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一个下午，大地排在连队西北方不远处修整水渠。说是不太远，干活的地方却也看不见连队的住房。耀眼的阳光反射在皑皑的雪地上，使人感到懒洋洋的，无精打采。

突然，连队方向一股浓烟升起，大家齐声惊呼：“着火了！”

不待老刁下令，全排人马争先恐后狂奔回连。那天刮的是西北风，虽然有大风在身后推着，可是我的腿软绵绵的使不上劲儿，心咚咚咚咚地跳，远远地看到着火的位置是家属房的北侧。

等我们陆续赶到时，三排家属房前一排的两家已经被大火吞噬。离着火点较近的井台和着火点之间，两条人工传送带在打水、传水、往火上泼水。两座豆秸垛已经化为灰烬。几个男生正在奋力爬向房顶——从上面把瓦揭掉，浇水最有效。跑在最前面的司马像是练过武功，一纵身，几下子就爬到房顶上，其他男生也跟着往房顶上爬。老刁指挥女生拆栅栏，阻止火势上蹿。我们像被施了魔法似的力大无比，每家每户结结实实地冻在地下的栅栏被我们一推就倒。

五六层楼高的火苗跳跃着筑成一道炙热的火墙烤得人脸皮生疼。火焰像发狂的暴君肆无忌惮地扑向一家家的柴禾垛，大火在延伸并威胁着后面的两排房子。住在那两排家属房的老职工和家属们不顾一切，拼命往外转移“贵重物品”：炕琴、被子、收音机等等。

大火被扑灭时天已近擦黑，救火没能保住小溜户的前五家。第六家，也就是王文柱家，总算保住了，后面的两排大溜户完好无损。救火中，除了点小擦小蹭，没有人受伤。

暮色中，一排黑黢黢的残墙断壁好像是经历了战争洗劫。不知谁家门前的一根焦黑的柱子还直挺挺的站着，孤零零的像个流浪儿，无言、无助、无家可归。

几个男知青在老韩头家冒烟的废墟里发现了一个被火烤裂了的坛子，坛子里的鸡蛋全熟了，热腾腾的。王文柱怀抱着一个大猪头傻呆呆地看着那几个知青围着坛子大快朵颐。

从四年前来到连队到现在，我们辛辛苦苦地就打了两口井，盖了那么点儿房子。我们在二十一连这张白纸上画的画儿既不新又不美，一些老职工还跟旧社会似的住在又黑、又矮、又旧、又破的拉和辫和干打垒的土房子里，只有这三排家属房算是像点样儿，却半天工夫，损失三分之一。不管怎么样，这是我们的劳动成果，是我们用自己双手给那些老职工建造的家呀。

怕火再烧起来，连里派彩云领我们班守夜。一夜目不交睫、全神贯注地守卫着这一堆废墟，一看见有冒烟或是有小火苗的地方就赶紧浇水，勤快得连周围的狗都懒怠冲我们叫了。

两天以后，潘姐跑到宿舍来，看见我劈头一句：“文柱他媳妇上吊了。”

“调哪儿去了？”我心想，至于这么激动吗？

“哎呀，不是那个‘调’，是上吊自杀了。”

宿舍里齐刷刷一声：“啊？”所有的人都将惊愕的目光投向潘姐。

“着火那天，大王没在连队，回娘家了。今天才回来，一进家门就急赤白脸，说在团部听说，二十一连着火了，家属区烧了个精光，有个叫王文柱的，就抢出个大猪头，有名有姓的，把她给急得脑浆子都快顺着耳朵眼儿流出来了。回来看见家里没事儿，不说松口气儿，反而一口一串我没法说出口的脏字儿，骂得文柱狗屁不是。文柱还了一句说，家没烧已经万幸了，咋这不知福呢？大王上去就一耳雷子。文柱终于急眼儿了，跟他媳妇干起来。后面那排房儿的人都听见了。说的，别看他一傻得呵的囊囊踹（没脾气的人），骂人功夫也不浅，他媳妇家祖宗八代一个没落下，那些脏话能把十九连那水泡子熏得比他们家猪圈还臭。”

