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连队，发现县医院因取暖煤短缺，把非重症病人打发回家了，钱薇也是其中之一。我喜出望外，立马把爸爸叮嘱过的“注意政治影响”的话抛在脑后，跑去看她。我真想告诉她，我们俩是有着血缘关系的亲姐妹，她的亲人中，除了她爸爸，还有我，还有我的爸爸妈妈，我们都是她的亲人。我实在实在是太想告诉她了，太想跟她分享我体验到的与她是姐妹的温暖、甜蜜和兴奋了。当然现在我还不能，也不会告诉她，这种欲说不能的感觉真让人揪心。

钱薇半躺在炕头上，头靠着火墙，身后台阶似的垫了三个枕头。

我坐在炕梢最里头，背靠着火墙。

“知道吗？你爸被打成右派不是因为他的言论有多反动，而是因为部里右派名额不够，被人给加到名单上凑数的。你爸其实没多反动，只不过是运气太不好了……”我说。

她对我的最新情报毫无兴趣，“咳，不管他是怎么戴上这顶倒霉的帽子，反正，要想回到革命大家庭，比骆驼穿过针鼻儿还难。”

本来是挺认真的说事儿，没想到她来了这么个夸张的比喻，我笑起来。不过，细想起来，还真是那么个意思。

钱薇没笑，接下去说：“我现在已经开始考虑新的问题了。比如，失眠的人都说睡不着觉是一种极大的痛苦。你仔细想想肯定是对的，睡觉的确是一种莫大的享受。然而人死了不就跟睡着觉一样吗？也算是一种享受吧，正如船驶进港湾，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她的声音里带着久病气虚的空颤。

我说：“别胡说八道。快开春儿了，连里还等你看场院去呢。”

钱薇没理会我的抗议，接着说：“刚来北大荒的时候，有好长一段时间，每天晚上，我躺下，灯一关，心里就充满了极端的恐惧。我老觉着，我爸和我妈会变成恶魔，丑像牛魔王、狠像白骨精那样的恶魔，他们会悄悄上我屋里来把我给掐死。一边告诉自己那是不可能的，爸爸妈妈怎么可能变成恶魔？一边又把他们怎么从墙那边儿进到墙这边儿，怎么悄声无息地把我给掐死想象得有鼻子有眼儿的，吓得我使劲瞪着眼睛在黑暗里找他们的影子，每天晚上得在那种恐怖中度过大半夜才能睡着。奇怪的是，早上一醒来，昨儿晚害怕的事儿一点儿也不记得，可是到晚上一躺下睡觉就又想起来。”

“你可真能瞎琢磨。要是说别人也罢了，还偏偏得是你自己的爸爸妈妈，想象力也忒丰富了吧？”

“那时候，我觉得倒霉的事儿都叫我给摊上了，我特恨我爸妈，也特嫉妒你。”

我深感意外，“啊？”

“那时候，我学习好，那么多同学、老师都喜欢我，连臧海凝这样的小才子都喜欢我。可是一夜之间，那么美好的世界突然崩溃了。我觉得我不在，臧海凝肯定得跟你好了，因为他跟我夸过你。”

“所以，你连招呼都不打就走了……真不够意思！”我终于逮着机会，为多年以前的不辞而别谴责她了，同时庆幸自己留了个心眼儿，没告诉她臧海凝提出跟我交朋友的事。

钱薇笑了笑，她的笑容里满是疲惫与倦怠，“是，多傻呀。不过，那时候才十二岁，傻是有情可原的。”

我点点头，再也不想笑了。

“不过现在，我一点儿也不怕死了。”半闭着眼睛歇了一会儿，钱薇沿着刚才的思路平静地说，“倒不是我不相信好死不如赖活着，也不是我相信能在天堂里见到我妈，尽管我觉得要是真有天堂，我妈肯定在那儿，我也肯定能去那儿。我妈在那儿，是因为她活着的时候是个再好不过的大好人；我能去那儿，是因为我这辈子真还没机会去伤害别人。我只不过是太累了，想好好好好地睡觉。”

她转过头来看着我，接着说，“其实你想过没有，一个人生命开始的同时也是他生命倒计时的开始，所有的人不管再辉煌再窝囊，说话做事再聪明再愚蠢，至少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到头来都是一个‘死’字儿。只不过，有的在世上走了一百步，有的走了五十步而已。这么想想，走一百步和走五十步有什么两样？反正我觉得，人死了就如同坠入时间的黑洞，跟睡着了没啥两样。再说，我这辈子一点儿也没白活，尽情地享受过父慈母爱——这世界上有多少人连这点幸福都没得到过。”

钱薇这长长的一席话被一连串的咳嗽打断了好几次，她身边总是放着一个自做的痰盂——一个不知从哪里找来的大罐头筒。她把从小卖铺买来的例假纸铺开，垫在里面，每次咳嗽发作以后，都要往里面吐痰。她的痰红丝丝的瘆人。

