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全連大會照常是在黑暗中進行的。指導員點名批評了喜歡彈曼陀鈴的上海青年金良茗，說他有小資產階級情調，必須加強改造世界觀。我心裡一陣懊喪。白天幹活的時候，我剛跟金良茗說好了叫他教我彈曼陀鈴。現在曼陀鈴學不成，金良茗還得準備在團支部會上做檢討，都是我不好，回宿舍炫耀說金良茗答應教我彈琴，被柳雲琴抓個正着。軍人俱樂部里黑乎乎的，我不知道金良茗坐在哪兒，也無從看見金良茗垂頭喪氣的倒霉相，心裡充滿了對他的歉意。

指導員還說：“最近，小資產階級情調在知青中抬頭，連隊裡有人公開唱《敖包相會》、《花兒為什麼這樣紅》之類的黃色歌曲，這是一個需要嚴肅對待的問題。毛主席早就預見到帝國主義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的第三代和第四代人身上，所以，城市青年必須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同志們呀，我們要提高警惕，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注意把握繼續革命的方向盤，屯墾戍邊鬧革命，戰天鬥地煉紅心。二十一連的黨團員同志們一定要起帶頭作用，不要讓小資產階級不正之風在咱們連隊裡繼續蔓延下去。”

平日裡，這樣的老生常談跟用漏桶盛水一樣上面灌底下流，這邊話說完了，那邊我也一個字不記得，可今天指導員這些話像蒼蠅在耳邊嗡嗡叫一樣讓我反感。偏偏越是反感就越是聽得仔細，聽得一字不落，聽得心煩意亂。

業餘時間書不能隨便看是眾所周知的，錢薇走前通過司馬轉給我的幾本書，我只能晚上躲在被窩裡看。白天眾目睽睽之下不能鑽被窩，實在太無聊了，我就一頁一頁地翻看《中國地圖冊》。小時候，那些曲了拐彎的省界和國界、那些粉黃橙綠的省份和國家、那些陌生繞口的地名、那些藍色的河流、湖泊、海洋令我浮想聯翩，夢想長大了當攝影師，到全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去攝影，真是荒唐透頂。這本《中國地圖冊》快被我翻爛了，兒時的夢想也早被揉爛碾碎。

現在琴不能彈，好聽的歌兒不能唱。唉，唱歌彈琴這樣的生活小事兒，怎麼能跟資本主義復辟那麼嚴重的國家大事聯繫在一起？資本主義復辟是要上山打游擊的，即便是打游擊不是還能“唱起那動人的歌謠”嗎？

回到宿舍，大家七嘴八舌地議論：

“《敖包相會》也罷了，《花兒為什麼這樣紅》是歌頌為革命貢獻友誼和愛情的歌曲，有什麼不能唱的？”

“彈琴是革命的浪漫情懷的表現，可以活躍生活，憑什麼不可以？”

“毛主席也沒說接受再教育就不能有革命的浪漫主義精神呀？”

不管指導員上哪節跳板，柳雲琴永遠緊緊跟隨。像一個慣受奴役的人，排斥主子的指令和意圖以外的一切，她反駁眾人：“什麼‘革命的浪漫主義’？只要是沾上“浪漫”倆字兒就是小資調兒。”

“延安時期，那些老革命還跳過交際舞呢，你能說那是小資調兒？”有人說。

柳雲琴立刻給予斬釘截鐵的否定：“不可能！”並警告說，“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浪漫主義是資產階級情調，你們都注意點兒吧。”

大家都不吭氣了。

本來已經脫鞋上了炕，準備鑽到被窩裡看會兒書的，此刻我反身坐在炕沿上穿好鞋，抄起手電筒，走出宿舍。

站在宿舍門口，我猶豫了，到哪兒去呢？月光下，忽然看見不遠處一個有個正朝公路方向走去的人，從走路姿勢和羊剪絨帽子兩邊習慣向上翻着的棉帽耳朵上，我認出是臧海凝，便毫不猶豫朝他追了過去。

聽見腳步聲，他回過頭，看出是我，停下來說：“來得正好，陪我散散步。”

我正求之不得。

默默地走了一會兒，我半開玩笑地問：“思考什麼重要問題呢？”

“我在想，”他頓了一下，看我一眼：“兩個問題：消除城鄉差別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

“相互關聯的。”我插嘴，脖子往衣領里縮了縮，剛才出來太匆忙，忘了戴圍巾。

“當然！我問你，你想過沒有‘消除城鄉差別’和‘接受再教育’是相互統一的還是相互矛盾的？‘消除城鄉差別’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相互統一的還是相互矛盾的？”