“那不奇怪，你想呵，一没文化的大老粗。”有人插嘴说。

潘姐没理那话茬，继续说：“还骂她没用，连个丫头片子都生不出来什么的，然后，他上马号，气哼哼地坐了半天儿，还出不来气儿，又上草甸子那边转了一圈，中饭都没吃。天黑才回家，发现他媳妇在门后头吊着呢。也许是她寻思文柱出去待不了多久，比画比画吓唬吓唬他吧？没成想，他一天没着家。”

宿舍里炸开了锅。

“那大泼妇，小王娶她遭老罪了，活该！”说话的人一脸的不忿。

有人不以为然地说：“嫁鸡随鸡，娶狗养狗，这个狠点儿，那个就让着点儿，两口子好好过日子呗。整这个，瞧瞧，整出人命来了，何苦呢？”

“看来，再老实的人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有人充满同情心，“嗯，倒霉事儿全叫小王给碰上了。”

也有人立刻就考虑到了这件事情的后果，“看吧，没小王的好儿。”

第二天，团里派人来调查处理王文柱媳妇自杀事件，调查结果证明，大王不是自杀而是他杀。没费吹灰之力，小王便老实招供：那天吵架他媳妇像往常一样动手时，他实在忍无可忍，可劲儿地推了她一把，媳妇的后脑勺磕在锅台上。他摸了摸媳妇的鼻子里不出气，知道大事不妙，“急中生智”把媳妇吊在门后边，然后跑出去哆哆嗦嗦地躲了一天。整整一天，他巴望着哪个邻居上他家发现他媳妇的尸体。可他媳妇人缘不好，整整一天，谁也没上他家去。到了还是他自己找指导员报的案。

像上次臧海凝出事一样，小王很快被团里来的人带走了。

元旦过后，一个雾霾的早晨，二十一连全体人马奉命到团部去参加公审大会。团里事先安排二十一连武装排担负三项特殊任务：在公审大会会场做安保，在十九连水泡子边的“法场”做安保和“处理”罪犯尸体。

团部的礼堂里座无虚席。台下各连的知青、转业兵、老职工逮住机会跟其他连队不常见面的熟人打招呼聊大天，主席台上的人讲得什么根本听不清。五花大绑的王文柱站在台下，一边站着一个持枪的解放军战士。大会宣布把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的反革命杀人犯王文柱，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以前总觉得王文柱干活既不勤快也不偷懒；叫上工就上工，叫回家就回家，媳妇打不还手，媳妇骂不还口；休息时大家唠嗑，他从来没话；别人怎么指挥，他就怎么跟随，简直是个没思想没感觉没意识的行尸走肉。可是当两个解放军战士架着他从我旁边走过时，望着他那张惨白的混合着悲哀、恐惧和仓皇表情的脸，我看到一个不但有血有肉，而且有灵魂有情感的人。行尸走肉可以任人摆布，即便被人推下悬崖也无动于衷，但一个有思想有情感的人被逼到悬崖边时是要玩命挣扎的呀。

尽管公审大会结束时，团里宣布各连队职工不得擅自去法场围观，散会后，还是有人提议去法场看看，我没好气地说：

“有什么好看的？”

彩云也说：“还是别去了，怪别扭的。”

回到连队，迎面碰上慌里慌张的秀莲。

“潘姐呢？”秀莲问。

“她跟武装排上法场了，什么事儿？”

“老孙上法场等着捡王文柱的脑浆子去了，我想叫潘姐拦住他。”

我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啊？他干嘛？”

“他不知道听谁说人脑子能给俺闺女治病。我叫他别去，他不听。”秀莲急得直跺脚。

“我找潘姐去。”我拔腿朝十九连的水泡子跑去。

二十一连的人们对十九连的水泡子并不陌生，大地排每年都要去那儿打草。一条一人多深，除了春天化雪时沾点湿气的水利沟将二十一连的地和十九连的地隔开。一般去打草，大家沿着一条拖拉机蹚出来的作业道向南一直走到水利沟，从这头出溜到沟底后，再借着惯力三下两下爬上对面那头。进入十九连之后向东偏南，穿过一片耕作地就到十九连的水泡子了。因为水利沟障碍，大家每次必须把打下的草背到水利沟二十一连一侧，然后装在蹦蹦车上拉回连。

