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全连大会照常是在黑暗中进行的。指导员点名批评了喜欢弹曼陀铃的上海青年金良茗，说他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必须加强改造世界观。我心里一阵懊丧。白天干活的时候，我刚跟金良茗说好了叫他教我弹曼陀铃。现在曼陀铃学不成，金良茗还得准备在团支部会上做检讨，都是我不好，回宿舍炫耀说金良茗答应教我弹琴，被柳云琴抓个正着。军人俱乐部里黑乎乎的，我不知道金良茗坐在哪儿，也无从看见金良茗垂头丧气的倒霉相，心里充满了对他的歉意。

指导员还说：“最近，小资产阶级情调在知青中抬头，连队里有人公开唱《敖包相会》、《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之类的黄色歌曲，这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毛主席早就预见到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和第四代人身上，所以，城市青年必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同志们呀，我们要提高警惕，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注意把握继续革命的方向盘，屯垦戍边闹革命，战天斗地炼红心。二十一连的党团员同志们一定要起带头作用，不要让小资产阶级不正之风在咱们连队里继续蔓延下去。”

平日里，这样的老生常谈跟用漏桶盛水一样上面灌底下流，这边话说完了，那边我也一个字不记得，可今天指导员这些话像苍蝇在耳边嗡嗡叫一样让我反感。偏偏越是反感就越是听得仔细，听得一字不落，听得心烦意乱。

业余时间书不能随便看是众所周知的，钱薇走前通过司马转给我的几本书，我只能晚上躲在被窝里看。白天众目睽睽之下不能钻被窝，实在太无聊了，我就一页一页地翻看《中国地图册》。小时候，那些曲了拐弯的省界和国界、那些粉黄橙绿的省份和国家、那些陌生绕口的地名、那些蓝色的河流、湖泊、海洋令我浮想联翩，梦想长大了当摄影师，到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去摄影，真是荒唐透顶。这本《中国地图册》快被我翻烂了，儿时的梦想也早被揉烂碾碎。

现在琴不能弹，好听的歌儿不能唱。唉，唱歌弹琴这样的生活小事儿，怎么能跟资本主义复辟那么严重的国家大事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复辟是要上山打游击的，即便是打游击不是还能“唱起那动人的歌谣”吗？

回到宿舍，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

“《敖包相会》也罢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歌颂为革命贡献友谊和爱情的歌曲，有什么不能唱的？”

“弹琴是革命的浪漫情怀的表现，可以活跃生活，凭什么不可以？”

“毛主席也没说接受再教育就不能有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呀？”

不管指导员上哪节跳板，柳云琴永远紧紧跟随。像一个惯受奴役的人，排斥主子的指令和意图以外的一切，她反驳众人：“什么‘革命的浪漫主义’？只要是沾上“浪漫”俩字儿就是小资调儿。”

“延安时期，那些老革命还跳过交际舞呢，你能说那是小资调儿？”有人说。

柳云琴立刻给予斩钉截铁的否定：“不可能！”并警告说，“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浪漫主义是资产阶级情调，你们都注意点儿吧。”

大家都不吭气了。

本来已经脱鞋上了炕，准备钻到被窝里看会儿书的，此刻我反身坐在炕沿上穿好鞋，抄起手电筒，走出宿舍。

站在宿舍门口，我犹豫了，到哪儿去呢？月光下，忽然看见不远处一个有个正朝公路方向走去的人，从走路姿势和羊剪绒帽子两边习惯向上翻着的棉帽耳朵上，我认出是臧海凝，便毫不犹豫朝他追了过去。

听见脚步声，他回过头，看出是我，停下来说：“来得正好，陪我散散步。”

我正求之不得。

默默地走了一会儿，我半开玩笑地问：“思考什么重要问题呢？”

“我在想，”他顿了一下，看我一眼：“两个问题：消除城乡差别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

“相互关联的。”我插嘴，脖子往衣领里缩了缩，刚才出来太匆忙，忘了戴围巾。

“当然！我问你，你想过没有‘消除城乡差别’和‘接受再教育’是相互统一的还是相互矛盾的？‘消除城乡差别’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相互统一的还是相互矛盾的？”

