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苹终于办好了她的病退手续。

她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在她那儿过了夜，第二天一早送她上客车。

“你有什么病啊？”我问她。

“什么病也没有。”宫苹回答得很干脆，“我妈在她们医院给我开了张证明说我有肾炎，然后教我去团部医院复查之前采取什么措施。”

“那是作弊！”我谴责她。

“咳！现在都这么干，你在连队越蹲越傻了。”

我一屁股坐在宫苹播音的椅子上，“就剩我一个人了。”

“别难受，你打定主意，只要说一个‘走’字儿，我立刻给你想办法。”宫苹转过头来，期待地看着我。

“可是我不能走。”

“你真想在这儿结婚？”

“我不知道我想不想结婚，但是我知道我不能走，不是光因为司马，也是为了钱薇。我要是在这儿扎根儿，她会愿意继续活下去。”

“又是钱薇，你还能为她活一辈子？”说着，宫苹又向窗外瞥了一眼，忽然看见了什么，她招呼我：“你过来，看！”

我走过去。

广播室旁边的客车站停着一辆客车。一个面容疲倦衣衫邋蹋的年轻妈妈背上用被单捆着一个孩子，一只手提着一个大大的包袱，另一只手扯着一个两三岁的男孩子，身后还跟着一个五六岁的女孩儿，从不远处颠颠地跑到快要开车的小客车门前。她把包袱放在地上，将小男孩抱上车，转身帮小女孩上了车，然后把包袱举到车上，最后，才拉着车门旁边的把手费劲爬上车。门在她身后关上了。

“看吧，要在这儿扎根儿，这就是你的未来。”

“我没想那么远。”

宫苹好心相劝说：“你对钱薇够仁至义尽了，你走，她绝对不会责怪你。”

我说：“我知道她不会责怪我，可是我会责怪我自己的。”

宫苹不解，“那何苦呢？钱薇又不跟你沾亲带故的。其实，即便是沾亲带故，该走也得走。要不是对她太好，你早入团了，没准儿还上大学了呢？你放弃了一切，都是为了她。而且我最担心的是，你闹不好给传染上也得把小命儿给撂在这儿。你没听过有一句古谚，‘通往地狱之路是由善意铺成的’？”

“你不是说不是所有的肺结核都传染吗？”

“是不都传染。可是你知道她的肺结核传染不传染呐？你只是一厢情愿，希望她不传染。”

我说：“反正到现在还没传染上，我不担心。我这样做，虽然心甘情愿但不全是出于善意。我觉得咱们这一辈子从小到大，就跟提线木偶似的，被一根根线牵制着，永远处于被动地位。也许，我老是有一种想挣脱那种被控制的心理，这是一种发泄方式，说是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不去也行，说是反个小潮流也可以。一个人，只要不是去害别人，就应该听从自己心声的召唤，按自己的意图去做人做事。何况，我们家和她们家确实是有缘分的，我不能说出来就是了。因为你明天要走了，我也只能说这么多。连司马都不知道，钱薇更不知道。”

宫苹一如既往通情达理，“这我理解。每个人心里都有跟自己最好的朋友甚至父母都不说的秘密。”

“噢，对了。回去问问你妈妈，看能不能帮钱薇找个医院到北京治病。如果她能上北京治病，那我就回去。”

宫苹责怪我：“那司马怎么办？跟你说两个城市不好办吧。”

我求她：“你就甭管我和司马了，先帮钱薇要紧。”

宫苹一口答应：“行，我回去问问我妈，看她有什么好法子。”

清早醒来，眼睛还没聚好神，平日从不喜形于色的宫苹就诡秘地对我说：

“我都准备好了，给他们来个出其不意。我跟他们说我明天走，今天要站好最后一班岗。他们信了，说好接广播的人今天中午来，我要让全场的人都欣赏一回《蓝色的多瑙河》。”

宫苹把我拉到广播台前，钱薇给她的《蓝色的多瑙河》的唱片已经在留声机上放好。

“其余的唱片在这儿，你带回去还给钱薇。”宫苹又拿出一把大锁，说，“这把锁是前几天买的。除了我，没人有钥匙。”她得意地笑了，笑得开心极了。

我大声叫绝：“太英明了！不声不响地使这么个绝招儿。好一个胆大包天的阿庆嫂！”接着，我模仿起现代京剧样板戏《沙家浜》里刁德一的腔调唱起来：“我佩服你沉着机灵有胆量，竟敢在广播室里耍花枪。”

“行了行了，别瞎嚎了。”宫苹说，“来，这条围巾留给你做个纪念。”

这是一条正在北京风行的拉毛围巾。每次到团部来，我总耍赖把自己破旧的羊剪绒帽子扣在宫苹头上，围上宫苹这条又长又厚的红围巾，觉得自己跟她一样漂亮。

“真的？”我一阵欣喜，立刻又觉得不好意思，“不过，这么娇贵的围巾在连队太显眼，也用不上呀？”

宫苹不理我的话茬，说：“过来，我给你围上。”