我想也没想，撇开通向水利沟的拖拉机道，一条直线，朝着东南方向插进了一号地。大概是着急上火，平日练出来的在积雪上面走路不下陷的“拿轻”的本事怎么也施展不开，没膝的积雪使我一步一陷。不行，这样反而更慢。我转身又一步一陷地往回走。出了一号地，我被身后飕飕的西北风推着，沿着拖拉机道猛跑，下意识地想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一口气跑到水利沟前，我口干舌燥，上气不接下气，膨胀的胸膛里堵着一面鼓，鼓槌却咚咚地敲击在脑袋里。我停住脚，弯下腰，两手撑在腿上，像一头被追捕的野兽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棉帽子随着垂下的头一骨碌滚到雪地上。不一会儿，头上、身上还在冒汗，可耳朵却冻得生疼。我伸手拾起棉帽子扣在头上，然后鼓足一口气冲下水利沟。沟里面的积雪差不多埋没了整条腿，手脚并用，我吃力地爬出雪窝，爬上沟对面。

阴森的苍穹之下，皑皑的原野之中有一小堆灰蒙蒙的人，等我气喘吁吁地跑到跟前，才看清那一小堆人实际上是围成好几圈的一大堆“观众”。圈子最外围的人伸脖踮脚，急切地往圈里看。我围着一个个裹得严严实实分不出性别的人群绕了一圈，看不出一点儿名堂。押送王文柱的车还没到，这些人看什么呢？

一辆卡车出现在不远处，人群开始蠕动像水波向外扩散，不少人在向后退时绊倒在事先拉来的一大堆柞树条子和一个油桶上。很快，人群闪开了一个豁口，从豁口处能看见持枪的二十一连武装排。卡车在离豁口几米远处停下，两个面目冷峻的解放军将五花大绑的王文柱押到圈子里面，其中一个熟练地用膝盖从背后顶了一下王文柱的膝盖窝，王文柱跪倒在雪地上。另一个解放军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黑布条将王文柱眼睛蒙住，一个面目同样冷峻，手里拿着一面小红旗子的解放军，走到垂头跪在雪地上的王文柱身边，停住脚。

知道这时候潘姐帮不上忙，我在人群里搜寻老孙的狐狸皮帽子。可此刻老孙和他那顶那抢眼与众不同的帽子一并消失在清一色羊剪绒棉帽子海洋之中，我看到的是一顶顶羊剪绒棉帽子下面一张张茫然木讷的面孔。虽然是来看热闹的，这些“观众”的脸上却没有看热闹人通常呈现的兴奋与期待。也许，他们并不是来看热闹的。

这些人与王文柱素昧平生，他们无从知道王文柱所受的冤屈。对他们来说，那一纸宣判书是百分之百不容置疑的。王文柱就是宣判书里所形容的那个危害公共安全、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杀人犯。对他们来说，亲眼目睹枪毙反革命是件稀罕事，也是件解恨的事。

一辆吉普车开进了武装排围起的圈子，一个身高一米九戴墨镜、大口罩、白手套的解放军战士提着一杆枪下了吉普车。他快速走到王文柱背后，抬起枪，在王文柱脑后端正了枪口，拿旗子的解放军挥了一下手里的旗子。等我意识到随之而来的将是怎样的场面，仓惶地用手蒙住眼睛的时候已经晚了。王文柱脑后蹿起一缕蓝烟，接着枪声响起，王文柱的身体向前扑倒在地，一团白花花的脑浆滚在一旁。

这一切发生在刹那间，死亡把王文柱与那些和他朝夕相处的人们永远分隔开了。我身上迸出一层惊汗，仿佛本应跟王文柱一起被枪诀，生死就在那一刻，突然发觉自己只是个陪绑的。我两腿发软，胃液翻腾，头重脚轻，为看到了本来不想看到的这一幕而懊恼万分，等缓过劲来，吉普车已经飞驰而去，其他三个解放军战士也爬上那辆押解王文柱的军用卡车离开了法场。

人群骚动起来，看热闹的人们被一种不可理喻的心理趋使着，涌向王文柱的尸体，武装排战士极力阻止围观的人靠近王文柱的尸体。这个被媳妇虐待了好几年、终于奋起反抗的人得到的却是这样的下场，我的心头燃起愤怒的烈火，替王文柱鸣不平，替王文柱憎恨夺去他生命的持枪者，替王文柱鄙视这些不明真相的“观众”。

突然，我似乎被魔法定住，全身冷却：老孙不知从哪儿冲出来。由于动作的连带惯性，他帽子上黄得发红的狐狸毛看上去柔和飘逸，比平时更加抢眼。他敏捷地用一个布袋子把已经开始凝固的脑浆兜起来，飞快地跑出人圈。