我的思维不像钱薇那么抽象。在我看来，如果一个正常人在世上走了一百步等于活了六十岁的话，那走了五十步的人至少应该活三十岁，而钱薇还不到十九岁呢。

“行了行了，你少发臆症，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话已出口，我才意识到很不合适。在她还只会喊“毛主席万岁”，只会唱“我把党来比母亲”的时候，在她还没学会思考政治问题的时候，她就被打入另册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她的革命，中国的任何革命都不是她的革命。

钱薇只“哼”了一声，我听到了里面包含着怨恨、无奈与伤感。

“咳，有的人活两百岁都嫌少，我活二十岁都嫌多。”钱薇闭上疲倦的眼睛好像自言自语。

“你少这么怨天怨地牢骚满肚子的，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好好养病。”我还在做徒劳的努力。

忽然，一阵剧烈的咳嗽迫使钱薇捂着胸口坐起来。我本能地凑过去想帮她捶捶背，她吃力地伸出一只手臂挡住我，摇着头示意不需要。

钱薇好不容易止住了咳嗽，喘息片刻后说：“你走吧，别真让我传染给你了。”

“你甭操我的心，我好着呢。”说着，一个莫名的念头向我袭来，难道是我偷窃了她的健康？毕竟我们是真正的姐妹，如果我不这么健壮，她的身体也许会好些呢？唉，老天爷分派命运的时候看走眼了，要是能把给我的健康匀一部分给她多好！

“你还是走吧。”钱薇催促着。

我说：“好，等你睡着了我就走。”

“那好，我快点儿睡着。”钱薇把被子往上拉了拉，但这只是象征性的，她似乎连拉动被子的力气也没有了。她平静地闭上眼睛，真的很快睡着了。

我蜷缩在炕角里看着钱薇清癯的面孔，她颧骨部分泛着微红——据说那是病灶的反应。她乱蓬蓬的头发干涩无光，放在被子外面，看得见筋脉骨骼的小手让人看了心碎。我猛然感受到钱薇所说的那种恐怖，甚至看到了钱薇所说的那种恐怖：病魔罪恶的爪子紧紧地攫住钱薇，狰狞地吞噬着她的生命。钱薇，苦苦挣扎着要摆脱这病魔，我却爱莫能助。

屋里死寂死寂的静，我像是被困在了一个孤独的小岛上，独自徒手面对命悬一线的姐妹，无助、无望、不知所措。我惊慌、内疚、自责，任凭眼泪从眼角顺着脸颊流到嘴角。我恨自己，恨自己不能把健康的身体给她一半；我恨苍天，恨苍天对钱薇如此薄情；我也恨上帝，恨上帝对钱薇那么吝啬——在夺走了她的妈妈和小弟弟之后还要威胁她的生命。

外面走道里传来开门的声音，我用袖口抹去脸上的眼泪，赶紧把身边放着的一本牛皮纸包的书塞进怀里，爬下炕。我正轻手轻脚地趿拉上鞋，司马拉开门探进头来，后面的虎子由着两个大鼻孔在空气里嗅来嗅去，不知在寻觅什么。虽然司马的动作很轻很轻，我还是把一个手指头放在唇前，提示他不要吵醒钱薇。

司马退出去，在过道里等着我，虎子跟着我们一起进了前屋。我走到地柜前，坐在炕沿上，面对着窗户。窗外湛蓝的天清新明亮，我心里却压着厚厚的阴霾。

虎子在屋地里转了一圈，大约觉得无趣，走到门边。司马开了屋门，又打开了过道门，虎子讪讪地走到院子里。

司马回到屋里，问：“老钱头呢？”

我耳语般说：“一大早就上县医院给钱薇买药去了。”

“声音被虎子叼跑啦？”

“哦，我怕吵着钱薇。”我红着眼睛，笑了。

司马在书桌前的椅子上坐下，才看出来我刚才哭过。他收敛了笑容问：“咋的啦？”

“钱薇老是死呀死呀的。倒不是那种唉声叹气的，可是看得出来，‘死’字儿老在她脑子里盘旋，怎么办呀？她要是没信心活下去……”我颠三倒四语无伦次，抑制不住又抽泣起来。

司马安慰我：“别哭别哭，等老钱头的药买回来，吃了会好一些。经常住医院的人难免会想到死，见得太多了。回来换换环境，她会好起来的，你别着急。我回头跟老钱头商量商量这事儿，看咋办好。”

有什么办法好想？有好办法问题不早解决了？我伤心地想。

院子里，虎子友好地叫了几声，接着，后勤排管家属班的老韩头推门进屋来。

“啊！”看见我和司马，老韩头似乎有些诧异，然后诡秘地一笑说：“老钱头不在家啊？你们坐，你们坐，我回头再来。”没等我们回答，他慌慌地走了，门在他身后重重地关上。

我脱口说：“哎呀，折子了。”

司马问：“咋啦？”

“你没听说？”

“听说什么？”

“没听说就算了。”

司马不放弃，“咋叫‘没听说就算了’？”

我说：“没听说就没听说吧。别问了，你走吧，我再陪钱薇待会儿。”

“一块儿走呗，她不是睡觉呢吗？”

“不不不，你先走，我等会儿老钱。”