“喲，沒想過。你覺得呢？”我誠心誠意虛心求教。

臧海凝說：“過去，我理所當然地認為消除城鄉差別就是把農村變成城市，現在看來，純屬一廂情願。如果，消除城鄉差別的目的是把農村變成城市，那就應該把農民搬到城裡，讓農村向城市靠攏，而不是把城裡人下放到農村，讓城市向農村靠攏，對不對？你想啊，這些年，下鄉上山的不光是咱們知青，還有成千上萬的大大小小知識分子、老中青幹部和各行各業的職員，還不算搬到三線去的工廠里的工人、技術人員和行政幹部。顯然，我們所謂的‘消除城鄉差別’就是讓城市向農村靠攏。因此，說是‘城鄉結合’，卻只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沒有‘建設社會主義新城市’的意向。與此同時，我們國家目前還處在一窮二白的狀態，因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便奉行‘因陋就簡’。而實際上，在這個建設過程中，由於地方幹部的認識和操作的局限性，目的和方式方法混淆不清。結果，‘因陋就簡’變得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所以建設來建設去，咱們社會主義新農村還是不倫不類，又破又爛又落後。”

“可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本來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兒呀？”我並沒有反駁他的意思。

“關鍵不在於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兒，而是在於誰教育誰，誰指揮誰？我最不理解的是，毛主席二十年代的時候就說過‘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那時候，他認為中國農民落後因而中國落後。事隔五十年，工人階級已經成長為主導，領導一切，農民還沒先進起來呢，‘嚴重的問題’還沒解決呢，他老人家忽然改變主意，叫尚有嚴重問題的農民去教育城市來的學生——當然了，咱們受過資本主義教育路線毒害，但是……反正我目前還沒領會老人家的意圖。”

雖然，這些話就像筆畫複雜的繁體字，倒是認得的，可要我寫，卻記不清筆劃，捋不順頭緒。真佩服這個大男人的聰明，他居然能思考這麼複雜的問題。

一輪皎潔的明月慢悠悠地在雲里穿行，使腳下的路忽明忽暗。

我想緩解一下過於嚴肅的氣氛，便快走了兩步，然後轉過身，面對他。一邊倒退着，一邊指着月亮說：“哎，你瞧，咱們走月亮也走。你說，是它領着咱們，還是咱們領着它？”

臧海凝兩手抄在褲兜里，“你呀，老是這樣，一點兒政治頭腦也沒有。整個一沒心沒肺的樂天派。”

討了個沒趣，我還是笑呵呵的，“有政治頭腦又怎麼樣？像你這樣一天到晚怨天尤人自尋煩惱，像琴子那樣的被人指後脊梁，誰見了誰煩，有意思嗎？”

“宮苹也不關心政治，可從來就不說這樣兒的渾話。”他脫口而出。

“要不我們倆怎麼會是好朋友呢？一個光有傻氣，一個沒有生氣，互相補充唄。”我的意思是提醒他：忘啦？你曾經說過她是個沒有生氣的瓷娃娃。

他沉默了，不知道是不是記起了曾經說過的話。

我真的不想跟他吵架，只想好好陪他散步，更期望他問一句我特別想聽的話，那句他好幾年前問過我的話。

他默默地走着。

月亮又躲起來了。我毅然決定爭取主動，“還記得在頤和園的時候，你問我的那個問題嗎？如果你現在再問，我不會叫你失望了。”

他突然站住，猝不及防似的，面對着我，在黑暗中看着我，不說話。

我看不清他臉上的神情，傻傻地等着他說話，嘴唇控制不住地顫抖起來，手心冒出冷汗。他幹嗎不說話呀？！我低下頭，臉上發燙，燙得難受，後悔自己又沒頭沒腦地冒傻氣了。

臧海凝伸出雙手，緊緊地攥住我的上臂，我直挺挺地站着，動彈不得。他低下頭，把前額貼在我的前額上。他的前額涼涼的、軟軟的。我的心旌開始蕩漾，體驗着從未有過的愜意。天啊，就這樣，不要動，就這樣，真好！

“你這小女子，盡給我出難題。”他喃喃地說，口中的熱氣哈到我臉上。

“唔？什麼難題？”我痴痴地問。

“可惜……”他的前額還貼在我的前額上，兩隻黑洞洞的眼睛盯着我，那麼近，近得看上去有些變形，甚至有些可怕，“你，遲到了。”