周围的一切变得恍惚了，似梦非梦，我仿佛置身于一副黑白阴暗的画面之中，清楚地看到了许多许多年前的华老栓，而周围看热闹的人们就是华老栓看见的那些“古怪的人，三三两两，鬼似的在那里徘徊”。昨日与今天，何其相似！如果说鲁迅笔下的华老栓是虚构的，鲁迅的故事只是个影射，我目睹的华老栓和围观的人们却是现实的，有血有肉、有名有姓。

我愤然转过身向连队的方向走去。直到感觉到一阵疼痛，我才意识到不知什么时候流下的眼泪在冷空气中像针尖一样刺着我的面颊，而我的心更像是在无数根针尖上翻滚，因剧烈的疼痛而缩得很紧很紧。

晚上，一如既往地打来了晚饭，我却没有一点食欲。盛着棒子面粥饭盆摆在炕沿上，看着手里的白馒头立刻就想到王文柱白花花的脑浆。

柳云琴狼吞虎咽地吃完碗便开始正眉飞色舞地描述烧尸经过。我心不在焉地跟彩云聊天。我俩都是有一搭无一搭地，主要是俩人不想听柳云琴说的话。

好不容易，柳云琴好像是讲完，但又总结道，“经过实践，烧尸数肚子上的肉最难烧，一个劲儿地冒油就是不见小。”似乎，下次再接到烧尸任务，她已积累了足够的经验。

忽然有人指着柳云琴的鞋问：“哎，你鞋上沾的什么呀？”

柳云琴低头一看，“哟，人肉。”

屋里的人一齐轰她：“出去，出去！”

柳云琴自知之明地跑出门去。

我心里烦躁得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上炕不是，不上炕也不是。不行，我得去找老孙掰扯掰扯。

进了老孙家，潘姐和一家人围坐在炕上，面前的炕桌上摆着一脸盆大馇子粥，老孙慢慢地吃着，一口大馇子嚼好半天也咽不下去。

秀莲两手捧着一碗大馇子粥，筷子还在炕桌上，叹了口气，“这人，真够可怜的，闹得这么个下场。”

我们都知道她说的是谁，呆呆地无语，只有小昊呼呼地大口吃着他碗里的馇子粥，时不时疑惑地看看几个魂不守舍的大人。

过了一会儿，潘姐推开面前的碗，说：“俺这胃里头翻腾得厉害，吃不下去。你没瞧见那柳云琴，跟上了烧尸瘾似的，比鲁智深还鲁。尸体烧得吱吱地冒油，我们好几个男的、女的哇哇地直吐，就她一点儿不怵。烧到一半儿，她想用钢钎把尸体给翻个个儿，可是挑了一半儿，就怎么也翻不过去了。嘿，她把钢钎扔一边儿，手脚一块儿上，愣是把尸体给折过去了，我们这帮人在旁边全傻眼儿了。”

我恨恨地接茬说：“所有的知青里头，数柳云琴接受再教育最彻底。”

老孙坐在炕桌的另一边说：“恁可别埋汰俺庄稼人，俺可没教她烧死人。”

我心里强压着的怒火一下子蹿上来，冲着老孙大声说：“还有你，今天下午在法场，我都看见了。你也真干得出来！什么年代啦？还那么野蛮！”

四岁的小昊跪在炕桌边，两手捧着一碗大馇子粥忘了吃，瞪着两只惊讶的大眼睛看看他爹，看看我，又看看气哼哼地盯着老孙不吭气的娘。

本来，见我来势汹汹，潘姐在一边偷笑，再看小昊稚嫩的模样，她赶紧打断我说：“有话好好说，别吓着孩子。”

老孙也赶紧说：“快别说了。秀莲把老刁叫来狠狠剋俺一顿，他这不刚走。那东西，听恁的，俺处理了就是了，放心吧。”

可谁也没有想到，口是心非的老孙并没有把那东西处理掉。他背着秀莲把冻脑子捣成汁，喂给了女儿。不幸的是，一个还未成长起来的生命就这样离开了人间。我对老孙的怜悯胜于对他顽固不化的痛恨，他的愚昧和他的善良对等，而他的狡猾又和他的诚实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