“一会儿陪钱薇一会儿等老钱的，你咋啦？怕让人看见咱们俩一块儿走道儿呀？”

“你这人怎么这么滋拗呀？”我没法告诉他连里关于我俩谈恋爱的传言。第一，怕他知道以后俩人都会尴尬；第二，我还真是说不出口。

司马只管追问：“小江，你平常挺爽快的，今儿咋这么别扭啊？”

我不得不说：“没有，不是……你没看老韩头那样儿？你还不明白？”

司马说：“你看看你，脸皮儿那么薄，一捅就破。跟我唠两句嗑咋啦？让他们说去呗，说烦了就不说了。”

“坏家伙！你装傻。”我霍地站起身来，抬手要打他，怀里的书啪嗒掉在地上。

司马眼疾手快，捡起书来。书皮上是钱薇的笔迹：“燕妮·马克思”。

他翻开书，看了一眼，把书还给我，“伪装得挺巧妙得呵。”

“是钱薇的主意。其实，要是有人想跟我找茬儿，怎么伪装也没用。”

司马说：“里面包的这本《德伯家的苔丝》是关于一个叫苔丝女孩如何遭受一个有钱的新贵族欺骗和玩弄以及她终于奋起反抗的故事，这本小说是世界名著，展示了那个时代一种人生，没什么不能看的。《燕妮·马克思》你看过了吗？”

我答：“看了。”

“虽然《燕妮·马克思》是真人真事，《德伯家的苔丝》是虚构的故事，可它们同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作品。总之，两个不同国度不同社会阶层的女人，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两个迥然各异的结局，可以说都不失为有气概的女人。好好看吧。”司马平时说话总是半正经半开玩笑的。可这会儿，他是严肃的。

我郑重地说：“嗯，我好好看。”

突然，我心里有一种冲动，想告诉司马我和钱薇有血缘关系这个秘密。我觉得他一定很能理解，跟我一起保守秘密。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善于保守秘密的孩子，心里有个秘密总是像有个小青蛙似的稍不留神就会从嘴里蹦出来，我太需要有人能够与我分担这个轻之又轻的小青蛙给我带来的沉之又沉的压力了。

在连队，除了钱薇，我最信任的人就是司马和宫苹。但是，我对司马的信任跟我对宫苹的信任不一样；对前者，是一种像对老大哥尊敬的信任，一种相信他会以他的成熟来关照小妹妹的不谙世事的信任。对后者，是一种俩人都会互不伤害友谊的信任。如果我把心里的秘密告诉宫苹，万一泄露出去，追究起来，我们的友谊会受到伤害，宫苹毕竟不象司马那样成熟，那样会应付风风雨雨。哪怕宫苹泄露秘密的可能性只有万分之一，把她放到一个也许会伤害我们友谊的位置上也是对彼此的不尊重。

司马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站起身说：“走不？磨叽啥？一会儿就开中饭了。”

犹豫使机会错过了。我站起身跟在司马后面走出门。

路上，司马嘱咐我说：“明天，你们班跟蹦蹦车上江边去拉煤，穿暖和点儿。另外，注意安全。”

“知道了。”我答应着与他分手。

司马的嘱咐不无道理。就像夏天到江边卸煤使人怵头一样，冬天到江边装车拉煤同样让人发怵。这两种活儿对我来说都不陌生：卸煤叫人怵是因为太脏太累，而拉煤让人怵是因为太危险。隆冬时节，江边的煤山跟北大荒的千里沃土一样冻得硬邦邦，人们只好像挖山洞那样在煤山中间掏个洞才能把尚未冻结实的煤装上车。经过一个冬季各连队的拉煤车你来我往，煤山的洞子越掏越深，越掏越大，越深越大就越容易塌方，因此也就越危险。每次装车，大家都得高度警惕，一见煤洞顶篷上往下掉煤渣就互相提醒“小心”、“快撤”。可是，不管如何加倍小心，没人能预料什么情况下煤山会在毫无前兆时突然塌方，因此每年冬天都会发生煤山坍塌压死人的事故，就像年年夏季江中都有溺水者一样没有例外。关键是，没有人能预见在那座人造煤山下，老天爷冷酷的目光会瞄准谁。

晚上，我去猪号找宫苹，告诉她我去看钱薇，她一个劲儿地说“死”。

宫苹说：“咱们健健康康的，确实是没法理解病恹恹的人成天到晚心里都想什么。对了，我一直忘了告诉你，我跟我妈提起你去看钱薇的事儿，她说你得特注意，去的时候最好是戴个口罩。你真是得小心点儿，可千万别给传染上。”

“戴口罩？那像什么话！再说我去那儿都是她在炕头，我坐炕梢，她根本不让我靠近她。”

“我妈还说，再高明的医生妙手回春的机会也是可遇不可求。一旦医生跟病人建立了感情，人救不过来的时候会非常痛苦的。在心理上，他们必须跟病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我说：“我明白。可那是不可能的！”

至少一时半会儿，还不能告诉宫苹，我和钱薇天方夜谭般奇妙的血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