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场院的路泥泞不堪，我一步一滑，远远地看见钱薇坐在晒麦棚朝阳的一堆麻袋上，头埋在一本书里，她那穿着大棉袄带着棉帽子的形体轮廓显得又瘦又小。我走上水泥场院，使劲地跺了几下脚，把脚上的泥跺掉些。闻声，钱薇抬起头笑了笑，然后，大声地朗读：

整个大自然似乎处在绝望与痛苦之中。地球像一个堕落的女人孤自坐在黑屋子里，试图不去回想过去。她忧郁地思念春天和夏天，冷漠地等待必然来到的冬天。四下里，无论你向何处看，都像一个黑暗，无底，冰冷的洞穴……

白晃晃的蓝天和暖洋洋的太阳跟钱薇念得这段内容太不协调了。我走到钱薇面前，脱下兵团服棉衣，坐在钱薇身边的麻袋堆上，问：“什么书，这么惨淡？”

钱薇放下手里的书，看着我，那表情仿佛对我的到来毫不意外，我又重温到儿时知己知彼的默契。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她把书递给我。

小时候，我们俩给自己制定了专门的读书时间。通常是在我家，坐在饭桌边，各守一方，各看各的书，看到精彩或是可笑的地方就读给对方听。有一次，我看书看得忘了去宫苹家的课外学习小组。偏巧那天老师查小组，找到家里。本来是要批评我，可看见我和钱薇看书看得那么认真，反而把我们俩给表扬了一通。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我看的是《军队的女儿》，她看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今天沙皇俄国的契柯夫跟昨天苏维埃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相差得太远了。

我翻看着《契诃夫短篇小说选》，问她：“哪儿来的？”

“我爸的。这些年，我就靠读书度日了。海明威说得真对，‘书是人最忠实的朋友’。不过现在，我爸不让我老看书，说对我的病不利。他把书柜给锁起来了，俩礼拜给我一本。完了，还跟我探讨每一本书，其实就是考我，让我给他讲读后感，为什么喜欢或不喜欢书中的某些人物什么的。我要是看落了什么重要的部分，还得回去重看。其实我根本不爱花时间去琢磨一本书哪儿好哪儿不好。我只不过需要一本书把我带到另一世界，让我忘记现实生活。”钱薇近乎虔诚地说。

我体验不到她的这种感觉，“什么另一世界？现实生活有什么不好？”

“看你怎么看了。世界这么大，世界上的人讲好多好多不同的语言，过各种各样不同的生活，想好多好多不同的问题。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思考，他们的探索，他们的期盼，他们的信仰，还有他们的爱情，我觉得都特有意思。现实生活对我来说，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合理公式，我只能在书里头欣赏人生。”

我诧异地看着眼前这个弱不经风的女孩子，这话本不该是从她嘴里说出来的。在我只会感叹少数民族的歌曲最悠扬、少数民族的舞蹈最尽情、少数民族的服装最好看、少数民族的文化最神秘的时候，她能一口气说出连好多成年人也说不出来的话。

我还在惊叹，她解释说：“我的病是不治之症，能活到二十岁就不错了。”

“别这么悲观，你的病会好的。”我安慰她，“宫苹刚才还在说呢，肺结核是可以治好的。白求恩就得过肺结核，而且他把自己给治好了。那是三十年代时候的事儿，咱们这都是七十年代了，你得有信心战胜疾病。”

钱薇道：“这可不是喊几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就能战胜的事儿。再说像我们这样的人背毛主席语录，人家还嫌我们亵渎他老人家呢。”

“别瞎说！”我制止她，然后缓和了语气，“反正你不能放弃恢复健康的希望。好不容易又在一块儿了，你一定得把身体养好。”

“说真格儿的，你不该来找我。你这人天真实在，这样好，少好多烦恼。可是也得留神，别不分阶级阵线。一脚跨过线，你可得吃不了兜着爬了。凡是跟我和我爸接触的人，我都得警告他们。”她的语气认真但冷漠。

我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抬眼望去，远处的地平线把蓝色的天空和新翻过的土地切成两半。不知怎的，一团混浊雾气在心中升腾，面前的天空忽然变得阴郁，大地变得苍凉，身边的好朋友也变得生疏。钱薇不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神采奕奕、精力充沛的小姑娘，我们之间隔着一道无形的屏障。

我转过头来问钱薇：“给我讲讲你这些年的生活好吗？”

“有什么好讲的？”她的目光避开我。

“我想知道蒋阿姨是怎么去世的。”

我明白，按常理，不该提那些过去了的伤心事，可直觉告诉我，不管这些年我们的经历如何不同，钱薇心里有话，愿意向我倾诉。我固执地相信，我俩之间有一种莫名的比朋友还亲密的情愫，除了我，钱薇的心里话能跟谁说呢？

钱薇沉默着。

“是文革以前吗？”我仍不罢休。

终于，钱薇说：“那会儿，我们家住场部，我爸是学校的教师。他这个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在北大荒农场的中学只能教点子初中地理、数学之类的小儿科课程，农场没高中。”钱薇有些语无伦次，“我妈来了以后也在中学当老师，学生都特喜欢她。咱们连长对我爸还算客气，就是因为我爸和我妈都教过他孩子。我妈生小弟弟的时候，虽然不是第一胎，可好像只要年纪有点儿大了难产就挺难免的，其实也没多大，才三十多岁。那会儿‘文革’的暴风骤雨刚刚刮到这儿，雨点子还没多大呢。人有时候特不可思议，一说‘与人斗其乐无穷’，人人摩拳擦掌，个个热血沸腾，连以治病救人为宗旨的医生护士也不例外。在这种时候，右派的媳妇，加农场的医疗水平，再加农场的医疗条件和医生护士的冷漠，真有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有点儿像《家》里面儿瑞珏惨死那劲儿。”

