅了多少無辜的‘敵人’不得而知，但願你爸爸媽媽是能保住腦袋的老七老八。”

誰“英勇善戰”？誰是“無辜的敵人”？敵人還會是無辜的？我不明白，糊裡糊塗地應道：“但願吧。不過，我也想通了。‘既來之，則安之’，不管他們是不是“五一六”分子，反正我老老實實地幹活，不招誰也不惹誰就行了。”

“可人不能太老實！”錢薇激烈地說，“太老實了，尤其出身再不好，光受欺負。蕭紅不是說來着嗎，‘人若老實了，不但異類要來欺侮，就是同類也不同情。’我看見老實人就想扭住他脖領子，教他點兒厲害，我就見不得人被人欺負。剛來農場那會兒，有的男孩子看我是北京人，又是右派的孩子，以為我好欺負。哼，讓我把他們給治得服服帖帖的。我不欺負人，人也甭想欺負我。”

錢薇還是小時候那個厲害勁兒，不過遠沒那會兒胖了，個兒也沒長多少。我轉過頭對司馬說：“她小時候是個小胖墩兒。”

“一方水土養一方銀（人）。過去胖得好，現在瘦得也不錯。”司馬折衷地說，學着連隊裡那些遼寧籍轉業兵的口音俏皮地把‘銀’字說得很重。

錢薇說：“你真會說話，要不我爸怎麼老誇你？”

司馬笑道：“別誇了，本來就傻，誇成個傻狍子咋整？”

老錢說：“別貧嘴了。小麗，你們小姐妹見過面了，回去吧，省得有人問你去哪兒了。”

“沒事兒的，宮苹幫我遮着呢。”

“別大意，不是我不想留你。去吧，以後會有機會的。”老錢催促說。

去豬號的路上，司馬說：“你跟老錢她閨女的感情比我想象的還深。這麼多年還互相牽掛着，真不容易。”

“是，小時候我們倆形影不離。再加上，我爸和我媽跟她媽媽關係特別好。”意識到話說走嘴了已經來不及收回，雖然對司馬已經沒有戒心，我還是急急地加了一句，“你可千萬別跟別人說我們家和她們家的關係呀。”

司馬說：“我這就上團部廣播站廣播去。”

我無心與他玩笑，“真的，尤其別告訴柳雲琴，我知道你們倆談得來。”

“我跟誰都談得來。”司馬的話音里還是帶着笑意。

“真的，你別跟她說啊。”

我歪過頭去審視司馬的臉，他這幾句不合時宜的戲謔使我為自己的冒失而擔心，可黑乎乎的，我看不清他臉上的表情。

司馬這才一本正經地說：“放心吧！”

“乍一見面兒，錢薇變得都認不出來了，可一聽她說話，又覺得一點兒都沒變。”我腦子裡浮現着錢薇現在的樣子。

“你們分別了好幾年了吧？你經歷過的事兒她沒有經歷，她經歷過的事兒你沒經歷，有變化很自然。她也許跟你的想法一樣，覺得你變了，變了說明你們倆都長大了。”司馬的話有道理。

“你跟他們關係不錯？”我試探地問。

司馬又沒正形兒了，“不是跟你說，我跟誰都談得來。”

“可老錢是……”

“宮苹等着你呢。有些事兒以後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