我乖乖地走过去。

宫苹一边把围巾给我围上，一边说：“干活的时候还用你那破帽子，跟司马‘压场院’的时候用这个，好提醒你我说的关于爱情的话。”

我笑起来，“你也学坏了，做个好人还得讲条件。”

初冬的大雪在天地间漫天飞舞，伴随着《蓝色的多瑙河》浪漫优雅的旋律，我将宫苹送上小客，离开场部，离开北大荒。

白茫茫的雪原上只有两行灰褐色的车轱辘印伸向迷雾中。雪片在空中漫无目的地随风旋转，《蓝色的多瑙河》的美妙旋律与周围的阴郁苍白很不协调。我低着头，沿着车轱辘印慢慢地走着。纷纷扬扬的雪落在我的肩上和裹着头的红围巾上。透过围巾，我能感觉到头顶上冰凉的雪。我时不时地把身上的积雪抖掉，心境与这天地一样空白，抑郁冰冷。

此时，周围一片寂静，《蓝色的多瑙河》已流向远方，不见了踪迹，耳边只有阵阵风声掠过。抬眼望去，天地之间仿佛有一张巨大无比的网向我罩下来，带着威胁，带着狰狞，带着恐吓。我两腿一软跪在雪地里，泪水夺眶而出。

那天晚上，我对司马说：“我好怕。”

我们靠在一起，坐在潘姐家的炕上。潘姐跟老刁一起上他辽宁兴城老家看望老刁的母亲去了，走之前，托付我帮她看家。

“怕什么？”司马问。

“我说不出来，好像是怕这儿的一切一切。”

“连我也包括在内？”司马又在开玩笑。

我却老实地说：“也许吧。”

“难道我对你不好？”

我说：“不是你对我好不好的事儿。老孙对秀莲好，老刁对潘姐也好。可那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吗？拉柴火、种自留地，缺少文化生活，也感受不到城市文明。”

司马模棱两可，“你想要什么样生活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吗？”

“所以我怕，怕钱薇死，又怕在这儿待一辈子，反正心里非常矛盾。”

司马还是模棱两可：“时间会决定一切，先别考虑太多。”

“希望吧。我的直觉告诉我宫苹她妈妈肯定能帮钱薇找一个愿意接受她的医院，你说是吧？”我看着他的眼睛。

“对。”司马毫不迟疑地说。

我爱他就是因为他会哄人，因为他通情达理善解人意，他知道什么时候该顺着我说。人总有需要抚慰的时候，在这种时候一味地坚持逆耳的忠言，很可能引发不必要的不悦，甚至矛盾。

“可惜我们家人和所有我们认识的人都没权没势没后门儿。这年头，什么都得走后门儿，连治病救人都得走后门儿，叫什么事儿啊！”我无可奈何地说。

司马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又把雷锋给抬出来了的原因，这些年社会风气越来越坏了。雷锋那种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精神得重新树起来。”

“哦，我说呢，怎么又搞起学雷锋来了，到底是党员同志对政治运动理解透彻。”

他挺认真，“可是要想用一个学雷锋运动再把全国带动起来，改变社会风尚谈何容易！”

我问司马：“你说，咱们在这儿这么多年，真的有什么成就，有什么收获？咱们连从外表上看跟刚来的时候没有多大区别。那些年几十万的知青，那么信誓旦旦地跑北大荒来下乡，到现在哪一点儿城乡差别叫咱们给消除了？哪怕是一丁点儿？”说到这，脑海里忽然掠过臧海凝的阴影，心中涌起一阵久违的被伤害、被亵渎、被玩弄、被欺骗的复杂情感，我刹住话。

司马没注意到我情绪的变化，说：“怎么没有？咱们连开垦了那么多荒地，盖了不少家属房儿，小学校盖了新校舍，开办了托儿所，连给地里干活的人送水用的都是带盖儿的搪瓷桶了。冬天知青宿舍里取暖，原煤代替柴火了，有些老职工家也买得起取暖煤了。自从老刁当了指导员儿，咱们连年年盈利……”

心情的突变使我任性、矫情，没让他说完，我就反驳道：“可是你数的那点儿变化并没从根本上提高这儿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除了烧煤取暖，你能说咱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吗？你能说咱们的思想水平有所提高吗？更甭提文化水平了。我怎么觉得，不是咱们没尽到最大的努力，而是咱们的努力没尽到点子上，要么就是……咱们……咳，我也说不很清楚……”

他沉默了一刻，说：“别忘了我可是共产党员，要老是去琢磨那些问题，工作还怎么做？反正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努力干呗。”

“那你是光拉车不看路的老黄牛啰？你也不想想咱们这一代人向何处去？”我还是不依不饶。

他显然不想跟我讨论这些问题，有时侯我觉得我对司马了如指掌，有时侯却又非常地不理解他，有时候我甚至于问自己：“我为什么能这样全心全意地爱一个我并不百分之百的了解的人？”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有了你，我什么也不想了。”司马抱着我倒在炕上。

他用暖暖的温情领我走向另一个世界，很快地，心中的不快烟消云散，我溶化在他的怀抱中。