我驚訝地向後一退，甩開他的手：“啊？你什麼意思？”

“我……我已經有……別人了。不是我不愛你，真的。我以為你對我有成見，我以為你專愛跟我作對……”他似乎情真意切。

可我已聽不見他說的是什麼，連隊裡容貌氣質姣好又有才華的女生飛快地掠過腦海。難道我已經被另一個女生打敗了？不，不會的！他這麼招搖的人物要是有了女朋友，在這個絕對、絕對、絕對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的火柴盒一樣小的連隊裡，早就滿連風雨了。哼，他就是不想跟我好罷了。霎時間，我感到羞愧難當，臉上火燒火燎，心裡懊悔不迭，恨不能腳底下的地立刻張開大口把我給吞沒。

“咱們還是做好朋友，行嗎？”他又朝我伸過手來。

“不用你安慰！”我躲閃過去，拔腿要走。

他一把拉住我，出其不意地將我抱住。

“幹什麼你？”我叫起來，雙手一起使勁地推他，淚水奪眶而出。

他死死地抱着我，蠻橫地、霸道地不肯鬆手。我用頭頂着他的肩，雙手撐在他的胸口上，我能意味到他身上的氣息。手在兩個胸膛之間擠得發疼，無效地掙扎了幾下之後停頓下來，我委屈地靠在他肩頭啜泣。臧海凝騰出右手，粗暴地扳起我的臉。他的嘴叼住我的嘴唇，滑潤的舌頭伸進我嘴裡。

我別開臉，咬牙切齒，“你，耍流氓！”我用盡全身力氣推開他，撒腿跑向連隊營區。我用袖口狠勁兒地抹着嘴，好一個口是心非的偽君子！他說，不是他不愛我，難道他還能同時愛上兩個女生不成？連里根本沒有關於他跟任何女生好起來的傳言，就算我沒臉沒皮地自作多情，也不能這麼被欺負！

時間像場院突突不停的揚場機將羞辱、失落、孤獨、悲傷、寂寞一層一層地堆積在心裡。跟他面對面碰上，我會升起一股哀怨的恨。他不在近旁時，我又會感到難耐的焦躁，渴望看見他熟悉的身影和英俊的面孔。我管不住自己的眼睛往哪兒看，自己的腦子往哪兒想。要是說原來我愛看見他是因為迷戀他，現在我覺得是因為恨他。可我弄不懂為什麼恨他還總想看見他，想得百爪撓心，欲罷不能，難道就因為沒有得到他？我也想不通自己為什麼一到他面前就那麼冒昧、那麼失態、那麼傻得可悲可憐可恨，我還甩不掉一種被捉弄、被作踐的感覺。是誰捉弄了我，作踐了我？到底是他還是我自己？

生活中的一切都變得索然無味。我變得落落寡歡打不起精神。出工的時候慢慢吞吞跟在大家後面打狼，幹活的時候三心二意，下工的時候磨磨蹭蹭走在最後收尾。

潘姐說：“咋的啦，黃皮子附身啦，你魂兒呢？”

我沒法告訴她自己心裡那些荒唐心思，只好連她也不愛搭理了。

一天，趁着晚上不開全連大會，我打定主意上團部，臧海凝有女朋友的事，我得告訴宮苹。我可以在她那兒住一夜，第二天一清早回連隊，不耽誤出工。

廣播員業務性質特殊，二十四小時內必須隨叫隨到，因此廣播室既是廣播員的工作室也是廣播員宿舍。宮苹的小天地毫無淑女情趣，卻不乏溫馨。一個不大的房間裡，地上鋪着磚，右邊廣播器械和廣播台幾乎占據了小半個屋子。廣播台上方牆上貼着一幅中國地圖，對面是宮苹的床，一側和一頭靠牆，床單總是像剛洗過的一樣，摺疊得四四方方的被子和拍打得齊齊整整的枕頭端端正正地擺放在靠牆的一端。

床上方的牆上是一幅宮苹弟弟的書法——毛主席詩詞《沁園春·雪》，宮苹說，那是柳體字。我不懂書法，只覺得他的字乾淨、整齊、耐看。想不到那個當年牽着奶奶的手哭泣的小洋人，如今能寫出這麼漂亮的中國毛筆字。側面牆上掛着毛主席在井岡山時期的畫像，和藹的目光注視着屋裡人的一舉一動。