“哟，没想过。你觉得呢？”我诚心诚意虚心求教。

臧海凝说：“过去，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消除城乡差别就是把农村变成城市，现在看来，纯属一厢情愿。如果，消除城乡差别的目的是把农村变成城市，那就应该把农民搬到城里，让农村向城市靠拢，而不是把城里人下放到农村，让城市向农村靠拢，对不对？你想啊，这些年，下乡上山的不光是咱们知青，还有成千上万的大大小小知识分子、老中青干部和各行各业的职员，还不算搬到三线去的工厂里的工人、技术人员和行政干部。显然，我们所谓的‘消除城乡差别’就是让城市向农村靠拢。因此，说是‘城乡结合’，却只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没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意向。与此同时，我们国家目前还处在一穷二白的状态，因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便奉行‘因陋就简’。而实际上，在这个建设过程中，由于地方干部的认识和操作的局限性，目的和方式方法混淆不清。结果，‘因陋就简’变得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所以建设来建设去，咱们社会主义新农村还是不伦不类，又破又烂又落后。”

“可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本来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呀？”我并没有反驳他的意思。

“关键不在于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在于谁教育谁，谁指挥谁？我最不理解的是，毛主席二十年代的时候就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那时候，他认为中国农民落后因而中国落后。事隔五十年，工人阶级已经成长为主导，领导一切，农民还没先进起来呢，‘严重的问题’还没解决呢，他老人家忽然改变主意，叫尚有严重问题的农民去教育城市来的学生——当然了，咱们受过资本主义教育路线毒害，但是……反正我目前还没领会老人家的意图。”

虽然，这些话就像笔画复杂的繁体字，倒是认得的，可要我写，却记不清笔划，捋不顺头绪。真佩服这个大男人的聪明，他居然能思考这么复杂的问题。

一轮皎洁的明月慢悠悠地在云里穿行，使脚下的路忽明忽暗。

我想缓解一下过于严肃的气氛，便快走了两步，然后转过身，面对他。一边倒退着，一边指着月亮说：“哎，你瞧，咱们走月亮也走。你说，是它领着咱们，还是咱们领着它？”

臧海凝两手抄在裤兜里，“你呀，老是这样，一点儿政治头脑也没有。整个一没心没肺的乐天派。”

讨了个没趣，我还是笑呵呵的，“有政治头脑又怎么样？像你这样一天到晚怨天尤人自寻烦恼，像琴子那样的被人指后脊梁，谁见了谁烦，有意思吗？”

“宫苹也不关心政治，可从来就不说这样儿的浑话。”他脱口而出。

“要不我们俩怎么会是好朋友呢？一个光有傻气，一个没有生气，互相补充呗。”我的意思是提醒他：忘啦？你曾经说过她是个没有生气的瓷娃娃。

他沉默了，不知道是不是记起了曾经说过的话。

我真的不想跟他吵架，只想好好陪他散步，更期望他问一句我特别想听的话，那句他好几年前问过我的话。

他默默地走着。

月亮又躲起来了。我毅然决定争取主动，“还记得在颐和园的时候，你问我的那个问题吗？如果你现在再问，我不会叫你失望了。”

他突然站住，猝不及防似的，面对着我，在黑暗中看着我，不说话。

我看不清他脸上的神情，傻傻地等着他说话，嘴唇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手心冒出冷汗。他干吗不说话呀？！我低下头，脸上发烫，烫得难受，后悔自己又没头没脑地冒傻气了。

臧海凝伸出双手，紧紧地攥住我的上臂，我直挺挺地站着，动弹不得。他低下头，把前额贴在我的前额上。他的前额凉凉的、软软的。我的心旌开始荡漾，体验着从未有过的惬意。天啊，就这样，不要动，就这样，真好！

“你这小女子，尽给我出难题。”他喃喃地说，口中的热气哈到我脸上。

“唔？什么难题？”我痴痴地问。

“可惜……”他的前额还贴在我的前额上，两只黑洞洞的眼睛盯着我，那么近，近得看上去有些变形，甚至有些可怕，“你，迟到了。”

我惊讶地向后一退，甩开他的手：“啊？你什么意思？”