“不过你妈要还在，看你爸挨斗，不急死也得气死。”我试图从百分之百的悲剧中生拉硬扯地找出点儿值得庆幸的元素。

钱薇否定，“不会的。我妈既然敢来，就有足够的勇气面对一切。”她无奈地摇了摇头，“那时候我爸满可以留在美国，当教授，做学问。不介，人老先生非得一门心思想把自己的学问贡献给祖国。他回国后在金陵女大任教，我妈就是他的学生。”

“那还幸好回来了，不然，他们碰不上，也就不会有你了。”我还在打圆场。

“与其这样生活，我宁愿没有出生过！”

“别瞎说。后来呢？”

“五十年代初，南京大学院校调整，北京又需要外语人员，他就被调到北京了。用不上他的专业也罢了，又给打成右派。我妈去世后，很快就开始大批斗了。白天我爸在农场挨斗，我在学校挨斗，同学斗完了，给黑帮老师们陪斗。”

我气愤地问：“凭什么斗你？”

钱薇说：“我是从北京来的，穿着跟这儿的孩子不一样，因此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学习好，北京六年级的课程比这儿六年级的课程深得多，于是乎就成了‘学而优则仕’、‘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还有‘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孝子贤孙’什么什么的。还不是那一套。这农场是五十年代百万官兵进入北大荒建立的。虽然后来来了好些关内移民，可是成分相对来说比较单一。正好有个右派，可不就逮着我们一家子可劲儿斗呗。

“晚上，我爸被关在农场不让回家。黑灯瞎火儿的，我得自己管自己，胡乱吃点儿东西，天天的炕也不烧，脸都不带洗的。一是水太凉，二是用光了还得上井边儿去挑。那时候我特害怕出门，害怕碰上人，尤其怕碰上学校那帮红卫兵。天冷了，我就把前一年的棉袄翻出来穿上。扣子倒还能扣上，虽然我长个儿了可是比前一年瘦了好多，可是袖子才到这儿。”钱薇在自己手腕上面比画了一下，“有一天，给老师们陪斗的时候，梁老师，她是挨斗的老师之一，看我冻得特可怜，悄悄地跟我说，你把你妈的棉袄套在你的衣服外面，这才提醒我应该自己想点儿办法穿暖和点儿，也才想起来把我爸的棉衣服翻出来给他送去。

“最难忍的是第一次来例假。我倒是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因为到北大荒以后，上茅房看见过大人换例假纸，回家问我妈来着。可是我什么也没有，又害怕上供销社去买。不光是怕碰上谁，买这东西，怎么张口呀？就翻我妈的东西，还好真把她过去用的例假带和剩下的纸给翻出来了，那时候真的是又孤独又害怕。”

我想起自己第一次来例假，虽然同班有了例假的同学已经给还没来过例假的同学“传授过经验”，可是头一次看见自己身体里流出那么多鲜红鲜红的血，心里是慌慌的，手是发抖的。妈妈给我准备好例假带和例假纸，教给我怎么用，是妈妈的沉着使我很快镇静下来。

我眼圈有点儿发涩了，低声说：“真想象不出来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有时候回头想想，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可见，一个人实际上能够承受意想不到的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艰难困苦，求生的本能赋予了一个人非同寻常的极有弹性的忍耐力。不过那时候，我还是特恨我爸。要不是他是右派，我们哪儿至于上这鬼地方来。要在北京或是南京，我妈根本不可能出事儿，我也不会挨斗、挨打。我觉得我妈倒霉，我小弟倒霉，我也倒霉。还是到后来才想明白，不该怪我爸，右派又不是他想当的，谁想得到‘百花齐放’能把他给‘放’到这儿来。在这旮，对转业兵儿来说是创业，开发北大荒；对关内来的盲流来说是挣碗饭吃，繁衍生息；对你们知青来说是保卫祖国，建设边疆。他跟你们这些自愿来的人都不一样，他是被流放来的，是来劳改的，他这辈子整个给糟蹋了。要说倒霉，我们家人数他最倒霉。之后，我这破身体，还叫他没日没宿地操心费神。甭看他一天到晚心平气和的好像什么事儿都能对付，其实他老为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埋怨他自己。”钱薇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居然少见的没咳也没喘。

“那小弟弟呢？”

“别提了。你想啊，我和我爸哪儿会养那么小的孩子，都没来得及给他起个名字就让人抱走了，也不知道是被咱们农场的人抱走了还是被别的农场的人抱走了。我爸说还是不打听的好，怕人知道小弟弟是个右派的儿子。”

我愕然地看着钱薇。都说十六岁是少女的花季之年，可钱薇的命运之船却过早地被时代的飓风推向一片苦涩的大海。所有的语言都不知逃遁何处，我心中的水坝决堤了。

“别伤心，别伤心。”钱薇红着眼圈反过来安慰我，“至少他能落个好点儿的家庭出身，比跟着我爸强。领他的人家儿会好好养他的，这儿的人喜欢要男孩儿，因为，将来人老了里里外外的挑水，打柴火，种自留地没个儿子不行。真的，他肯定会比我和我爸活得好。”

钱薇的声音颤抖了，眼泪终于夺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