床另一頭的空當處是箱子架，上面是宮苹的木頭箱子。箱子架與牆之間是臉盆架，臉盆架旁邊地上放着個“餵得羅”水桶。拐過來是窗戶，窗下擺兩把椅子，窗外是團部的客車站。說客車站其實是誇大其詞，團部每天只有一趟客車去火車站，人們不過是習慣性地在這裡上下車罷了。

在宮苹的工作室里，我最羨慕的是她睡覺的那張單人床。到北大荒這麼多年了，早就體會到睡熱炕的好處，但是，在城市裡長大的我對一張正兒八經的單人床無論如何難割難捨。自從宮苹搬進了廣播室，我總找茬兒上這兒來，跟她擠一夜，享受睡在床上的快樂。

平時宮苹放廣播的時候，我要是待在廣播室，一點兒聲音都不能出，宮苹連書都不讓我看，怕我翻頁翻出聲音。我只能幹坐着，憋屈得要命。這天，我掐着時間離開連隊，計劃九點鐘廣播結束後到團部。

走到團部營區時，迎接我的已經是沉默的夜，時間算得挺准，才九點多，她不會睡覺的，頂多去串個門什麼的。不過沒關係，即使她不在，也不會鎖上門的。宮苹人緣好，朋友多，公事忙，只要門上沒掛“廣播時間請勿打擾”的牌子，就經常人來人往，聊天的、借東西的、送稿子的都愛一屁股坐下半天不走。一般人不重禮節，一面嘴裡叫着“宮苹”一面推門而入，只有睡覺的時候她才從裡面鎖上門。

不料，當我伸手去拉門時發現，一反常態，廣播室的門反鎖着。

“開門！才幾點呀就鎖門兒啦？”我拍着門大聲說。

“啊？小麗！”宮苹的聲音讓我感到自己是個不速之客。

我的聲音微含歉意，“嗯，是我。”猜想她已經鑽被窩了，還得爬起來穿衣服給我開門。

感覺過了很長的時間，才聽見“嘩”的一聲開門鎖的動靜，我迫不及待地拉開門。宮苹一臉尷尬站在門邊；臧海凝滿臉不悅半躺在宮苹床上，一向是方正整齊的被子和枕頭垛被壓得癟塌塌的。

仿佛五雷轟頂，我瞠目結舌：原來如此！

“你怎麼這會兒來啦？進來呀。”窘迫狼狽的宮苹恢復了自己，伸手拉我，企圖用她慣有的溫柔與平和化解僵局。

而臧海凝的臉上卻掛上了一副“早不來晚不來，真沒眼力見兒”的神情。我怒不可遏地將門猛地一摔，轉身飛奔出去，一直跑到通向連隊的土路才停住。腳步停住了，心仍在狂奔，腦袋裡是空空的，反反覆覆想的只是一個詞：卑鄙無恥。

我垂着頭，慢慢地走着，摘下的棉帽子拎在手裡，任冷風吹着發燙的臉頰，另一隻手解開兵團服，拽開裡面毛衣和襯衣的領口，讓寒氣鑽進衣服裡面，迅速冷卻燃燒般的身體。我想哭，很想很想，但是哭不出來。我憑什麼哭，我又沒做錯事，是他們倆做錯了事，他們傷害我了，所以我有權利哭，但還是哭不出來。

臧海凝知道我喜歡他，他怎麼會這樣，他怎麼會跟宮苹好？他這是報復我，就為了在頤和園發生的那件事。宮苹知道我喜歡臧海凝——雖然我從來沒把這層窗戶紙捅破，可這層窗戶紙本來就是透明的，根本不用捅。她知道還跟他好，那就是背叛我，有意傷害我。上中學的時候她就喜歡臧海凝，原來，這麼多年她對我那麼好，其實是利用我跟臧海凝套近乎。我真傻，一點兒都沒看出她的企圖，一點兒都沒防備她。哼，她終於把臧海凝給套上了。卑鄙，真卑鄙！

這臧海凝到底是怎麼回事呀？他說，他不是不愛我，難道他真的既愛我也愛宮苹？那難道他真的是因為以為我處處跟他作對而選擇了宮苹？怎麼可能？而且，他既然選擇了宮苹，怎麼還跟我動手動腳？我一遍一遍地回憶這些年與臧海凝的交往，從他對我說宮苹的壞話，到他誇獎宮苹；一遍一遍回想那天晚上的一幕幕情景，從拉開廣播室的門到我跑回連隊……他不但背叛了我，而且是個大流氓。

我不再去團部找宮苹了。每天廣播傳來的宮苹的聲音都像鞭子一樣抽打着我的心。我恨見異思遷的臧海凝，也恨橫刀奪愛的宮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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