“我……我已经有……别人了。不是我不爱你，真的。我以为你对我有成见，我以为你专爱跟我作对……”他似乎情真意切。

可我已听不见他说的是什么，连队里容貌气质姣好又有才华的女生飞快地掠过脑海。难道我已经被另一个女生打败了？不，不会的！他这么招摇的人物要是有了女朋友，在这个绝对、绝对、绝对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的火柴盒一样小的连队里，早就满连风雨了。哼，他就是不想跟我好罢了。霎时间，我感到羞愧难当，脸上火烧火燎，心里懊悔不迭，恨不能脚底下的地立刻张开大口把我给吞没。

“咱们还是做好朋友，行吗？”他又朝我伸过手来。

“不用你安慰！”我躲闪过去，拔腿要走。

他一把拉住我，出其不意地将我抱住。

“干什么你？”我叫起来，双手一起使劲地推他，泪水夺眶而出。

他死死地抱着我，蛮横地、霸道地不肯松手。我用头顶着他的肩，双手撑在他的胸口上，我能意味到他身上的气息。手在两个胸膛之间挤得发疼，无效地挣扎了几下之后停顿下来，我委屈地靠在他肩头啜泣。臧海凝腾出右手，粗暴地扳起我的脸。他的嘴叼住我的嘴唇，滑润的舌头伸进我嘴里。

我别开脸，咬牙切齿，“你，耍流氓！”我用尽全身力气推开他，撒腿跑向连队营区。我用袖口狠劲儿地抹着嘴，好一个口是心非的伪君子！他说，不是他不爱我，难道他还能同时爱上两个女生不成？连里根本没有关于他跟任何女生好起来的传言，就算我没脸没皮地自作多情，也不能这么被欺负！

时间像场院突突不停的扬场机将羞辱、失落、孤独、悲伤、寂寞一层一层地堆积在心里。跟他面对面碰上，我会升起一股哀怨的恨。他不在近旁时，我又会感到难耐的焦躁，渴望看见他熟悉的身影和英俊的面孔。我管不住自己的眼睛往哪儿看，自己的脑子往哪儿想。要是说原来我爱看见他是因为迷恋他，现在我觉得是因为恨他。可我弄不懂为什么恨他还总想看见他，想得百爪挠心，欲罢不能，难道就因为没有得到他？我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一到他面前就那么冒昧、那么失态、那么傻得可悲可怜可恨，我还甩不掉一种被捉弄、被作践的感觉。是谁捉弄了我，作践了我？到底是他还是我自己？

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索然无味。我变得落落寡欢打不起精神。出工的时候慢慢吞吞跟在大家后面打狼，干活的时候三心二意，下工的时候磨磨蹭蹭走在最后收尾。

潘姐说：“咋的啦，黄皮子附身啦，你魂儿呢？”

我没法告诉她自己心里那些荒唐心思，只好连她也不爱搭理了。

一天，趁着晚上不开全连大会，我打定主意上团部，臧海凝有女朋友的事，我得告诉宫苹。我可以在她那儿住一夜，第二天一清早回连队，不耽误出工。

广播员业务性质特殊，二十四小时内必须随叫随到，因此广播室既是广播员的工作室也是广播员宿舍。宫苹的小天地毫无淑女情趣，却不乏温馨。一个不大的房间里，地上铺着砖，右边广播器械和广播台几乎占据了小半个屋子。广播台上方墙上贴着一幅中国地图，对面是宫苹的床，一侧和一头靠墙，床单总是像刚洗过的一样，折叠得四四方方的被子和拍打得齐齐整整的枕头端端正正地摆放在靠墙的一端。

床上方的墙上是一幅宫苹弟弟的书法——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宫苹说，那是柳体字。我不懂书法，只觉得他的字干净、整齐、耐看。想不到那个当年牵着奶奶的手哭泣的小洋人，如今能写出这么漂亮的中国毛笔字。侧面墙上挂着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画像，和蔼的目光注视着屋里人的一举一动。

床另一头的空当处是箱子架，上面是宫苹的木头箱子。箱子架与墙之间是脸盆架，脸盆架旁边地上放着个“喂得罗”水桶。拐过来是窗户，窗下摆两把椅子，窗外是团部的客车站。说客车站其实是夸大其词，团部每天只有一趟客车去火车站，人们不过是习惯性地在这里上下车罢了。

在宫苹的工作室里，我最羡慕的是她睡觉的那张单人床。到北大荒这么多年了，早就体会到睡热炕的好处，但是，在城市里长大的我对一张正儿八经的单人床无论如何难割难舍。自从宫苹搬进了广播室，我总找茬儿上这儿来，跟她挤一夜，享受睡在床上的快乐。

平时宫苹放广播的时候，我要是待在广播室，一点儿声音都不能出，宫苹连书都不让我看，怕我翻页翻出声音。我只能干坐着，憋屈得要命。这天，我掐着时间离开连队，计划九点钟广播结束后到团部。

走到团部营区时，迎接我的已经是沉默的夜，时间算得挺准，才九点多，她不会睡觉的，顶多去串个门什么的。不过没关系，即使她不在，也不会锁上门的。宫苹人缘好，朋友多，公事忙，只要门上没挂“广播时间请勿打扰”的牌子，就经常人来人往，聊天的、借东西的、送稿子的都爱一屁股坐下半天不走。一般人不重礼节，一面嘴里叫着“宫苹”一面推门而入，只有睡觉的时候她才从里面锁上门。

不料，当我伸手去拉门时发现，一反常态，广播室的门反锁着。

“开门！才几点呀就锁门儿啦？”我拍着门大声说。

“啊？小丽！”宫苹的声音让我感到自己是个不速之客。

我的声音微含歉意，“嗯，是我。”猜想她已经钻被窝了，还得爬起来穿衣服给我开门。

感觉过了很长的时间，才听见“哗”的一声开门锁的动静，我迫不及待地拉开门。宫苹一脸尴尬站在门边；臧海凝满脸不悦半躺在宫苹床上，一向是方正整齐的被子和枕头垛被压得瘪塌塌的。

仿佛五雷轰顶，我瞠目结舌：原来如此！

“你怎么这会儿来啦？进来呀。”窘迫狼狈的宫苹恢复了自己，伸手拉我，企图用她惯有的温柔与平和化解僵局。

而臧海凝的脸上却挂上了一副“早不来晚不来，真没眼力见儿”的神情。我怒不可遏地将门猛地一摔，转身飞奔出去，一直跑到通向连队的土路才停住。脚步停住了，心仍在狂奔，脑袋里是空空的，反反复复想的只是一个词：卑鄙无耻。

我垂着头，慢慢地走着，摘下的棉帽子拎在手里，任冷风吹着发烫的脸颊，另一只手解开兵团服，拽开里面毛衣和衬衣的领口，让寒气钻进衣服里面，迅速冷却燃烧般的身体。我想哭，很想很想，但是哭不出来。我凭什么哭，我又没做错事，是他们俩做错了事，他们伤害我了，所以我有权利哭，但还是哭不出来。

臧海凝知道我喜欢他，他怎么会这样，他怎么会跟宫苹好？他这是报复我，就为了在颐和园发生的那件事。宫苹知道我喜欢臧海凝——虽然我从来没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可这层窗户纸本来就是透明的，根本不用捅。她知道还跟他好，那就是背叛我，有意伤害我。上中学的时候她就喜欢臧海凝，原来，这么多年她对我那么好，其实是利用我跟臧海凝套近乎。我真傻，一点儿都没看出她的企图，一点儿都没防备她。哼，她终于把臧海凝给套上了。卑鄙，真卑鄙！

这臧海凝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他说，他不是不爱我，难道他真的既爱我也爱宫苹？那难道他真的是因为以为我处处跟他作对而选择了宫苹？怎么可能？而且，他既然选择了宫苹，怎么还跟我动手动脚？我一遍一遍地回忆这些年与臧海凝的交往，从他对我说宫苹的坏话，到他夸奖宫苹；一遍一遍回想那天晚上的一幕幕情景，从拉开广播室的门到我跑回连队……他不但背叛了我，而且是个大流氓。

我不再去团部找宫苹了。每天广播传来的宫苹的声音都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的心。我恨见异思迁的臧海凝，也恨横刀夺爱的宫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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